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第22卷第11期(1960年6月1日出版)发表的由傅正撰写的社论：《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傅正在雷震案中也曾被捕，但很快被释放
原载《翻阅日历》杂志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为数不多，听说过《自由中国》这份杂志的更加少见。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雷震和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无人不知。在范泓的《雷震的一生》中这样评价：如果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输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
1949年4月3日，这一天特别冷，国民党政务委员雷震来到溪口看望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当晚，蒋介石在老宅宴请雷震一行，席间，雷震把他想办一份叫《自由中国》杂志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对雷震十分信任的蒋介石欣然同意。
在蒋看来，国民党之所以这几年在军事上屡屡失败，与宣传不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告诉雷震：“舆论宣传很重要，你们回去就办，经费有困难，可由政府资助。”
此时的蒋介石绝想不到，十年之后，这份经自己同意创办的《自由中国》，会成为挑战国民党威权政治的舆论重镇，更没想到雷震这个忠诚幕僚会成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敌手。
办杂志影响人心
1949年初，国民党时局不好，胡适和雷震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解决之道。雷震这个人可称得上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1917年刚满20岁就在日本加入了国民党。在与胡适的交流中，两人一致认为：国事到了如此地步，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的监督不够，而挽救时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办报纸和刊物，宣传自由和民主，以挽救人心。
至于是办报纸还是办杂志，据雷震后来回忆说：“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杂志的名字也是胡适所定，效仿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将刊物定名为《自由中国》。
杂志资金的筹措任务落到了雷震身上，他决定筹款10万美金在上海办刊。既然蒋介石已经应允，再加上雷震的人脉，办刊的资金自然难不倒他。从溪口回到上海后，雷震第一个就找上了老友汤恩伯，汤恩伯却一反常态，说自己的警备司令总部根本没钱。雷震坚持让汤筹集5000美金，并于三日内交款。
可是没等杂志办起来，上海就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军队开始溃逃，最后仓皇撤至台湾，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在上海没有办成的事，最终在台北实现了。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北正式创刊，形式是半月刊，雷震任社长。雷震的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