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柯西金1969年北京机场会晤，开启了中苏关系的新时代
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
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
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莫衷一是的记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此前，中苏双方有一系列外交活动。但是，这段历史在不同学者、作家的笔下却不尽相同。兹选出6部(篇)，将有关章节一并照录如下(按发表、出版时间为序):
(一)“两天后(引案:1969年9月11日)，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微妙境地的时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葬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这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尼克松对此怀着复杂的感情，睡不着觉了!”(《中美外交传奇》， 第十三回《毛泽东会见斯诺纵谈天下事周恩来邀请美乒队巧布新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44页。)
(二)“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同柯西金讨论了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问题。”(李连庆主编，王俊彦:《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 第二十四回《时光荏苒国际局势多变化结束过去中苏共同向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10页。)
(三)“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直飞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四)“……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率领的代表团在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在越南时，苏联代表团成员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再次提出了两国总理会晤的建议。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
(五)“1969年9月8日，苏联方面又提出在柯西金赴河内吊唁返回时会见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经过会晤，中苏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并决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六)“1969年9月上旬，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滋涅佐夫紧急约见安志远代办(引案:应为安致远)，我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在访问越南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总理。使馆立即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起程取道印度回国。据苏方说，柯西金的专机在塔吉克上空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掉转机头飞往北京。”(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续一)，《世界知识》， 1996年第5期。另见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3页)
其他还有:张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下卷)，第七十五回《胡志明终留憾言柯西金归途传和意》，(作家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944一945页)，王俊彦:《中美苏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审时度势尼克松决心冲破中美坚冰;弄巧成拙柯西金无耻破坏自取其辱》，(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84页)，寒星:《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法制与新闻》，1996年第9期)等，但这些作者的叙述与事实均有出入。
中苏关系的背景
1969年初，中苏边界东段乌苏里江冲突进一步升级。中国方面在一系列事端中仅仅作出有限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与克制的态度，鉴于苏方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开始在珍宝岛地区布署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珍宝岛大规模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3月中旬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欲用载波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系，中国话务员拒绝接线。当时，中苏高频热线电话有两部，中共中央，另一部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随后，柯西金又于21日通过设在外交部的热线电话与中国外交部联系。柯西金在电话里说，要找周恩来总理并与其举行会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后任驻印度大使)接电话后告诉柯西金:“苏联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没有正式关系。但是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是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紧急拜会李连庆，称: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高频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叶利扎维京又说他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中国外交部，紧急转告柯西金的建议，并想知道柯西金想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否可能。他还表示，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柯西金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讲话，能否用电话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李连庆表示，柯西金来电话业已上报，也会将您刚才所谈上报。22日凌晨，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前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长(大使衔)、大使，后任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冠华(前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后任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和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李连庆等人商议。周恩来在听取了李连庆的汇报后表示:“你说报告政府和我，这是对的。因为中苏还有国家关系。但是你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打击面就大了，而且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苏联领导集团。……”经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周恩来在备忘录草稿上批示“即准备谈判，送主席”后立即让王海容将此件送交毛泽东。待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后，李连庆副司长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叶利扎维金，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3月29日，苏联政府就珍宝岛事件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又“建议”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苏中边界谈判。4月1日，林彪代表中央在中共“九大“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表示:“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4月16日，中国政府表示:“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5月24日声明正式作出反应，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7月10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苏联政府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半个月后，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年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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