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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与大儿子滕久翔的故事

北京的金秋,红枫似火,天高云淡。

座落在煤渣胡同27号的滕代远公寓,芳草葳蕤。

那是在1950年9月的一天,警卫员杨万聚接到铁道部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说从湖南麻阳县来了一个青年,自称是滕部长的大儿子,请示如何处理。

杨万聚立即向滕代远作了汇报。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麻阳县下玳瑁坡村。1921年17岁时,父母包办,和比自己大四岁的农村妇女谭红玉结婚,次年生育一子。1923年外出到常德求学,1924年投身革命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再也没有见过妻儿。

滕代远对儿子千里来京寻父,颇感意外,他对杨万聚说:“我在湖南麻阳老家确实有一个儿子,算起来已经28岁了。我参加革命离开家时,他才一周岁。整整27年啦,我从来就没有回过老家,见了面也不认识。”

滕代远思考一番后又说:“全国刚解放,社会情况很复杂。咱们慎重一点,我先不见他的面。你把他领回来安顿到值班室,叫杨静波秘书代我先问问情况。”

于是,一场“认子考试”在值班室开始了。

杨秘书手里拿着滕部长亲手写的“考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滕久翔。”

“哪年生的?”

“民国十一(1922)年。”

“你母亲叫什么?”

“谭红玉。”

“比你父亲小几岁?”

“不是小,是大四岁。我奶奶说是父母包办婚姻,我爸爸不愿意,所以逃婚跑了。”

“曾祖父叫什么?”

“滕绍康,是个秀才,教过私塾。”

“曾祖母呢?”

“谭引香。”

“爷爷、奶奶?”

“爷爷叫滕国权,奶奶叫谭桃秀。”

“你奶奶生了几个孩子?”

“四个,一子三女,我父亲是最大的。”

“你父亲的小名叫什么?”

“龙兆。”

杨秘书又问:家里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门口有几个岩擂钵、石阶有几级?久翔对答如流,一点不差。

平时十分稳重老练的滕代远,此时变得有些“失态”,他和1938年在延安结婚的夫人林一,竟然躲在门外偷听“考子”情况。

“是久翔!”滕代远确认来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推门进了值班室。

滕代远深情地端详了一番久翔,又惊又喜,“久翔,我就是你的爸爸。”

久翔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父亲,好一会儿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她,”滕代远指着站在旁边的林一说道,“你叫妈妈。”

久翔非常爽快叫了一声:“妈妈!”

“真是个好孩子!”林一满心喜悦,爱抚地拍了一下久翔的肩膀。

见儿思母,滕代远急切地问:“奶奶好吗?”

“奶奶经常有病。她老人家逢年过节就跑到咱家的桐树林,望着山寨的路,盼您能回家。我们一提起您,她就哭得不停。”久翔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爸,这是你给奶奶写的信。”

滕代远接过信封,一眼就认出是自己几个月前写的信。顿时喉咙有些哽咽,“27年没见到她老人家啦,做儿子的不孝啊!”

林一担心代远想起老母会伤心过度,连忙学着湖南人的腔调对久翔说,“伢子,有堂客(妻子)了吧?!”

“有啦,堂客都给我生下儿子啦。”

“我有孙子啦!我有孙子啦!”滕代远听到这个弥足珍贵的消息,抑制不住欣喜,两眼涌出了泪花。

滕代远留久翔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头几天,警卫员杨万聚陪着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和北海。滕代远也尽量抽时间和久翔聊天谈心,还带他参加一些活动。

有一天晚上,滕代远带久翔到长安剧院看了梅兰芳演出的一场京剧。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长时间的鼓掌,表示祝贺演出成功。

从偏僻农村来的久翔,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鼓掌。

父亲把他拉起来,叫他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并且语重心长地告他,“俗话讲,尊人尊自己,轻人轻自己。你要学会懂礼貌,讲礼貌。见老人要先鞠躬,后握手,再说话。”

“十一”国庆节那天,滕代远领着和林一结婚后生的三个儿子(7岁的久光、5岁的久明、3岁的久耕),陪着久翔到颐和园游玩了一天。父子五人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一起合影留念。

照相完毕,滕代远交待儿子:“过几天回老家,把这张照片带回去,给奶奶看看。”

久翔一听父亲要他过几天回老家,便央求说:“爸爸,我在麻阳搞农会工作,没得啥子意思。你现在是中央的铁道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

滕代远想了想,耐心地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事情做,但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利,即便我当部长也不能例外啊。”

久翔一听,赧然低头,沉默不语。

“伢子,你上有奶奶,下有儿子,还有堂客,不能把这副担子扔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呀!你应该回去,安心在老家,替爸爸给奶奶尽孝。”

父亲的一番话,在久翔的脑海里翻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老家。

久翔临走时,父亲反复告诫:“家里有困难,自己克服,或者写信告我。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增添麻烦。在农会工作要老老实实,不要脱离群众。”父亲还送给他一个大布包,里而装着一些旧衣服,并对他说:“里面有一根皮带,是我在井岗山打仗时用过的。现在送给你,希望你像我当年那样,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1955年,久翔的家乡建立了初级社。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因没为有劳力挣不到工分,基本口粮都吃不上,加上奶奶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生活穷困到了极点。无奈之下,久翔再次将家里的困难写信告诉了父亲

滕代远是中央四级干部,林一是十级干部,两人加起来的工资确实不少。但是他的开支很大。除了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负担加重了以外,家里经常有中央领导和老战友登门做客。其中有朱德、彭德怀、李立三、王首道、薄一波、王震,等等。来的都是客,既要招待烟、茶、水果,还要在家请吃饭,这一切都是自己掏腰包(滕代远从来不准公家给他报销这些费用),月月下来紧巴巴的,基本没有什么存款。

儿子有难,父亲心焦。滕代远和林一慨然允诺,每月从两人的工资中挤出30元,寄给年迈的老母和战乱中离散的前妻。从1955年到1961年,月月按时邮寄,一分不少。

从此,父子感情越来越深。每隔几年,久翔都要去探望父亲,每次都要带上父亲最爱吃的腊猪肉、腊狗肉和淹制好的红辣椒。三年困难时期,久翔得知父亲和弟弟们每天吃黑窝窝头,一点肉都吃不上,就把自己家养的猪杀了,淹制成腊猪肉,邮寄到北京。几个弟弟见了,高兴得直拍手,夸赞:“大哥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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