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在成都有这么一些人，在他们模糊的记忆中，祖辈、父辈在抗日战争弹火纷飞的战场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胜利。但在盛世的今天，他们却寻不到哀思的寄托。昨日，市档案馆向本报独家披露了一批未能送达的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将士阵亡通知书，并委托本报寻找英雄的亲人。
▲档案馆披露
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
走进市档案馆恒温恒湿的保管室，年月久远的纸张所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市档案馆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姬勇从档案架上取下一盒牛皮纸质的档案盒，告诉记者：“盒子里装着37名川军将士的阵亡通知书。”
档案盒里薄薄的宣纸已被岁月染黄，上面记录着阵亡将士的基本信息：姓名、所属部队、职务、家族名号、死亡事由及时间、埋葬地点、相貌或特征、住址。“由于地址不详，或亲属搬迁，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复杂情况，这37份阵亡通知书均未送达至将士家属手中，那意味着英雄的家人们直到今天仍然对至亲的下落不得而知!”姬勇的介绍中透着深深的遗憾。
最年轻阵亡将士年仅十八
从年龄一栏，记者发现，37名川军将士均牺牲在壮年，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不等。最年轻的吴少成来自陆军四十七军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一营二连，是一名二等列兵，1940年4月24日阵亡于山西陵川附城镇五虎山，年仅十八岁，家住原成都马道街八号。同为1940年阵亡的黄元吉当时四十岁，埋葬地点为湖北省应山县报本祠附近，其妻周氏居住在原成都县东辕门街一五一号。
这37名川军阵亡将士来自不同的队伍，军衔最高的是上尉连长曾少武。阵亡通知书显示，时年二十九岁的曾少武并无妻女，在1940年6月23日围攻南昌战役中阵亡，其父曾洪兴居住于原成都东门外锦官驿新编门牌九十号。
阵亡通知细节还原历史
一页一页地翻阅这37张阵亡通知书，毛笔书就的小楷繁体字虽极为清秀，但传达的每条信息都力透纸背，令人肃然起敬：弹中头部、弹穿胸部、失血过多心力衰竭、受暑成痢医药无效……致死原因一栏的客观记录，使抗战时的惨烈、川军将士们的英勇无畏复活在字里行间;黑圆脸矮小身材、面黑、面方色黄、面长色黑……通过相貌或特征一栏的简要描述，将士们的亲人如接到这纸迟来的阵亡通知书，眼前定会浮现出已久藏心底的音容笑貌;因战况紧张未经掩埋、埋葬于湖北省随县十里铺附近、埋葬于阵地后方……埋葬地点一栏很多并不精确，让人不禁悲从中来。
物是人非，阵亡通知书上登记的不少“遗族领恤人”住址仍可在今天的成都城内寻到，如一等兵赖华云的父亲赖鼎力住在原成都东门外水井街4号，目前那里正在打造一条特色街区;上等兵文明忠的父亲文运开当时居住在原成都县少城窄巷子第十五号，现在的宽窄巷子正以别样风情吸引着天下来客。而有些住址则太过宽泛，如二等兵杨占云的父亲杨书再的住址仅有短短6个字：四川成都城内;上等兵易顺卿的父亲易大通居住于“成都东门外”。
▲背后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这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终于要全部披露了!”在静谧的市档案馆里，姬勇向记者讲述了这些阵亡通知书背后的故事——
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警察局及相关机构的档案。上世纪60年代初，成都成立档案馆后，这批档案又原封不动地被放到了档案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档案馆里所保存的档案是不面向公众开放的。”姬勇告诉记者，即使在抗战后收到过阵亡通知书的普通群众，在“文革”期间由于担心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一些人都把亲人的阵亡通知书毁掉了。“更别提有人会到档案馆来主动寻找了。”姬勇说，所以这批珍贵的档案在市档案馆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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