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2006年)的黄家祥身板仍然硬朗，一身深蓝色中山装整洁精神，行走虽然缓慢但拒绝家人的搀扶。
“我是江西宁都人，‘扩红’时参的军。” 1934年，入伍不满一个月的黄家祥就参加了保卫苏区的战斗，“我是红8军团39团3营9连4班的班长。”
黄家祥回忆说：“当时李德下达了用堡垒死守阵地的命令。”
根据命令，黄家祥所在营死守连在一块的3个山头。
“靠什么守呢?我们听从命令在山头上修土工事。”黄家祥回忆说，他和战友们挖出坑道，用三层木料架起来，上面再铺上一尺多厚的土。这种“堡垒”看起来很坚固，但根本受不住敌人飞机的轰炸。
“我们9连负责守卫中间的山头，敌人飞机来了，丢了3个炸弹，我们班修的那个‘堡垒’就被炸得不成样子了。”
那场看不见敌人的战斗是留在黄家祥脑海中永远的伤痛。
“死了很多人，旁边山头上的7连被炸得只剩下7个人。” 黄家祥摸了摸脑门，“炮弹落下来把我从工事里掀翻在地，震成了脑震荡，从此留下了后遗症。”
带着伤痛，黄家祥泪别家乡，踏上了征途。
“刚开始那段时间部队减员非常厉害，一个月后走到湖南我们红8军团一万多人就已减员了7000人，各个连队每天都统计人数，然后层层上报。”
“我们的战友受伤走不动了，部队放点银圆寄养在可靠的老乡家里，有些人在部队走后就被‘清乡团’杀了，有些在回家的路上被砍头，能走回老家的很少很少。”路上掉队倒下的那些战友成了黄家祥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有一个老乡，离我们村只有5里路，我们一块参军在一个连队，他那时已经结过婚了。长征走到湖南，他大小腿浮肿，走不动路，部队只好把他寄养在老乡家休息，养好伤了回家。1985年我回乡时，他老婆听说我回来了，就赶过来看我，问‘你回来了，我们家的咋还没回来’，我只能把实情告诉她。”
说到这里，老人已是满眼泪光。
黄家祥常说：“我这辈子福大命大，好几次都有惊无险，子弹擦着脑袋过去。”那是他在湖南的一次战斗险遇。
“我们机枪班守一个山头，敌人往上冲，我抱着一挺机枪往下面打，一颗子弹飞过来，正打在前面枪管上，我一个冷战，摸摸自己脑袋，还在!再看枪口已被打掉了三分之一。过一会儿敌人看我们枪还在响，就没敢上来，下去了。”
黄家祥说，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是他一生景仰的英雄。
“长征路上，红5军团最辛苦，因为是殿后部队，每走一段就要被截下一部分人。过湘江时，红5军团整整拼掉了一个师，董振堂心疼得直掉泪。向中央提出要求补充人员，中央答应再给他一个师，这一直到后来跟4方面军会合后才补充上。”
黄家祥所说的那“拼掉的一个师”，就是因掩护红军主力而未能渡江的红5军团第34师，自师长陈树湘以下5000多人全部血洒湘江。这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到贵州黄平时，红8军团仅剩下两千人，全部被合编到红5军团。黄家祥属于长征中走得最长和最久的一批人之一，因为张国焘的阻挠而三过草地。
黄家祥回忆：“那时我们跟着朱老总，我在朱总司令警卫团机枪排当排长，一共有三条枪。我曾亲耳听朱老总说：‘毛主席他们长征走了两万五，我们走了三万七。’”
黄家祥说他其实并不是走得最远的人，每每想起那些西征路上的战友，他就难以释怀。
“西路军过黄河时我就在东岸，那时我已经被编进了红31军。总共有4个军过了黄河，我们军前面的部队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过时，被国民党的部队给切断了，就留在了这边。过了河的红军都没再回来，我们被改编进别的部队。”
后来听说董振堂率部苦战高台，最后用手枪自杀，黄家祥痛哭一场。尽管一生坎坷，但黄家祥知足常乐，说跟那些死去的战友相比“长征中自己并没有受过多少苦”。
老人生活简朴，平时一身布衣，粗茶淡饭，花钱精打细算，但一遇到为灾区捐款，总是行动最积极也捐得最多。今年湖南和福建水灾，黄家祥一次就捐了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