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是继 2001 年恐怖主义袭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21世纪第三次国际重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全球一亿以上人感染，数百万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影响深远，难以短期弥合。显然，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基辛格认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阎学通则主张 2020年不是国际秩序新的分水岭，因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同样，当疫情结束的时候这些浪潮也不会随之结束。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沃尔特（Stephen M.Walt），他指出上一次的大流行病——1918~1919年的大流感并没有结束大国竞争，沃尔特强调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受疫情影响，世界可能会变得不太开放、繁荣和自由。那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行国际秩序是否已经发生转型?其转型的路径又是什么?
一、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
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国际秩序是指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慢慢演化的。秦亚青指出，相较于此前，现行国际秩序的特征除了体系结构和制度因素外，需要将全球化态势和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平台考虑进来。这样的界定可以综合展现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动态形势。因此，在全球化的推进下，美国单极霸权和制度化合作成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
就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而言，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确立的单极霸权不断巩固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掌握全世界75%的资本，美国商品输出由1937年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12.8%上升到1947年的32.4%，跃居世界首位。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主导的霸权秩序在冷战后得以更普遍的拓展。仅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看，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有着绝对优势，当前美国军费开支高居世界第一，高达7371.5亿美元"，超过排在美国之后十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同时，美国经济实力超群，具有强大的竞争力。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4%。②美国在国际上还拥有最庞大的同盟网络。总体上，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全球治理的平台，其价值规范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但是，冷战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影响也初步显现，美国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意志，不受约束地管理和控制国际体系。
就制度因素而言，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制度化合作不断推进。制度化合作具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安全和政治层面的制度合作，整体上是以联合国作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制度框架得以继续保持，联合国制度仍然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核心;另一个层面则是国际经济层面的制度合作，以贸易和金融为主体框架，延伸出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合作进程。
同时，这种制度化合作的动力同样来源于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通过推动制度合作，塑造了战后国际秩序，从而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在冷战后这一进程得到持续。显然，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实力，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角色。自战后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冷战后得以延续和拓展，成为现行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规范。不仅如此，美国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相关制度平台进行利己改革，例如美国对国际贸易组织的态度。美国既利用《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谈判进程，要求在与发展中国家谈判中加入知识产权条款，从而达到替代"规则过于宽容"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效果，从中获取收益，但当其认为自由开放贸易体系"损害美国利益"时，美国政府又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对其他国家进行大量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甚至使用否决权干扰上诉机构大法官任命程序，瘫痪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仲裁。
其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是制度化合作的中坚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益的过程中，针对具体议题，达成了大量的制度、规范和共识，这些制度安排很大程度推进了国家间合作，还有效推动了既有国际制度的改革进程。在冷战期间，发展中国家为追求国家利益就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改变完全由西方主导制定的不平衡规则和惯例。例如，为了争取石油权力自主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海洋权力积极推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落实，为推动更加公平的经济秩序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 77 国集团。但受影响力制约，这种尝试难以全面改变局面，更多体现在具体的议题中。总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牢牢掌控国际秩序和制度安排。在冷战之后特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国家主要推动建立的国际制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以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以开放包容为组织框架的国际制度不断提升区域合作质量。
此外，全球化进程增强了国际体系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对制度化合作产生重要作用，而对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成为国际秩序运作的重要动能。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不仅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了秩序的区域范围，同时国家间的互动频率也较之前大幅上升，成为影响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动能和节拍器。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抗格局终结，经济全球化与开放经济体系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新兴经济体广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科技、卫生全球化得以持续推进，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实现了相互促进。同时，全球化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主权产生冲击，例如，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开始感受到国际危机带来的新挑战以及传统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松动。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既无法设定具体的可持续发展任务，也不具备跨国界的应对能力，国际合作成为一种必须。"同时，尽管国际体系内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但也表现出相对的不均衡，既体现在不同经济体之间，随着全球化进程，新兴国家实现了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到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中，但发达国家不认可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不愿让渡制度权力;这种不均衡亦存在于发达国家社会的不同阶层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反全球化一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阻碍国际合作的进程，其深层原因是全球化利益分配存在失衡，动摇了全球化共识。
可见，全球化、单极体系和制度化进程是冷战后秩序区别于以往秩序的显著特征，他们之间因遵循这样的逻辑∶在全球化进程中，行为体逐渐调整着互动关系，形成了相应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尽管整体稳定，但也出现了具体的变化。从阶段上看，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主导，美国拥有的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使其牢牢掌控单极体系，美国通过北约东扩、人道主义干涉等战略行为使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2同时，美国主导的价值体系和"自由主义秩序"不断拓展，重大全球治理的平台由美国和西方所支配。但 2001年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对既有国际体系产生影响，全球合作态势也出现调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开始动摇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包容性的合作有效促成了全球的经济恢复，多边主义得到广泛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欧盟等经济体的发展使得整体上的力量对比持续发生变化。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对既有国际制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促成了相关制度框架例如国际治理平台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转型，以及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向新兴国家转移了超过6%的投票权，这些都显示出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着深刻转型。
二、新冠肺炎疫情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国际秩序正在持续转型之际，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深刻调整全球化互动关系，加剧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际秩序转型。疫情冲击使得既有国际体系面临的问题更加显现，国际秩序受到多重冲击。一方面，疫情加剧了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反向联动，掀起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浪潮;另一方面，疫情叠加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凸显美国领导力缺失，并进一步加剧了体系结构性变化下的大国制度博弈烈度。在疫情"凸显"和"加剧"既有国际体系问题的多方面共同作用下，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剧。与此同时，疫情之前已经开始的国际秩序转型，受此影响也呈现出加速之势。
（一）全球化合作危机和互动关系调整
全球化进程一波三折，受到 2008年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的影响，全球化已经陷入麻烦之中。与一直以来存在的逆全球化和政府主导的反全球化浪潮不同，受此次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客观受阻，全球产业链出现较大变数，全球进出口贸易相比2019年将下降 13%~32%。经济联系下降也带来经济衰退，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10月的报告，全球经济预计在2020年将收缩 4.4%，这是自1930年"大萧条"时期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冲击力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次疫情导致的是一种同步收缩，亚太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在此次疫情中的经济发展遭遇了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也将衰退 4.3%和8.3%。在此情形下，区域合作出现危机。
一直以来，地区经济整合和一体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但一个问题值得深思——这种情况确实使国家间会加强合作意愿应对危机并推动了国际的全方面合作，抑或是这只是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一种表现，并不存在因此削弱主权界限的动能呢?事实上，半主权国（Quasi-state）现象并没有真正出现，国家作为最主要的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仍然发挥着最核心地位。疫情凸显了这一问题。面对疫情，各国敏感性加强，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涉及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在这一阶段更加难以开展。在国家主权性质的加持下，各领域深层次的全球合作和交流暂时受到影响，国际合作的恢复开展需要在各国稳定局面后的重新协调。哈斯（Richard Hass）认为，此次疫情带来的全球化危机将导致各国更专注于解决经济纾困，无暇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问题。疫情将降低而非提升世界应对危机的意愿和能力。
从各国在疫情蔓延下的处理情况来看，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明显优于其他国家的协作。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za Rice）就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时，许多国家没能形成合作态势，这对全球化前景造成巨大冲击。
（二）疫情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反向联动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反全球化浪潮也不断抬头。民粹主义就是全球化时代由国际互动关系调整引发的一种国内政治现象。国内群体对于既有利益冲击和移民等问题感到不满，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力量。但是，作为全球化的"副产品"，随着民粹主义力量不断提升，其也开始反作用于国际政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时代"导致公共媒体的有效性明显下降，获取网络声量成为夺得优势的"捷径"。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出现了民粹主义深刻影响选举政治的迹象。在欧洲，国内经济问题伴随着民粹主义的上升导致了极右翼势力抬头，在北欧、南欧的一些国家中（芬兰、意大利、希腊），极右翼政党已经获得议会的大党地位并进入到执政团队中。
此次突如其来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敏感联动，掀起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浪潮，其覆盖面和影响力都达 到新高潮。相较以往，此轮浪潮具有突出特点。
其一，民粹主义直接干扰体系互信，导致国际合作严重受制于国内政治。极化政治成为一种新的代表现象持续影响国家政策导向，干扰国家间关系。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在美国国内对于疫情的态度是撕裂的，出现了极化的对立。受疫情影响，国际体系内的多元政治有进一步向极端政治演化的趋势，一些中间派的地位和空间受到极端派的挤压，随着政局更迭，这一现象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决策者（policy maker）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立场改变（Flip-flops），进而对国际合作和制度建设产生干扰。
其二，在民粹主义加持下疫情被政治化，突出表现为反智主义和制造意识形态对立。疫情发生后，在民粹主义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部分政客利用反智主义制造国际对立。类似于"口罩的金属条是5G的天线""新冠肺炎疫情将在11 月美国大选后直接消失"等反智主义言论层出不穷。同时，此次疫情期间展现了文化差异被利用为政治工具的现象。西方一些国家利用疫情推卸责任、诬陷他国的行为又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的误解和对立。例如，纽约时报双重标准报道中国和意大利封城措施;美国政府无端指责中国抗击疫情的透明度，并肆意直接攻击中国政治制度。
可见，疫情影响下的民粹主义进一步加剧，严重冲击既有国际体系互信与合作进程，此次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框架之所以表现乏力，正是主要受制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同时，在民粹主义加持下，疫情则被利用成为推卸责任和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些都加剧了国际体系内互动关系的重组。
国际秩序的主导国是维护既有秩序的关键行为体，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强调"美国优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军控、人权、环境和情报管理等领域奉行单边主义，破坏相关"硬规则"和"软规则"。同时，"退群"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代表风格，接连退出了"约束美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其举动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对承担公共安全国际义务毫无兴趣，更多在意的是减少国际付出和拉升国内经济数据。事实上，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已经造成了包括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的不满，产生其领导力下降的认知。
疫情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此次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以及美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举措，可以被视为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一次的削弱自身在国际上合法性的行为。第一，特朗普忽视疫情，言行严重不一，美国政府形象受损。美国的优势是相对较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在许多方面浪费了这一优势。特朗普最初称疫情不过是"大号流感"，在2020年一月底，他还称赞中国抗击疫情的透明性和力度，此后随着美国疫情的严重，为了推卸责任推翻原有态度攻击中国，甚至执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第二，美国自顾不暇，也没有展现出任何团结国际社会的意愿。美国缺席全球疫苗大会，不参与各国领导人相互沟通和筹集资金的重要会议。对于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应对流行疾病的 策略，特朗普政府不予理会，与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国主导抗击非洲埃博拉疫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在"美国优先"和疫情的叠加下，这一问题更加显现，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修复。尽管拜登上任伊始就宣布重返 WHO 等国际机制，并积极修复同盟关系，显示出希望恢复在国际社会领导力的意愿。但是，疫情的冲击加剧了美国经济低迷和社会撕裂等问题，美国政府将集中精力处理国内问题，因此，减少对外干预、促进产业链回流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力的认知产生变化，难以对美国的领导力感到满意，维护共同秩序的驱动力更多的是源于美国"强大"的实力。
（四）疫情加剧国际制度的大国博弈烈度
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是雅尔塔体系的重要产物，是国际体系中解决危机促进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既希望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却不愿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旁落。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并发挥影响力改革国际制度产生反感。
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一系列核心治理平台（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现状颇有微词，要求进行再改革。不仅如此，疫情发生之前，在2019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后，美国就展现出对有关中国候选人的抗拒心理。随后的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选举中，美国高调反对由中国候选 人当选，相关事件显示了美国对于中国等国家参与并领导全球治理的高度不适应。
此次疫情更使得大国的制度博弈进一步加剧。具体而言，随着疫情开始在美国暴发，特朗普政府多次谴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不断扬言停止并取消对其的资金支持，2020年7 月7日，特朗普政府更是正式通知联合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大大削弱了其行动力。不仅如此，在疫情叠加下，美国开始公然质疑权威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例如，美国利用国际治理平台影响国际议题设置。2020年 3~5 月，法国—突尼斯一同在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呼吁全球停火的决议草案，呼吁世界各国停火，以便能更好地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但美国拒绝在决议中，加入中国和一些国家主张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主导作用，同时希望加入有关疫情"透明度"问题的内容，导致草案难以通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视频会议和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后，美国的目的就是借机打压中国，推卸责任。
事实上，大国的制度博弈是由 2008 年以来体系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而疫情则加剧了相关制度博弈的烈度，并将这场由"美国优先"主导下的博弈直面化。特朗普政府强调"战略收益"高于"领导世界"，因而发动各个层级的制度、规则竞争以获取收益。随着疫情干扰全球合作进程，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博弈烈度不断加剧。
综上所述，疫情凸显和加剧了既有体系存在的现象问题，其对于国际秩序冲击的实质在于，疫情通过干预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互动关系，进而导致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疫情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冲击是多重的。第一，民粹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国内政治现象，民粹主义通过理念塑造路径在国内结构下影响公众舆论，制约所在国的外交取向，从而影响国家间的互动关系。疫情则加剧了这一现象，掀起新一轮民粹主义高潮。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一些已经建立的共识出现了解构的现象，国际合作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激发新一轮的制度建立和调整。第二，通过结合观察疫情凸显的美国领导力缺失以及大国制度博弈可以发现，美国领导力出现下降和其主导的大国制度博弈均是2008年以来结构因素导致的体系现象，"美国优先"使美国减少国际付出，摆脱相关制度束缚，受此影响，国际体系出现了国际公共产品缺位的情况，疫情则强化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实施"美国优先"导致的领导力下降的认知，美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信"面临挑战。而在疫情叠加下，美国主导了这次的大国制度博弈，其背后则凸显出权力结构正在持续转型。换言之，当前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是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叠加了"美国优先"和疫情的双重冲击，而这种冲击又强化和加速了国际秩序的转型态势。
三、现行国际秩序的转型态势
探究疫情冲击下国际秩序的转型态势，需要对秩序转型的要素构成进行分析。对国际秩序历史演进的观察，涉及不同要素，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争论。"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体系中的"体系"是由相互作用的个体单位组成。这一界定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普遍认可。因此，国际体系是一个整体，体现了结构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情况下，很多现实主义者基本上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等同起来，认为国家秩序的核心是权力在体系中的分配。例如，对近现代国际体系基本形态的观察中，现实主义提出了均势和霸权两种不同的秩序论述视角。均势理论认为势力均衡是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格局稳定的关键因素。霸权稳定论则强调霸权是维持秩序的关键所在，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国际体系的属性，权力的集中带来了体系的稳定，霸权战争带来了秩序更迭。
然而，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都强调，秩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制度、规范或者模式（patten），而非由单一的权力因素构成。例如，制度主义则强调秩序来自国家间形成的制度和制度进程。伊肯伯里（John Ikenbery）主张秩序的核心来源于权力结构以及依据这种结构的相关制度安排。伊肯伯里还认为，国际秩序稳定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对权力的约束作用上，现行的国际体系是一种"宪政秩序"，其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法制，对权力集中的限制依靠于约束性制度的构建，而稳定之源来自限制权力的回报。建构主义学者罗伊—施密特（Christian Reus-Smit）认为，国际秩序是不同文化的行为体在体系中互动形成的。不同文化在内涵上高度异化，在形式上又松散融合;这需要建立社会公共契约来联系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立国际制度中和了文化差异对建立国际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
根据梳理不同学派的讨论，可以发现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其变化也构成了转型要素。本文则主要借鉴了基辛格对于国际秩序要素的界定。在基辛格看来，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两个基础条件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的界限且被各国所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这样的论述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制度和规范也是构成国际秩序的特征，综合了国际关系实践和学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转移和制度变迁则是造成秩序变化的两个必要条件。
这里需要指出二点，其一，秩序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通过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秩序。但是，秩序不能简单地被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所替代。权力结构塑造了秩序，但不能取代秩序。秩序建立在稳定的结构之上，而相同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秩序。秩序也不等同于制度。秩序并不深度依赖制度化，秩序有高度制度化和低度制度化不同的形式，但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着秩序运行。其二，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互相作用。有时相互增强，有时却彼此相抵消。例如，美国通过单极霸权塑造了国际制度，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地位。但是，制度的约束又使得美国需要顾及秩序合法性和体系的基本规范。
综上，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分析路径∶国际公共危机对全球化背景下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和格局产生冲击，进而加速了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转型，当这种转型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能促成国际秩序‘
图 1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秩序转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以来深刻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疫苗的研发使得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得到提升，但是由于疫苗产量问题，全球范围内接种需要到2022年前后。因此，疫情的影响仍将持续。在此情况下，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转型态势的分析可以主要集中在对其正在变化的形势和状态进行相应的评估上，同时对发展趋势进行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凸显了体系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的深刻转型过程，也通过影响体系内的互动关系和格局，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第一，在疫情影响下，现行权力结构转型中的深层次特性趋于展现，"去中心化"持续推进，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物质性权力加速转型。进入21世纪，自由秩序处于巅峰期的同时，其权力位置开始遭遇挑战。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重组了区域互动，在既有秩序转型的基础上，权力结构更加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通过权力完整支配整个秩序。就主要行为体而言，尽管美国仍然是体系内的超级大国，但疫情再次证明其难以全面掌控整个体系局面。而在既有秩序转型基础上，叠加疫情和"美国优先"的多重影响，欧盟更加强调政策自主。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地区经济一体化。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亚洲的 GDP将首次在工业革命以后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在此背景下，更多国家要求参与到全球互动和治理之中，整体上的权力结构更加"扁平"。
其次，除了物质性权力转型以外，软权力转型尽管存在滞后性，但也开始展现深刻变化之势，权力结构的转型呈现出多元性。通过21世纪发生的公共安全危机中可以看出，在传统意义上物质性权力（军事、经济能力）之外，包含国际认同、国际地位在内等软实力方面也随着出现转型态势。新兴国家展现出的责任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地位。例如，提供公共产品既是大国责任的担当，也是能力的体现。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更多地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展现了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在美国领导力缺失，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缺位的情况下，中国展现出重要作用，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度认同。与此同时，价值层面的多元主义也使得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叙事风格"不再是全球规范价值的唯一核心来源。
因而，多极化呈现不可逆趋势，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一定转变成多集团化或平行体系，而是通过反复调整形成复杂的"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框架，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
第二，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制度安排转型起到加速作用。一方面，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美国的领导力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既有制度规范的管理能力，但非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不但没有消失，还在很多方面得到发展。在多边主义作用下，制度安排得以在议题导向中保持运行。各国将抗击疫情和复苏国内经济作为优先事项，以"低政治"的功能性合作为优先方向，经济协作、基础设施建设、非传统安全的危机管控机制方面的合作将得到开展。虽然疫情冲击了国际体系内互动关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l）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仍得以推进，地缘经济对制度安排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议题导向的功能性合作与多边协定持续推进，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不再是国际制度设定的绝对领导者和危机管控的掌控者，新兴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对于国际议题的参与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疫情作为催化剂，促进新一轮的制度框架改革和一些具体领域的制度建设。除了推动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改革这样的框架性转型已经开展之外，正如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超越七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随着新兴国家推动的国际制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安排调整，即这些制度获得更多成员国支持从而替代由西方主导多边框架协议的部分规则。此外，大国制度间竞争也催发新的制度框架，国际媒体关注疫情过后中国在引领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在高端制造、新材料、工业互联网、生态产业等领域积极研发并着手制定相关规则。"美国也积极在 5G、新基建、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领域进行制度竞争，积极制定信息通信技术（ICT）等领域的安全标准，力图掌握高科技领域话语权。"这些都加速了整体制度安排的转型。
综上所述，疫情没有导致体系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强化了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从短期看，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受全球化受阻的影响，反全球化浪潮、大国竞 争在短期内增加了秩序的不稳定。一些西方国家面对整个国际秩序的不稳定，选择加紧与美国及其主导下安全体系的联系。体系内互动关系也存在出现持续波动的可能。从长期影响看，现行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建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全球化和制度化将进一步推进，在现有秩序上，向一个更多元、更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转型。因此，可以将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视为是国际秩序的整体转型期，也就是——狭义"自由主义秩序"效力仍然存在但处于下降态势，而新的整体性更强的全球性秩序还未能完全产生的过渡期。因此，一些学者将这个过渡期比作是"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时代。尽管国际秩序未发生根本改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真正意识到，现行国际秩序不再完全等同于狭义的由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美国也不再能单向塑造国际秩序，完全支配全球治理平台。作为"自由主义秩序"的领航者，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认为一些重要的多边制度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是其秩序构建的一部分，因为其成员组成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但他们也越发认识到这些重要的制度安排所起的作用难以被忽视。随着国际秩序的持续转型，"自由主义国家"将可能出现分化，一部分会适度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进一步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发展重组当中，而另一部分则难以适应发展的规律，可能继续秉持既有态度企图改造整个世界，这也是造成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潜在重要因素。而就体系主导国美国而言，其初步认知到现行国际秩序的转型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之间的间隔不断加大，出现脱离迹象。由此，作为一个敏感霸权，美国表现出的"霸权焦虑"出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速率感到高度不适应。同时，对秩序持续转型中蕴含的权力转型和制度转型以及背后的利益分配感到不满。
四、面对秩序转型的中国应对
中国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对外援助了超过140个国家，并派 29支专家团队参与它国抗击疫情斗争，与153个国家和地区组织进行视频会议介绍抗疫经验。截止到2021年3月，中国已经累计对外援助超过1亿支疫苗，展现出大国的责任。对中国而言，后疫情时期，良好的产业基础设施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的，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在政治上与中国脱钩也不可能。习近平主席在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中国将"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面对复杂的国际局面，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三方面举措进行协调性应对。
第一，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多边合作和制度化进程，不断提升体系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惠及各国，解决全球性问题，合作仍是关键。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地区经济整合和多边主义发展可以有效应对全球化受阻和国际体系出现的无序状态。中国应以多边主义为引导，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同时，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地区合作的作用尤为突出。例如，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在民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中韩率先实施人才交流紧急签证政策，有利于人员的应急交流;中日韩外交部在 2020年3 月举行了首次的防疫磋商协调。后疫情时期，中国可以通过议题导向的地区治理合作，作为恢复经济、促进交流的重点渠道，夯实多边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国家的协作关系，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
第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秩序转型态势与合作需求。尽管受到疫情冲击，功能性合作持续得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国家间合作和共赢的重要举措。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既体现了中国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涵，也嵌入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其中，共享的制度理念正在通过"中国话语"逐渐融入到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当中，使共享以制度的形式在全球治理中得以巩固。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功能性合作可以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连接更加密切，中国可以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例如，中欧班列实现快速发展，中国可以进一步以物资流通为动力，加强相关管理规则和运输组织建设，服务高质量常态化发展。可见，后疫情时期，随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互联网时代的拓展，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停止，而是将会形成更有质量层次 、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全球化路径。
第三、保持战略定力，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国际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2020年，中国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后疫情时期，中国应按照既定方针，以发展为核心，持续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共同繁荣。在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中，通过积极统筹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可以有效促进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进而打造国内经济带之间的相互联动，也带动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