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这所公民小学召开
在建议和反建议争执不下时来了个“钦差大臣”
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1929年5月，朱毛红军打到闽西，好多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前委(前敌委员会简称)，毛泽东为书记。接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来信，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又指示“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以后机构设置虽然仍有变化，但红四军的决策领导层里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
1929年2月初，朱毛红军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呢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存在分歧难免，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没想到事态发展出现了波折。那年3月，红四军攻占汀州，三打龙岩，取得胜利，闽西革命形势非常好，红军也有了相对安定的新环境。突然，上海中央军事部派来了一个叫刘安恭的“钦差大臣”。他一到立刻打破了闽西根据地的平静的气氛。
刘安恭1899年出生于四川，比毛泽东小六岁，1917年留学德国，与朱德在德国认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底党组织派遣他与刘伯承等40多人一起前往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刘因与“托派”人物来往而被遣返回国。1929年春，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派他和罗瑞卿等6人一起到红四军工作。
他们一行在上海登上了开往厦门的日本轮船，刘安恭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住一等舱，罗瑞卿等人则在统舱。正当船将开时，几名日本侦探来到统舱抓走了一个海盗，因为怀疑统舱里还有海盗的同伙，因此统舱里的乘客全部被赶上了岸。罗瑞卿等人没走成，他们于七八天后改乘一艘法国邮轮到达厦门。到了闽西，才得知红四军已回赣南，他们被福建省委派往闽西的农民自卫军当教官。而先行一步的刘安恭则已在红四军工作，并自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动辄就搬出马克思书上怎么说，苏联红军怎么做等语。他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应好好改造，说什么“红军不正规”，“中央要求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应离开军队，以缩小目标”等等，还信口开河地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
很显然，刘指的“反对”一派是朱德和毛泽东。以他的身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在红四军里自然引起了混乱。毛泽东心中有数，刘安恭表达的是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
“二月来信”，红四军前委是在1929年4月3日收到的。信中要求红四军分散、分小活动，“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毛泽东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直截了当地称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提出要“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而刘安恭则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做出一个令人惶惶不安的决定，他说，今后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种下级命令上级、下级架空上级的做法，让一向有自己独立思考习惯和刚毅性格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怎么能接受?叫前委怎么领导工作?毛泽东一向自有主张，坚持实事求是。5月底他在前委会议上针锋相对直抒胸臆：“我看没有成立军委的必要，不要搞形式主义，有其名而无其实，要有了也没用，还不如不要。”刘安恭一听到毛泽东要取消军委，激动地说：我不同意老毛的意见，据我了解，前委在四军管得太多了，权力也太集中，你老毛简直就是书记专政，搞家长制。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设立军委约束前委，健全四军党的组织制度。”会议双方争论激烈，大家寸步不让，直到天快黎明时，无果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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