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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集聚与城市密度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很高兴参加本次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的第三次青年论坛。这次论坛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为主题,这对于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重新思考城镇化的新特征和发展路径,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一些思考,分为三个部分。

01我国进入城镇化2.0阶段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52.6%)首次达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后到2019年的七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累计增加1.37亿,相当于英国和法国人口的总和,城镇化率(60.6%)已明显超过全球55%的平均水平。虽然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但我国城镇化动力已出现结构性变化。比如,大家在提到城镇化时的第一反应会想到城乡人口迁徙,甚至不少人会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4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种说法准确吗?

城乡人口迁徙已不再是我国城镇化的第一动力。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在2018年的城镇人口增长中,乡村人口迁移的贡献率为36.8%,这比我用五普和六普数据估算出的2000~2010年期间的贡献率要低近20个百分点。同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率是23.6%,而城镇化的第一大动力变成了城镇区域的扩张,其贡献率达到39.6%。这就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已从城乡人口转移为主的阶段,转变为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城镇化2.0”。在这一阶段,城市人口流动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城城之间人口流动规模增大。这几年,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下降得比较快,广州、深圳以及二线城市仍然在集聚人口。城城间的人口流动并不会增加一国的城镇化率。一个来自三线城市城镇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到一线城市工作,全国的城镇人口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但人口从相对低效的城市和部门转入了相对高效的城市和部门,仍有很强的结构转换效应。即使哪一天我国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不再提高了,城城之间人口流动带来的集聚和结构转化效应依然会很强劲。由于城城流动人口多为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这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超过城乡人口流动。

二是城市之间的日常人口流动愈发频繁。根据我们此前利用大数据做的研究,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要发生三次以上的城际短期流动,每天都会有数以千万的人跨城出行。最近广州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州市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了22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这其中就包括了商务出差、旅游、就医、探亲等的人口。城镇化率统计的是城镇常住人口,这些短期人口流动背后涌动着贸易往来、资金配置、技术扩散、知识传播等行为,是城镇化率这一指标所不能捕捉到的。

我国都市圈化仍然有很大提升潜力。1920-1950年,美国城镇化率从51.2%提高到59%,增加7.8个百分点,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单个城市从小到大的扩张。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国城镇化速度反而更快,城镇化率从59%提高到73.7%,增加14.7个百分点,都市圈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形态。在城镇化1.0阶段,我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我们近期的一项研究利用大数据观察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人口互动,识别出中国大陆的28个都市圈。目前我国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过去3年全国只有46%的新增城镇人口进入都市圈。因此,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潜力巨大,都市圈是未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02重新理解集聚与城市密度

城镇化研究绕不开集聚、距离和密度的概念,很强调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这涉及几个关键词。一是“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只有面对面才能更好地传递这些非标准化、非编码的信息;二是信任,只有面对面地接触才能更好地培养情感,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三是模仿和竞争,高技能人才有更多的和其他高技能人才互动的意愿和必要。我国已经进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集聚、城市密度以及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这次新冠疫情引发了我对集聚与城市密度的重新思考。

首先,时间的分割和空间的共享。疫情冲击加快了远程办公的发展。根据MIT的Brynjolfsson教授等今年5月的一篇工作论文,全球疫情之前美国进行远程办公的人员比重从2018年的5.3%快速提升至15%,在疫情暴发后该数字上升至50%。对于远程办公的效率,我们目前还不掌握微观数据,但可以看看北京和上海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北京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IT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而上海金融业和IT行业的同比增速分别为7.3%和13.1%。在金融和IT这样的一线城市远程办公渗透率较高的领域,工作效率似乎并未受到冲击。

城镇化的形态主要是由企业和居民的空间决策塑造的。如果公司高管们发现,线上办公并不影响公司的利润,企业就会产生减少办公室空间从而降低租金的动力。比如原来1000个员工需要1000个工位,现在每个人每周5天只要来2天,需要的工位就降为400个。一些跨国企业在疫情前就已经在实施非固定工位的共享办公,由智能门禁自动分派工位。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原来每天需要通勤1个小时,五天需要通勤5个小时;如果一周只需要两次上班,每日通勤时间即使增加到2.5个小时,和原来的总通勤时间也是一样的,但能以更低的价格居住在更宽敞的住所。由于一个知识性就业会带来五个服务性工作(Moretti , 2012),高技能劳动者空间决策的这种变化,会进一步降低市中心一般生产性服务业的密度,并改变零售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分布,从而重塑整个都市圈的布局。

需要说明的是,面对面接触仍然很重要,它是线上深度交流的基础,有稳定人际关系基础的线上交流才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土地供给是无弹性的,通过使用时间的分割和办公空间的共享,在密度不变的中心城区里,技术溢出和知识传播的效率会更高。如果上述那家企业的工位从1000下降到400个,那么所处的办公楼就可以容纳数量更多且更多元化的企业,每周就会有更多高技能的人才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进行更广泛的面对面接触。与此同时,各家企业也因为能够节省办公租金,得以将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上,从而有机会吸引更多更有创意的人集聚在一起。

第二,空间的集聚和公司组织的分布式集聚。高技能人才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反馈、调整、学习、即兴发挥乃至产生偶然性创意的机会。但他们是否需要天天面对面接触呢?许多复杂的远距离互动关系内化于组织之中,比如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的跨国公司,其不同区域总部员工的交流并非都要通过乘坐国际航班来实现,大量的知识溢出和协同互动可借助链接组织内部的制度章程和线上办公系统而发生。除了必要的线下交流,不断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以及内化于其中的规则,实现了公司内部的分布式集聚,将原来无法编码的默会知识变成规范的易于传播的标准知识,实现重要信息在组织内部的跨空间交换。

高技能人才恰恰最愿意且最能够接受新的远程办公技术。在全球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的埃森哲咨询公司,疫情暴发前远程工作的比重不超过10%,但3月中旬以来公司内部视频通话的数量增加了6倍,音频通话翻了三倍达到9亿分钟,可连续播放1700年(Thompson,2020)。埃森哲的首席技术官表示,员工们很快就适应了远程办公,且某些指标衡量的工作效率还上升了。进一步分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平台经济的兴起,公司常规业务外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司内部形成的分布式集聚能力有可能拓展到更大的范围。当一家企业的法律、财务、IT维护、行政秘书以及更多在未来可编码的工作环节可通过远程办公系统外包时,公司的组织规模将会进一步朝保留核心业务的方向收缩,单个公司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会下降,这对未来城市形态和都市圈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技术进步中的“集聚”和“解聚”。在一个行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隐性知识占据重要地位,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效应。但当一项技术成熟之后,产业知识已经高度标准化和规范化了,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变得更容易,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削弱了面对面交流的必要,这时就会产生逆转集聚的力量,该行业就会出现地理分散,在创新地理学里就可以称之为“解聚”(Deagglomeration)。18世纪工业革命开启时,飞梭、水力织布机、动力织布机等技术处于隐性知识阶段,纺织业集聚于曼彻斯特这一当时全球创新的中心。后来,随着纺织的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纺织业从集聚演化为解聚,推动了纺织业在全球的兴起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

如果说创新活动造就了集聚,那么解聚实际上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技术扩散过程。这时,生产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原本集聚于中心城市的产业的生产范围和规模都会增大,在都市圈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周边城市集聚,在一国维度表现为产业通过转移在后发地区集聚,在世界的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全球化。可以说,没有创新产业的标准化和解聚,就没有全球城市体系的扩张和重组。

集聚和解聚是交互进行的,集聚活动始终是先发城市活力和实力的重要标志。从技术输出城市来看,解聚是腾笼换鸟和产能升级的机会。但如果没有接续的创新活动集聚,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很快就会出现衰败(比如底特律),一些大城市也可能进入漫长的转型阵痛期。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迈克尔·斯托珀尔在其《城市发展的逻辑》一书中,深刻分析了制造业的解聚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我认为,此次疫情的冲击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解聚。经过此次疫情,机器翻译、远程呈现和增强现实技术、创新协作软件平台等“远程智能”(RI)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加快,一些原先被视为非常规化的服务业岗位会通过远程办公系统实现分散化乃至全球化。如果好莱坞的一些视觉特效都能由常住于低房租的鹤岗的某家工作室完成,那么北京金融街一个常规性的工作流程为什么不能在廊坊的某个住宅小区实现呢?

03以都市圈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技术变革影响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空间选择,是塑造城市形态的重要隐形力量。汽车和轨道交通的发明,增加了中心城区白天人口的密度,城镇化从单核城市发展转向了都市圈扩张。电梯的发明,使人们得以向天空要密度,鳞次栉比的写字楼替代工厂成为了创新的发源地。现在看来,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可能将永久性地改变人类的一些工作和生活习惯。由此次疫情推动的远程办公技术,会重新调整企业和居民对空间和距离的偏好,加速当前一些处于集聚状态的产业走向解聚,使人们通过时间的分割和空间的共享来增加交流的密度。

远程办公技术的应用对都市圈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高技能人才在都市圈范围内远程办公,既能保持每周前往中心城区进行面对面接触的频率,又能通过住房和消费活动激活周边中小城市的活力。企业可以通过远程办公实现分布式集聚,在中心城区继续开展高密度的创新集聚互动,并在都市圈周边布局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的解聚活动。

技术进步不能替代体制改革。要让都市圈化成为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就必须推动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协作一体化、交通往来便利化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形成核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共生发展、有机联动的空间形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刚才不少发言嘉宾提到的非城镇户籍人口之外,我们还应该兼顾以下三类人口,以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一是白天人口。我们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在核心区白天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夜间人口(常住人口),而白天人口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和夜间常住人口是不一样的。

二是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2012-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5.3%提高到44.4%,增加9.1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05-2012年3.3%的增幅。但在城市户籍人口中,包含了在城城之间流动而又没有获得工作城市户籍的“城市人口”,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完整的。

三是短期流动人口。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实时人口要大于常住人口。针对一些商旅人士、访学交流人士、旅游者的公共服务也要配套,因为他们对目的地城市发展的日均增量贡献(消费、贸易、技术传播等)要大于常住人口的平均水平。城市政府应考虑如何为驻留时间达到一定期限的商旅和访学人士提供公共卫生、子女教育等服务。

(本文是由作者在其“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年第三次青年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和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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