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南京，撤退的国民党士兵
上海军管会人员捕获的暗藏的武装特务
1949年，陈佩结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一，16岁。4月23日的那一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整个南京城的人们恐怕都难以入眠，等待着这个城市的又一次历史交替。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时有抢劫案发生。陈佩结记得，那时她住在离鼓楼不远的平仓巷，从家中的窗口向外望，附近的司法部大院火光熊熊。家里大人都叮嘱说，千万不要上街上去，一家人全都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曾对解放前夕的南京城有过描述：4月23日，“站岗的警察不见了，满街都见着制服的人群急忙中往中山门跑去，中央航空公司接送客人的车辆被拦去了。经过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和总统府门前，警卫已撤离，里面的好多桌椅被搬出来。总统府对面的房子一大群老百姓正在那里推瓦拆屋……明故宫机场挤满着走的人，某院秘书长想挤上某部的包机，结果被人推下来。早上六时记者打下关的电话，无论你打么地方只听铃声响，却没有人接电话。”“此间抢劫之风仍炽，暴民将剩下的粮食抢劫一空。抢得店中物品的暴民又复遭黑吃黑，殴击不时发生，稀疏的枪声不时听到，但不悉来自何方及原因何在。在街上行驶的车辆皆被拦住遭劫……”
但是陈佩结的父亲陈裕光那晚并不在家里。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他那一晚守在自己的校园里，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共同护校。一位名叫冯世昌的金陵大学校友，忆起那天晚上，街上满是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于是我们同学就上街把枪支拾回来，‘武装’保卫学校，农专同学还拿来一挺机枪，放在校门口助威”。
4月2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大部队开进南京城，登上蒋介石的总统府。
末世的逃离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到1949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恢复到了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他们的保姆和佣人又有9万，产业工人不过9万，用当年共产党南京新政府的一份报告的话来描述，这是一座有“庞大的寄生消费人口”的城市。
还是在1948年年初的时候，这座六朝古都已经开始又一次人心惶惶。1948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而三大战役尤其是令国民党丧失了55万军队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进行，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肯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则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在发了三个月工资后被遣散。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役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现中央已公布疏散眷属办法，并责由交通部统筹办理疏运事宜。本府为适应战时状态，自应与中央方面采取同一步趋，并为谋同人疏散眷属之便利，兹将11月份薪金提早于本月15日以前一律发清。其愿自动辞职，送眷回籍者，同时加发薪金一个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了南京，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1949年1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而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三个月的薪金只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于是，面临失业的财政部的员工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施以老拳，结果不但争取到三个月薪金，还有3000元疏散费。消息传开，各部门机关的公务员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正在进行的“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南京的文化部门，如大学、博物院、研究院等，也面临着迁与不迁的抉择。
金陵大学陈裕光：“乃志留下”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肇始于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成为金陵大学。民国时期的诸所教会大学中，南京的金陵大学与北京的燕京大学素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誉。陈裕光自1927年受命成为校长，到解放前夕已经干了22年。在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是最重要的几所高等学府。国民党当然是希望它能迁到台湾去，况且，陈裕光的妹夫，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立武在教育部任上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其实，这些文物在抗战期间，也是经他的手千辛万苦从南京运到西南的贵州四川等大后方的。1948年冬，淮海战役正在激战之时，杭立武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指示，筹集经费、洽定船只，挑选了3824箱文物精品，分三批由海军“中鼎”舰、“昆仑”舰和招商局“海沪”轮运送到台湾。
但是，杭立武运得了文物，却运不走人物——他连自己的内兄也运不走。陈裕光坚决不同意金大搬迁。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金大是否搬迁的问题，陈裕光与他的同事们曾反复讨论过几个月。当时一位名叫李扬汉的校友记得，陈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会，会场气氛相当紧张，门紧紧关着，但有学生在外面偷听。主张迁校的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想走。陈佩结这样解释她父亲为什么不想走：“搬一次家多不容易!抗战的时候我们曾搬到成都。金大是私立学校，政府是不给搬迁费的。当时是教职工们说，我们少拿工资，让学校筹集到资金来搬家。以后学校再慢慢还!抗战胜利了我们刚刚才搬回来，还要朝哪里搬?搬台湾去，到台湾的哪里?费用又哪里来?”
1949年1月18日，陈裕光给当时在台湾的校友胡炽昌写了一封信：“经费无法筹措，新旧校址亦不易有妥善办法，决定不迁，仍举行招收新生”，“不便离校，只有护校。师生皆有留我的迫切愿望，乃志留下。”
杭立武本人也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对金大何尝没有感情?1937年抗战时那次搬迁，杭立武走前曾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和兼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身份，邀集各教会学校的部分英美友人和商界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金陵大学等地区划进“安全区”，保护了不少中国躲进金陵大学的同胞的生命。但是这次，杭立武搬不走金大了。
杭立武只好退一步，希望能把他内兄一家带走。他为陈裕光一家办好了护照和机票，到4月22日下午，杭立武夫妇登上南飞的飞机之前，还在动员陈裕光跟他们一起离开南京。陈裕光含着泪，仍然是坚定地拒绝了，目送妹妹和妹夫远去。这一分别，就是40年。到1989年陈裕光临终前才再次见到妹妹，而杭立武，再也没来过大陆。
在杭立武赴机场的路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已经非常混乱，并有抢劫事情”，他看到了署有陈裕光名字的“南京治安维持会”的安民告示。这个维持会的主任，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议马青苑，副主任吴贻芳，陈裕光任委员。陈裕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南京市参议院议长。他们已经在积极地迎接解放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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