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21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
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规定尽早召开党的九大?这主要是由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国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判断，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判断和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后经过“四清”运动，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左”的思潮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的冲击下，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会参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这是江青对迟迟不召开九大的辩解之辞，自然不值一驳，但他们的险恶用心，却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下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复复的社会大动乱有了平静下来的趋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似乎也已经具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为会议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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