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都异常繁忙的一年。但就在这一年，中国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却突然恶化。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心情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在二月十二日凌晨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这次病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经过二十多分钟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但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这些状况，外界自然都毫不知道，仍以为一切重要活动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但由于中美关系改善这件事太重要，毛泽东坚持要会见尼克松。这使周围的人十分紧张。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吴旭君录像讲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页。本来，外交部安排他只会见十五分钟，结果却谈了六十五分钟，这几乎全靠他的意志力量支撑着。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那天，宣布散会时，毛泽东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代表们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谁也没有退场。毛泽东只得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恩来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这样才把这个场面对付过去。
周恩来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实在过于劳累，心情又异常焦虑，犯了严重的心脏病。但他仍坚持没日没夜、有时是通宵达旦的工作，既要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揪心的难题，又要处理异常繁重的国内经济工作和对外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被发现并确诊患有膀胱癌。但当时没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邓小平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回到北京并开始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的)。七十四岁高龄的周恩来，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更不顾及医生规定的工作限额。他这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被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上工作日程。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选出。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觊觎已久。毛泽东病重，使他们这种野心更加膨胀，也更为迫切。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最需要集中力量攻击的对象也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非常困难。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能够继续运转，为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做了坚韧不拔的努力。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不这样做便无法发挥前面说的那些作用，而这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又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这种作用。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十分痛苦，但舍此别无选择。陈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曾这样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第242页。因此，他被江青集团看成主要障碍是很自然的。
江青和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人们几乎并不了解。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的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江青的种种表现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不再愿多见她。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写道：
“七○、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也不见了。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脱，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他的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这年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听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时态度软了，提出严厉的批评。江青等认为这正是可以借“批孔”的题目攻击周恩来的机会。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道：“‘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一九七四年一月，也就是春节前后，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和机关送去“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一月二十五日，在江青策动下，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到当天近中午时才得知开会的消息。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等频繁插话，说：“要反对折衷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说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在报刊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借“批林批孔”之名，含沙射影，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又在北京、天津到处讲话，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的局势再度动荡。造反派又活跃起来，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组织，兴风作浪。他们在工矿企业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煽动停工停产。在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鼓吹“矛头向上”，张贴大字报，制造事端。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开展“大批判”，接连批判《园丁之歌》、《三上桃峰》等地方戏曲，吹捧“白卷英雄”，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等，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有些地区，如浙江等，又出现冲击省委、抢夺武器和严重武斗事件。
本来，国民经济自一九六九年起每年都有较快的增长，五年中工业总产值最低的一年也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一九七四年前五个月，山东、湖南、贵州、内蒙、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四川等十一个省区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虽然中共中央于七月一日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混乱局面有所控制，但终难改变许多企业的半瘫痪状况。‘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一九七四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页。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可以说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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