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5日,全国无数的青少年都要走向社会，“学雷锋”;2000年的3月5日更是被定为“青年志愿者服务日”。这一切，都是因为3月5日被定为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也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题词以及随之几十年持续开展的学雷锋活动，雷锋作为“好人”的象征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里，雷锋精神作为—种人生理想和崇高憧憬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这一题词并非是在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这个词?为什么3月5日成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呢?故事得从《中国青年》编辑出版的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说起……
1962年8月15日，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所在部队的战友们为他平凡而高尚的实际所感动，最先在军营里掀起了学习他的活动。之后，他的事迹走出了军营，在辽宁全省青少年中传扬开来。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大报也先后刊登了他的日记摘抄。雷锋日记语言朴实，继续简短，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精神却令人读之感动。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也大多是青年，大家同样被雷锋精神所感染，并认为雷锋这样突出的一个人物，即使其他报纸已经渲染过，我们仍然有必要将他更全面、更完整地介绍给读者，让他的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人们以教育和启迪。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其实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报纸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那时，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了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但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打好第二点”，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之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于是，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可是，一想到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大家又有些犹豫了。这时，有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我们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给毛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内容主要是说雷锋同志的实际非常感人，他处处为人做好事，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一个伟大处于平凡的好榜样，值得推荐这个典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与题词。这封信是由当时任思想教育研究组组长的黎勤起草的。黎勤起草好信稿后，找到了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让他用毛笔抄写在信纸上。丁有和后来有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到：“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的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只写了这样几个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中国青年》刊发的“雷锋日记手稿”
发出这封信的时间大约是1963年2月16日或17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从看到《中国青年》的信到题词的全过程。由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细节特殊而又重要，用别的方式转述可能导致失真，现将其照抄如下：
记得大约在1963年2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习雷锋专辑，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在我收到这封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院内。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四面各有5间房、院落中间有几颗柏树。毛主席的我是就在北屋东头的两间房，说是两间，其实是一间，因为中间没有隔扇隔开。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说是卧室，其实也是他的办公室、餐厅兼会客室。因为他在菊香书屋居住地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间卧室读书看报、批阅文章、会客和用餐。为了工作方便，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菊香书院的东院里，这个院种了一些花木，是毛主席平时散步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毛主席的寝室只有几十米之遥，这样有事可以随时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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