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达斡尔族，莫日登氏，生于1886年，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人，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便以文采飞扬而脱颖而出。《呼伦贝尔志略》中称此人“志量豪迈，英风伟略，冠绝一时。”他为官半世，数载殚精竭虑。他掀开了日本法西斯一张张阴险毒辣的底牌后，搁置了“力保一方平安”的狭隘的地域意识，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抗击日本侵略者。
平定色布精额之乱
1917年，由日本人扶助的“满蒙独立”勤王扶国军司令巴布扎布的“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二千余人攻占了海拉尔，废除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成立了亲日的“提督府”。在此危急时刻，年轻的凌升组织了各族牧民联军，在副都统胜福的领导下，收复了海拉尔，把色布精额匪帮驱逐出呼伦贝尔，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向呼伦贝尔地方的政治渗透。
在呼伦贝尔人与匪帮的抵抗过程中，一直被年逾七旬的老胜福安本看中的笔帖式(秘书)凌升，几乎成了呼伦贝尔的顶梁柱。后来，凌升又陪伴老安本叩求于张作霖、段祺瑞，恳望协助出兵，收复家园，但因军阀们已经探知色布精额武装由日本扶植，皆推诿搪塞。胜福安本悲绝之际，凌升主动向胜福安本提请担当特使，只身前往哈尔滨，与沙俄驻中东铁路护路军鲍尔金斯基将军会晤。凌升在谈判中灵活得体，很快与俄方达成了联合消灭色布精额扶国军、收复呼伦贝尔的军事协议，与鲍尔金斯基拟订了联合进攻扶国军的时间和周密详细的军事计划。安抚好流亡的胜福安本后，凌升马不停蹄，返回已经沦丧了的家园，走遍陈巴尔虎旗、索伦右翼正黄旗、额鲁特、伊敏、辉河、新巴尔虎左翼旗和右翼旗，串联呼伦贝尔各族的力量，终于向色布精额匪帮讨还了血债。
在平息匪乱的过程中，凌升显示出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
苏炳文赠给凌升“铁血救国”袖章
凌升为人性格倔犟，敢做敢当，凡事注重民族关系和地区特点。在任期间主张重牧方针，采取保护牧场和林区等措施，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推进的殖民统治政策，努力维护当地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凌升通过地下组织进行抗日活动，致使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边境武装冲突中屡遭失败。
1920年以后，因收复呼伦贝尔功勋卓著，已升任呼伦贝尔安本两厅帮办的凌升，又先后出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北京政府参议，被封为辅国公。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后，强调民族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农民无节制移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1928年，凌升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冬发生中东铁路事件，1930年1月中苏达成停战协议，苏军撤退前其驻海拉尔司令部布勒基尔将军与凌升多次会晤，双方达成反日同盟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凌升一度对亡清复辟，成立伪“满洲国”抱有幻想，赴旅顺拜见溥仪，并参加了一系列“满洲国”的“建国活动”。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凌升的幻想，凌升在任兴安北省省长期间，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的奴化政策，逐渐地由幻想到抵制，进而走上了公开的反抗道路。
1932年10月，爱国将领苏炳文(时任黑龙江省哈满护路军司令)在海拉尔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坚持抗日，逮捕潜伏的日本特务，搜查日侨住宅和商店，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凌升代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给予支持，拒绝日本驻海拉尔情报军官寺田大佐要求避难的请求。后来苏炳文率部撤入苏联境内之前，留给凌升机枪2挺、步枪45支及数万发子弹等军火，并赠给凌升一幅亲笔书写的“铁血救国”袖章，以激发凌升抵抗日寇的热忱和保土安民的责任。
公开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
1936年3月在伪满蒙政部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会上凌升公开反对日本侵略者一些殖民政策，诸如土地国有，日籍人士任伪满官吏，把日语作为伪“满洲国”国语以及把蒙古地方行政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
这次会议的核心是由兴安各省呈报详细的“土地奉上”计划，核准后形成决议，以“国务院”蒙政部名义颁布实施。各省省长会前受到凌升的激励和鼓动，觉得有了主心骨，在会上个个板起面孔，默不做声。凌升连一份“土地奉上”的草拟提纲都没有。气得日本人把桌子拍得山响。日本人逼着凌升必须表态，凌升把桌子拍得比日本人还要响：“请问何为‘土地奉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除非遭遇侵略和胁迫，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奉上?满洲国是大清国的延续，日本当局也一再向国联承认并重申这一点，可它既然是一个有自主主权的国家，怎么竟连土地的自辖权都没有?呼伦贝尔也好，兴安北省也罢，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然草原啊，一旦被强行农垦拓耕，很快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大面积沙化，……本省长现在就可以阐明态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省长有责任早该为此表态了，这也是我省无法接受土地奉上政策的根由。”凌升的话逻辑清晰，举座皆惊。
“再有，下面的话虽不在本次会议讨论之列，但也确属各蒙事机构监管范畴。”凌升似乎预感到以后公开讲话的机会兴许不会再有了，索性直指要害：“以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这是典型的文化侵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世代重视自己的教育，可你们逼我们的孩子学习日语，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强行从精神上对中华民族彻底征服吗?”
凌升的语言像离弦的响箭，所向披靡。“你们又把东蒙打碎分成了四个省，这是企图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表面上看，皇帝、大臣、地方官都是满洲国人，实际上你们日本人一手遮天独揽大权，你们随意杀人、逮捕、横征暴敛，而满洲国却成了傀儡政府，我们也成了傀儡政府的傀儡官员，当这样的官员是可耻的!”
凌升的控诉和进攻性话语，改变了四省省长联席会议关于“土地奉上”的落实方向，彻底揭露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
几年来，凌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获悉了大量的高端情报，掩护了很多抗日志士和苏联情报人员。
被捕入狱遭受酷刑
1936年4月初，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及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警务厅长春德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吏逮捕。
凌升对自己遭遇逮捕似乎早有预料，表露出的镇定和鄙夷的神情使日本人甚感意外。宪兵队长北川立即受命审讯凌升。凌升坦然地认可了所谓罪行中的六点：一、反对了日本人的侵略政策;二、反对了“分割东北”的大日本政策;三、反对了日本人强行推行的“土地奉上”;四、反对了以日语做国语;五、反对日本人肢解东蒙为四省;六、反对了日本人将溥仪“傀儡化”政策。凌升重申：“这些被你们既定了的所谓罪行，都是我以往在会上公开讲过的话，有的甚至是我至今也一直在质问你们的。”北川将手里的香烟按进了烟灰缸：“奉劝你不要太嚣张，我见得最多的就是像你这样从刑讯室那扇门挺身走进去，再屈膝爬出来的家伙!”
“那你们就试试吧。”凌升平静而又斩钉截铁地回应。
关东军的行刑室里酷刑很多。上大挂、灌辣椒水、灌洋油、抠指甲、电击火烙，一个流程下来，什么样的铁汉也会被折磨得皮开肉绽、生不如死。
从审讯室里，不断传来行刑队员穷凶极恶的逼供声、拉动铁链的铿锵声和摧残筋骨的磕打声、烫烙躯体的哧啦声，潮湿的血腥和皮肉焦灼的气味，沿着透气不畅的走廊，飘荡而来。给凌升施受酷刑的时间和强度，早已超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北川格外留心地辨别着，但是没有传来他期待的惨叫声和哀求声。北川吆喝着魔鬼般的打手们，动用了各种刑具，变换着灭绝人性的花样，一遍一遍地给凌升施刑。
酷刑过后，凌升健壮的身躯已变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他总是百折不挠地强调：“别人无罪，我的‘罪’我一人抵，不要牵涉无辜者。”
“我不会跪的，快砍吧!”
1936年4月22日，“满洲国”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兴安北省省长凌升。日本关东军做出判决：……凌升，反满抗日，里通外国，密谋反叛，从事多项间谍活动，罪名成立，现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凌升被杀害前，关东军发表了《凌升私通苏俄内幕》的“记事解禁”，还试图在监听中得到一些意外收获，准许凌升家人前往“新京”宪兵队司令部监狱探视。临别前，凌升长跪在地上，满含深情地叩拜了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下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我维护了呼伦贝尔的利益，故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和仇恨……
1936年4月24日，“新京”细雨绵绵，天空阴云密布。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被押往“新京”南岭刑场。
日本人将方圆几十公里的一大片丘陵地带用铁丝网围住，全副武装的关东军将刑场戒备得森严恐怖。但今天的戒备更不同于往常，就被捕前的身份而言，“满洲国”“建国”以来，还没有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而且还是皇帝的亲家，被日本人明目张胆地斩首。
尽管镣铐铿锵，凌升却是昂首挺胸，一脸从容。他的眼神不曾在任何一个日本人身上停留，包括已经领取了拭刃毛巾的刽子手。凌升放眼环顾刑场以外，表情如同在视察呼伦贝尔的家乡，俯瞰着那万马奔腾的茫茫草原……
监斩官宣读了执行书，随后行刑官指着一块地势低洼的空地，大叫道：“跪下去!”
“我不会跪的。”凌升信步走下洼地。他将目光瞭向天空，确认了一下呼伦贝尔的方向，然后，按照达斡尔民族的习惯，笔直地盘膝坐了下去。
监斩官问凌升：“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凌升遥望家乡，清晰地回答：“没有。”
监斩官被凌升的从容震撼了。“需要戴覆面罩吗?”他问。
“不要!”面带冷笑的凌升，看了那黑色的覆面一眼，摇头时，肩膀丝毫没动。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没有。快砍吧!”这是凌升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本文部分资料选自刘长庆著《民族英雄凌升》)
小传
凌升 又名福贤，字云志，达斡尔族，1886年生于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1917年协助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平定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之乱，收复海拉尔。伪“满洲国”成立后，凌升虽然任“兴安北省省长”，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多次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抵制。1936年4月14日，在海拉尔被日本宪兵队逮捕。4月24日，日本关东军以反满抗日、里通外国、密谋反叛等罪名将凌升处死，时年50岁。
小故事
访问日本
凌升有一次作为伪“满洲国”的地方大员到日本访问，日本人宴请他时，在宴会上凌升吃了一道菜，肉很特别，就问是什么肉，翻译告诉他是田鸡，凌升很奇怪，没听说过还有田鸡这种动物，翻译告诉他田鸡就是癞蛤蟆，凌升大怒，站起来把筷子一摔，大骂日本人糟蹋他。
日本人请他参拜天照大神，他不去。说：“我不信你们那个神，也不进你们那个庙，我这次出国考察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于是日本人就请他去看动物园。参观动物园时有一个节目，是由一个高大的猩猩后腿站立起来，欢迎着远来的客人，并同每个客人握手。众人都上去握了，凌升则厌恶地走开了，随同的日本官员劝他别惹麻烦，他说：“什么握手?它伸出的那东西叫爪子，你难道连手和爪子都分不清吗?”
轰动中外的“凌升事件”
1936年4月初，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及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警务厅长春德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吏逮捕。在宪兵队凌升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供出一个通苏通蒙同伙的名字，一人承担了所有“罪名”，随后凌升等人被押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1936年4月24日，经日本关东军军事法庭审判，以“通苏、通蒙、反满抗日罪”在新京南岭刑场将凌升等四人处决，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凌升事件”。
“凌升事件”让溥仪感到幻灭的滋味
溥仪《我的前半生》节选：
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须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日本人印发秘密手册
凌升等人被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了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