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这一切，作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骄傲，将永远永远地保存下来，供世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