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