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国家和军队的档案事业，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关于档案建设管理的思想和实践。回顾毛泽东主席关心、重视档案工作的事迹，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中，毛泽东主席是最早从事档案工作的。早在我们党初创时期，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秘书制度，中央局秘书由毛泽东主席担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中央一切函件均需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字才能发出。这是毛泽东主席最早从事实际的档案工作，也是我党档案工作的开始。
随着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我党我军的档案事业基本形成，一些基础性的政策规定相继推出。1934年4月，毛泽东、朱德、项英联名颁发《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要求对红军作战资料进行收集和编撰并给予保存，以作为今后制定作战方案的依据和参考。同年12月，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签发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条例》，其中对财政档案有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账簿、单据等财政会计文档，保存时间为5年，销毁档案由“机关负责人监视销毁之”。这是我党早期档案保管、征集、利用、编研的专业性法规。
在这一法规的指导下，党和军队的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使各类重要档案被编辑成手册或汇编，为我党和我军发展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部分极为珍贵的档案保存到今天。如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化名为中原）关于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策略致前委的信；1929年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化名向彩霞）关于秋收起义暴动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化名世荣兄）的报告；1929年1月，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此布告作为档案保存下来，毛泽东主席专门题注“这是红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途中”）；1933年3月21日，红一军团关于草台岗战斗部队开进部署图。此战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1933年7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出版的《红色中华》第97期第6版，刊登了李一氓“关于南昌暴动的故事”与何长工“关于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两篇回忆文章；1934年4月11日，朱德、周恩来关于敌向我进攻新计划及我之部署给各军团的指示。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在该指示上批示：“秘密，阅毕焚去！！！”后因情况危急，文件未来得及烧掉。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份文件幸存到今天，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在党和军队的历史研究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珍爱档案，视档案文献为生命，是我们档案人的骄傲。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主席有两个装满档案文献的竹箱子，他说：性命可以牺牲，这些档案文件不能丢掉。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及中央军委下成立机要科，该科附设于中央军委，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行动，这是我党我军最早带有保管档案作用的机要科。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向中央秘书处移交了他长期保存的7包历史文件和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成为我党我军档案中的珍品，为我党党史和我军军史重要文献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档案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毛泽东主席也更加重视档案事业。193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决定成立红军历史征集编研委员会，鼓励广大红军官兵撰述红军战斗经历，增强和培养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档案意识，这就是我党历史上最早专门征集、编辑党史军史的机构，使我党和我军的档案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档案工作发展，使档案工作由收集、保管、利用到编纂、编辑研究都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如：我馆至今保存的珍贵文献《关于太岳决死一纵队百团大战战斗详报》《关于太岳留守部队百团大战战斗详报》《关于太岳留守部队一、二、三阶段战斗总结》《太岳军区抗日战争史》等。1941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中国档案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起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指导收集、保存档案的重大作用；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导并参与编辑的400万字的大型文件档案汇编《六大以来》，对指导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为档案编纂事业树立了典范。1943年，毛泽东主席利用在江西根据地撰述的农村调查材料，编印《农村调查》汇编，并亲自撰述序和跋，指出“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强调“我们自己非做收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材料”。 要收集材料理所当然应更好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毛泽东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20年来我们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更没有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1947年3月，因胡宗南部逼近子县，安子文派4人去中央材料科驻地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疏散不要惊慌失措，档案不要都烧，但只字片纸不要落入敌人之手。充分显示出毛泽东主席对档案工作的关注之情。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两处提及接管档案问题，指出，国民党各级政府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人员，要各安职守，负责保管机关企业的“资财档案”，听候人民政府接收处理，严申保护有功者奖，破坏、偷盗、携带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予以惩处。可见，毛泽东主席对档案的关注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档案事业十分关心。195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负责人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谈及文书、档案工作时，毛泽东主席作了对档案工作的专业性指示：“分门别类，便于保存和寻找。”1953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文件保密工作细则》，决定在全军范围内设立保密室，负责处理档案工作，逐步建立文书的立卷归档制度，使新中国档案事业进入到正规化、专业化的建设中。
(作者单位：成都军区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