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远大的理想。
一个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此时此刻，当人们以自豪的神情，翘首以待国庆盛典的到来，可曾想起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呼唤?可曾想起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昏暗的油灯下书写《可爱的中国》?
可以告慰无数仁人志士的是：60年，中华大地新人辈出，俊彦辈出，英雄辈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以改天换地的精神面貌，投身于一个崭新国家的建设。他们奋斗与牺牲、传承与开拓，不断提升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新生
共和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在于人，在于人的精神
新中国诞生60周年前夕，一项全国1亿多人参与的“双百”人物评选揭晓。在9月14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向为新中国创立、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致以崇高敬意。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那些在不同年代涌现的英名一一重现，激活了共和国的记忆。
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中，人们早已熟知并肃然起敬的，有两位年轻的农家儿女。为了新中国，他们在黎明前倒下。
刘胡兰，山西文水县的农家姑娘，从容躺到敌人的铡刀下。这个14岁少女的牺牲，使毛泽东主席为之震撼。“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中国家喻户晓。
董存瑞，河北怀来县的农家小伙，在解放隆化的战役中，只手托举炸药包，与敌人碉堡同归于尽，牺牲时仅18岁。朱德总司令为之动容，挥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还有无数这样的英烈，为了理想舍生忘死，托举起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婴儿。
新的时代也属于他们。前不久逝世的哲学家任继愈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奋斗，几代人努力，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突出标志。”著名学者金冲及说：“人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再有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别。”
世界真的变了。庄重的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上海工人代表范小青上台发言：“今天，我——一个年轻的女工，能够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台上来说话，这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我感到无上光荣!”
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偌大的会场里，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戴瓜皮帽的，各色人物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在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当年的见闻，仍然唏嘘感慨。
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新中国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对“小人物”的蔑视，使他们获得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尚地位和不曾有过的尊重。在他们内心深处，沉睡的主人翁意识被激起，爱家报国的赤子之心和着改天换地的旺盛干劲喷涌，奔腾不息。
北京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时传祥，解放前受了粪霸20年欺凌，新中国给他做人的尊严。他记住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
共和国从一开始就热切地鼓励工农知识化。
刘少奇送给时传祥一支英雄100号钢笔，要求他还得“学习好”。几个月后，时传祥用这支笔，给国家主席写了一封306个字的贺岁信。为工农大众扫盲，是国家领导人心头记挂的一件大事。
共和国一个甲子，所取得的一切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在于人，在于人的精神。
这是人的权益得到空前伸张的60年，是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60年，是人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60年。作家叶辛说，新中国60年，中国人拥有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作为人的最广阔的权利外延，由此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空前增强。
从钢铁战士邱少云，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从“一抓准”、“一口清”、“一团火”的售货员张秉贵，到“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信访员张云泉;从发明“深坑作业法”的“煤黑子”马万水，到赶超世界一流的“金牌工人”许振超……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岗位不同，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智慧甚至生命，为至爱的祖国贡献力量，同时丰富了共和国的“精神大厦”。
他们，不愧为共和国弥足珍贵的珠宝。
爱国
祖国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投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辉煌六十年成就展”于9月19日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照片前，许多人想到邓稼先。
人称“娃娃博士”、前程似锦的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就毅然回到新生的共和国。为了给祖国放一个“大炮仗”，他28年隐姓埋名，抛妻别子，离开公众视线，消失在茫茫大漠戈壁。
1964年10月16日，当“大炮仗”的冲击波震动各国地震监测站之际，领衔“燃放”的邓稼先仍鲜为人知。而远隔重洋的老同学杨振宁,却从美国媒体的零星信息中敏锐感到：一定是邓稼先!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摔裂。邓稼先摒开众人抢上前去，把原子弹碎片拿在手里检验，不惜受到致命的辐射伤害。1987年临终前，他最后的愿望是看一眼天安门，最后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让邓稼先们九死无悔的，是中华民族绵延百余年的强国梦，在社会主义中国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柱。新中国成立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爱国主义最深刻的时代内涵。
祖国，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投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这是数学家华罗庚在1950年回国途中，向全美中国留学生发出的一封公开信。
华罗庚的学生陈景润追随老师足迹，为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倾尽毕生心血。在1991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景润平静地回答：“是奉献，不是索取。”
这是朴素而真实的感情流露。这样的故事，在共和国的一页页篇章中从未中断。光学家蒋筑英曾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出差路上。
被称为“平民教授”、“大众学者”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呕心沥血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病榻之上，仍坚持辅导研究生。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这句质朴的话，道出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的大爱!
经济建设急需石油，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给新中国工业建设注入不竭的血液。
当百年不遇的长江、嫩江、松花江洪水同时发难，洪水溃破九江大堤，武汉告急、哈尔滨告急、大庆告急之际，子弟兵舍生忘死，与灾区人民团结奋战。严防死守的“九八抗洪精神”，为改革奋进中的共和国提振了勇气。
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它们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通，深深熔铸在这个古老民族重新焕发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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