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清末立宪运动的最早推手固属梁启超，但正如笔者曾指出，梁本人在首倡立宪时，亦依违于立宪与革命之间。促使梁启超最后放弃革命的因素固然不少，比如来自老师康有为的迫压，来自现实因素的各种考量。但就其思想资源而言，促动梁任公改辙易道，不得不提及一个被任公称为“平生风谊兼师友”的人物，他就是广东嘉应黄遵宪(1848年-1905年，字公度)。
今人提起黄遵宪，一般都是和“诗界革命”联系起来，所谓“我手写我口”《人境庐诗草》等，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黄遵宪。但，黄遵宪的面相是多元的，在诗人、教育家、外交家之外，还有一个未必是政治家但却极具政治思想的维度。该维度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不为今人所熟，但对立宪初倡时的梁任公，其作用有如拨乱反正的路标。
黄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梁，而且在清末最后一代士绅中(如严复、康有为等)，亦有相当突出的代表性。清末立宪最后归于失败，黄遵宪的思想亦隐而未彰。这是一笔久已忘却的历史遗产。
“君民共主”的政体选择
黄遵宪是梁启超的前辈，比梁大25岁，但他们是忘年交。这之间的过从还要从清末立宪前的戊戌维新说起。1896年3月，梁启超从北京到上海，“始交公度”。不久即在黄捐助并参办的《时务报》任撰述(即今天的主笔)。这是维新派开办的一份报纸，力主变法。梁启超也是从这里开始自己漫长的笔政生涯。次年秋，梁离开《时务报》，转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黄遵宪已调任湖南按察使，佐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按熊希龄说法：“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
《时务报》和时务学堂都是戊戌变法的前奏。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因为“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惹怒湖南顽固乡绅，向京都告发，以致成为戊戌党祸发生的缘由之一。戊戌之后，康梁分别逃离海外，黄遵宪在上海亦面临被捕之险。幸亏由于日本公使的干预(黄曾使日任参赞)，清廷只是将黄削官革职，放归故里。
前期，黄对梁只是提携后学，奖掖才进。黄对梁的思想产生影响，主要是在他们的交往后期，即在戊戌失败之后、立宪展布之前，直到1905年黄去世为止。时黄在嘉应，梁在日本，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便是隔洋飘海的书信。几年下来，他们的信函往来累达十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史的上好材料。
1902年左右，正是年轻的梁任公趋于激烈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