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黄浩与王佩芝。
今日百花深处。 刘岳摄
新街口教堂黄长老
1939年5月一个寂静的清晨，新街口丁字街顶头的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尖顶上的小天使，和往常一样，舒展着一双小翅膀，吹着小喇叭，沐浴在春日的晨光中。
“咚!咚!咚!”三声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清晰。敲门声惊动了教堂的看门人，他从教堂大门的小窗户探出头，睁着惺忪的睡眼，打量着这个敲门人：中年汉子、乡下打扮、一脸憨厚。
看门人问道：“大清早儿的，到这儿有啥着急忙慌的事呀?”中年汉子满脸恭敬地回答：“我是长老会的教友，找黄长老。”
看门人一听这满嘴的河北乡下口音，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准儿是乡下“教友”有难了，来找乐善好施的黄长老帮忙。他赶忙打开门，将中年汉子让进教堂，说道：“黄长老过一会儿才来，您先进来等等吧。”
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一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四十几岁中年人走进了教堂大门，看门人赶忙招呼：“黄长老，又有乡下教友来找您了。”
黄长老一张嘴，满口广东潮州乡音：“教友穷，不找长老找谁呢?他人在哪?”看门人说：“我把他让进了会客室。”
黄长老缓步走进会客室，中年汉子笑嘻嘻地迎上来。黄长老一看认识，赶紧说：“这不是杨‘教友’吗，今日来有什么事呀?”
老杨答道：“俺们那的教友赶上春荒，想请长老布施救济一下。”
黄长老闻听此言，缓缓地说：“那就到我办公室说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黄长老关好门，压低声音问道：“老杨，你这次进城带来了什么任务?”
原来，老杨根本不是什么“教友”，而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就见他把袖口拆开几针，撕开一个小缝，从里面取出一个折好的细长纸条，递给黄长老，低沉地说：“黄长老，这是一个密写的药单子，张珍部长让你抓紧采购，尽快运往‘家里’。”
黄长老接过密写的药单子，很淡定却又很坚毅地说：“好!我一定按期把药品送到‘家里’。”
黄长老名“宠锡”，单字一个“浩”。他不但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长老，还是米市大街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和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董事。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送走了老杨，黄浩赶紧回到簸箩仓胡同6号家中。这是一所大四合院，前后好几进，他和夫人王佩芝在这儿开办了“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生意很红火，产品远销海外。他先到车间看了看挑补绣花工艺品，夸奖了几句女工，然后对王佩芝说：“又来了一批新花样，我们去看看。”
两个人来到后院西北角的卧室，黄浩取出密写的药单子，用碘酒一刷，立马儿上面就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和符号，原来都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名字。他脱口而出：“嗬!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仔细一看，黄浩更兴奋了：“消灭鬼子，仗越打越大，‘家里’太缺药了。‘胃口’再大，我们也得想法子满足。再说，这可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比照药单子的内容，夫妇俩屈指一算，除了香港、上海过几天秘密发来的一批药品外，还缺一部分药品，必须立刻筹措经费，启动地工组成员，马上购买，刻不容缓。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八路军买药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冒极大的危险。
黄浩把购药安排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叫来女儿黄曙鸣，让她骑车送信儿。别看黄曙鸣(又名黄鹂)只有十几岁，但她在爸爸、妈妈的培养下，已经成为地工组的小骨干，秘密工作经验很丰富。她骑上自行车，出簸箩仓胡同不远，回头观察，发现有个人似乎在跟踪她。于是，她车骑得越来越快，到了北海附近恭俭胡同口，突然拐了进去。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就把这个人给甩掉了，顺利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
接到任务，地工组成员立刻行动起来。
王佩芝和黄浩的秘书吴又居到北平汇丰银行，将黄浩从广东潮汕、香港等地同乡、亲友筹集来的巨额经费，以进货的名义，取出一些作为买药的资金。
地工组成员李庆丰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利用医院的设备，在医院礼堂组织爱国职工做消毒急救包(主要有刀子、纱布、小药品等)、裁剪绷带。他还把原材料拿回家里，全家总动员，老岳母、夫人于淑敏和子女李寿康、李寿英都动手制作消毒急救包。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日本人也奈何不得。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如此大规模地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急救包，堪称一绝。
地工组成员刘仁术是平津硝皮厂老板、一个大富商，还是日本人办的北平制革统一联合会的要员。凭着这些身份，他和夫人费路路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两天后，香港、上海的药到了。黄浩来到新街口丁字街南边的邮局“提货”，随后王佩芝“取货”回家。一会儿，两辆人力车停在簸箩仓胡同6号门前。因为工厂常进料，也经常通过新街口邮局往天津、上海、北戴河、新加坡等地发货，街坊四邻对这场景都习以为常了。看到王佩芝又“进货”了，邻居夸奖道：“黄太太，您好能干呀!进料、寄货都自己动手!”她一口潮州腔微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大家一起发财。”
王佩芝坦然地踩了两下自家人力车的车铃，女工姚文清(地工组成员)闻声跑出来，和她一起将车斗里的三个包裹搬进院子。工厂的女孩子们围上来问：“老太太，是不是又寄来新样品了?”她们哪里知道，这批“货”就是给白求恩大夫购买的药品。
夜深人静时分，女工们都睡了，黄浩夫妇带领姚文清和女儿黄曙鸣，在四合院后院将药品、器材分类包装。为避免受潮，王佩芝先用蜡纸把粉剂和片剂(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等)包好，再用黄色土油布包严。最后，用布包裹好，分别打包或装入柳条箱。
药准备好了，怎么运出日本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呢?
从百花深处到贝家花园
新街口南大街路东有一条小胡同，名字很有诗情画意，唤作“百花深处”。胡同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据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对年轻的张氏夫妇，在北京新街口以南的地方，买了20多亩地，把这块菜地变成了一处幽静的花园。于是乎，文人墨客纷纷前来赏花、赋诗。“百花深处”这个名字，随着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慢慢地传开了。
张氏夫妇死后，花园逐渐荒芜，后来连遗迹都找不着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了小胡同。花园不见了，而“百花深处”这个名字却传了下来。
1939年初，百花深处西口新开了一家古玩铺，铺号“明华斋”。这家铺子上下两层、古色古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有点儿鹤立鸡群的味道。新街口一带的老街坊都知道，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就是乐善好施、大名鼎鼎的黄长老。
这一天，明华斋刚开门一会儿，就见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进了铺子。大高个儿的掌柜叶绍青赶忙热情地打招呼：“苏老板，有日子没见了，您一向可好?”
“叶老板吉祥!最近又淘换着啥好玩意了?”“苏老板”的回答直来直去，一听就是个老主顾。
“我说苏老板，您还真来着了!前几天我刚收了对儿乾隆年间的瓷瓶，要不劳您驾，咱上楼看看?”叶绍青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
闻听此言，“苏老板”的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但很快又消失了，他不慌不忙地说：“那好，给叶老板添麻烦了!”
叶绍青的话接得又快又得体：“瞧您说的，咱谁跟谁呀!来!楼上请您哪!”
到了楼上，两位“老板”买卖人的表情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秘密交通员老苏把如何通过秘密交通线、把药品和器材运到根据地的方法，一一交待给了黄浩地工组成员叶绍青。
这一天，西直门城下站岗的伪警察老王看见一辆马车远远地朝城门而来。马车离城门越来越近了，一股臭味也越来越浓，路上的行人躲得远远的。原来这是辆到城里拉粪的马车，赶车的是个脸上有几颗浅麻子、身材壮实的汉子。
到了城门下，臭味熏得日本兵、伪警察都不愿意靠近检查。一个小头目对伪警察老王喊道：“王执事，你不是信什么基督吗，你去查查!”
原来，伪警察老王是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的执事，也是黄浩地工组的成员，他干伪警察这差事，表面上是为了挣份外快养家糊口，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掩护秘密交通员。
老王凑上前满脸不耐烦地说：“我说赵麻子，你怎么又拉这臭东西，真成了臭大街的了!”车把式赵麻子点头哈腰地回答：“这不该种菜了，进城拉点粪肥，给俺们北安河的乡亲用。”老王近前一瞧，车上有几个大粪桶、几个破口袋。他指着破口袋说：“这里面装的是啥?打开■■!”赵麻子边解口绳边说：“没啥。都是给乡亲们带的日杂用品。”正查的当口儿，小头目烦了，嚷道：“我说王执事，你爱闻这味儿呀?赶紧让他走!”
就这样，地下交通员赵麻子赶着粪车，出西直门过海淀镇到了北安河村外。在小树林后边一块菜地的地头，他倒掉粪稀，小心翼翼地从粪桶里取出一个猪尿泡，从尿泡里取出包裹得好好的西药。
过了一天，还是西直门城门。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已经挂在西山上边了，这时就见一辆法国雪铁龙小轿车开了过来。不论日本人还是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Bussiere)大夫的车。没说的，放行。
贝熙业1912年来到中国，先后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师、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北堂(西什库教堂)医院院长、燕京大学校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中法大学董事会董事等职务。为了让有病的女儿康复身体、呼吸新鲜空气，他在北安河村西阳台山东麓建了处花园别墅，当地老乡称为“贝家花园”。贝大夫在中国行医多年，既给北洋大总统袁世凯看过病，也给北安河附近的百姓看病，威望很高，村民还送给他一块“济世之医”匾额。
日军占据北平后，贝熙业大夫十分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和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不久，贝熙业成了黄浩地工组的一名交通员，“贝家花园”也成了一处秘密联络点。
贝熙业大夫是法国在北平的名人、名医，再加上当时法国是日本的盟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经常为黄浩地工组工作，把电台、药品等从王府井大甜水井甲16号家中秘密运送到西山贝家花园。这一天车里装的就是为白求恩大夫买的药品。
除了贝熙业大夫，保定公理会教堂美籍牧师胡本德也是黄浩的好朋友，也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李庆丰组织爱国职工制作的消毒急救包，先以教会的名义，从北平运到保定公理会教堂，然后再转安国兄弟会，通过秘密交通员“安定”、“伯禄”两兄弟转至冀中军区。
几天之后，这些连上海、香港都比较少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材摆在了战地医院的药架上，白求恩大夫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
妙峰山下
1941年7月的一天，黄浩出了新街口教堂匆匆往南去，到了百花深处的明华斋，一闪身进去了。掌柜叶绍青一见黄长老来了，就猜到又有重要的任务了。叶绍青抢先问：“长老，又运药品吗?”黄浩解释：“不是。明天吴又居到北海公园与一位奥地利人接头，然后由你送他到妙峰山。”
黄浩地工组这次要护送的奥地利人就是傅莱。傅莱(Richard frey)原名理查德·施泰因，为了寻找他的理想——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1939年来到中国。他听胡本德牧师说：中国有一支队伍叫八路军，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斗争。于是，傅莱决定去找八路军。就这样，胡本德牧师将傅莱介绍给了黄长老，请求他帮助傅莱到根据地找八路军。
到了接头的这天，吴又居按照约定，身着白色西装上衣，口袋里塞着红手帕，来到了北海公园。吴又居并不认识傅莱，当他来到北海公园琼华岛下，就见一个外国小伙子坐在水边石头上。他猜想：这个小伙子可能就是傅莱。此时，傅莱也看见了他。
吴又居走到离傅莱身边不远的地方，掏出红手帕擦了擦汗。
这是暗号。傅莱眼睛一亮，立即起身迎上去。吴又居又弯腰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抬头一看，好家伙，个子真高，得有一米九几。
吴又居用汉语问：“你在这儿等谁?”
傅莱用生硬的汉语回答：“我等黄长老。”
吴又居又用英语回答：“黄长老今天有事来不了。”
暗号全部对上了，这个小伙子就是傅莱无疑。于是，两个人肩并肩边走边说：“下个星期天，在颐和园出租毛驴的地方，有个黑大个子的小伙子在那儿等你。你们见面的暗语是……暗号对上后，你雇他的毛驴到妙峰山。你要听他的指挥，他负责把你送到八路军那里去。”
星期天到了，傅莱来到颐和园。他到得有点晚，这钟点雇毛驴上妙峰山进香赶庙会的人不多了，连出租毛驴的脚夫也没几位了。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黑大个子牵着头毛驴，无聊地等着。
傅莱一阵激动，他又把吴又居的话回忆了一遍：黑大个子、小伙子、毛驴、妙峰山……之后，朝牵毛驴的黑大个子走去。
走到近前，傅莱用生硬的汉语对黑大个子说：“我要到妙峰山顶看庙会，你这个毛驴能上妙峰山顶吗?”
黑大个子抬头答道：“能!没问题!”
傅莱又问：“多少钱?”
“两块!”黑大个子说。
“太贵了!别人都是一块!”傅莱又说。
黑大个子解释：“一块钱是一块钱的货，两块钱是两块钱的货。”
傅莱又问：“不会把我摔下来吧?”
“不会，不会，保险不会!”黑大个子说。
暗号接上了，黑大个子就是百花深处明华斋的掌柜叶绍青。
于是，叶绍青牵着毛驴、傅莱骑着毛驴向妙峰山进发。一路上，赶庙会的、进香的都忍不住看这二位一眼，一个中国黑大个儿、一个外国白大个儿、一头小毛驴，挺扎眼的。
到了妙峰山下，快要上进香的古香道了，就见对面来了一辆大车，车上坐着几个“伪军”。叶绍青、傅莱这道抢眼的“风景”也引起了这几个“伪军”的注意，顿生“疑窦”。一个“伪军”掏出手枪，上前盘问道：
“你们俩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怎么走到一块儿了?”
叶绍青显得有些紧张，忙说：“我不知道!他雇我的毛驴上妙峰山，我是跟着我的毛驴来的。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伪军”又用手枪指着傅莱问叶绍青：“黑大个儿，他是哪个国的?”
叶绍青说：“刚才听他说是德国人，你们还是问他自己吧。”
“伪军”听后说：“既然是盟国朋友，就跟我们走吧。”
叶绍青似乎很无奈，只好对傅莱说：“我也没办法，你跟他们走吧!”
傅莱见是“伪军”，很害怕，但也只能上车，眼巴巴地看着叶绍青走了。傅莱心想：怎么搞的，八路军没找成，反倒落进“伪军”手里，简直太倒霉了。
怀着忐忑、怀着懊恼，走了好一阵子，终于到了山顶。“伪军”该吃饭了，他们拿出吃的请傅莱吃，并对他说：“妙峰山东边是日本人的地盘，西边就是八路军的地盘。你吓坏了吧，我们不是‘伪军’，是接你的八路。”
这下傅莱恍然大悟，黄长老设计得太周全了，连他这个当事人都被“骗”了。原来，接替叶绍青护送傅莱下一程的，就是这几位扮成“伪军”的八路。
不久，傅莱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印度柯棣华大夫一块儿做教研、教学工作，聂荣臻司令员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傅莱”。
雨夜惊魂
1943年8月7日凌晨4点左右，闷热潮湿，一场大雨将至。这时，两辆大卡车突然停在簸箩仓胡同6号，从车上跳下的日本宪兵冲到黄浩家门口，又是按门铃，又是叫喊，还使劲地摇晃铁门。
黄浩在新街口一带威望很高，就连伪警察对他也比较客气。听到这激烈的撞门声，看门儿的李师傅知道大事不好，除了日本宪兵队不会有别人。他没有去开门，而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跑向夫人王佩芝和孩子们居住的二进院报信。
夫人王佩芝也被这激烈的撞门声惊醒，觉得事情不妙，第一反应是赶紧通知丈夫黄浩，她立刻起床跑向后院。同样，黄浩也听到撞门声，从后院卧室穿着背心、裤衩和拖鞋跑了出来。王佩芝和大一点的孩子此刻已经到了后院。
天上先是掉下几颗大雨点，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
大门是出不去了。东跨院木门较矮，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往这儿跑。到了木门前，一见上不去，夫人王佩芝急忙蹲下身子，让黄浩登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去。由于事发突然，大家都比较紧张，加上下雨湿滑，黄浩脚一滑，从夫人的肩上摔了下来。
站在旁边的二女儿黄曙鸣发现不远处有个木梯子，赶紧搬过来递给爸爸。黄浩接过梯子靠紧房檐，登梯子上了放杂物的小平房。凭借平日练就的太极拳功底，他从小平房蹿上5号院房子，又翻到4号院北院，从4号北院后门跑到草厂大坑。
幸亏草场大坑一带住户大多是贫民，本来就僻静，再加上大雨如注，胡同里面没有任何人。黄浩的拖鞋早就丢在了屋顶上，他光着双脚，穿着背心、裤衩，一口气往南跑到地工组另一个掩护点——板厂胡同济生助产诊疗所。
原来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北平翠花横街9号、为第三国际服务的一部电台被日本宪兵队起获，日本宪兵队顺藤摸瓜，前来抓捕黄浩。
话分两头。
黄浩蹿房越脊、雨中脱险后，夫人王佩芝立即让女儿黄曙鸣撤掉梯子、放入杂品屋，免留痕迹，然后让李师傅开门。日本宪兵见迟迟不开门，就从西院爬墙上房，跳入院中。
黄浩撤离得太匆忙，卧室里蚊帐仍然挂着，怀表还在小圆桌上走着……已经来不及收拾丈夫的卧室，消除撤离的痕迹，王佩芝急中生智，用日本人、汉奸翻译都听不懂的潮州土话对孩子们统一口径：“如果日本人问，就说爸爸昨天去天津啦。”
日本宪兵没有抓到黄浩，就审讯王佩芝。她镇定地说：“黄长老去天津了。”大人不说，日本宪兵就对孩子下手。
当时在场有6个孩子，大的20岁，小的才2岁。黄浩的二儿子黄悌虽然只有15岁，但他身材魁梧，日本宪兵以为他是老大，就把他推到屋檐下的水沟，用雨水冲头，并举枪威胁毙了他。黄悌按照妈妈的口径说：“昨天爸爸去天津了。”
日本宪兵见黄悌不说，就用黄浩家浇花的大铁壶往他嘴里灌凉水，然后踩他肚子。感染肺结核住院治疗才出院不久的黄悌，很快就晕厥过去。日本宪兵又审问其他的孩子，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
看到日本宪兵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王佩芝心如刀绞。她心疼孩子，但绝不能说出丈夫的下落。因为她既是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更是一名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折腾了10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无奈，日本宪兵留下伪警察“蹲坑”，继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
几天后，黄浩身穿刘仁术的浅灰色西装，化名林济时，以从广东来北平逛颐和园为名，搭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原委员长、汉奸朱深二女婿齐崧的车顺利逃出北平城，经“贝家花园”、妙峰山情报交通联络站，安全抵达晋察冀边区。同年12月，王佩芝也带着6个孩子撤往上海。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京腔京韵的流行歌曲《北京一夜》，那段京剧青衣唱腔，简直是神来之笔，意味深长：
“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
现如今，百花深处还有不少面容安详的老人。当问到抗战时期这里的地下联络点，老人们大多摇头，表示不知道。狼烟早已散尽，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秘密斗争，永远沉睡在了“百花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