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海汀：俞老师您好！不久前您相继发表的几篇关于帝国兴衰和帝国命运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大家尤其关注近年来政治学界帝国研究的回归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发生后的全球秩序。您不仅从事帝国研究，而且也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我们特别希望听到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您曾在文章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带来了帝国的终结，人们转而对民族国家进行研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全球化进程再一次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理论上，国家的角色和功能应该不断弱化，让位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善治，为什么近年来帝国问题又重新成为国家理论关注的重点？
俞可平：是的，帝国研究近年来不仅成为国家理论关注的热点，而且事实上成为历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研究一个根本的分水岭。二战前，帝国研究与国家研究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常常合而为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它不仅使人类的和平力量最终战胜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力量，改变了数个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战后纷纷挣脱殖民宗主国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彻底摧毁了统治人类历史数个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人类的历史进程再次发生重大转折，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得以重新调整。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政治两极时代宣告结束，人类政治进入了多极化时代。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这一人类政治历史进程的转变相适应，国家理论的关注重点也再次发生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更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另一个有些出乎许多政治学者意外的变化，是帝国问题又再度受到重视。尽管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各国政治学者重新关注帝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当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时，人们对帝国的热情再度高涨就不再只是历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者的单纯学术兴趣，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理论逻辑。
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巨大冲击，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秩序。一方面，全球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新世界秩序。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虽然结束了以美苏冷战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北约国家集团与华沙条约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峙，但并未终结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旧的冲突与战争威胁消失了，但大国之间和地区之间新的冲突产生了，人类依然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既然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用以取代帝国体系的民族国家体系，那么人类接下去将用什么样的结构安排来维系基本的全球秩序？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人便自然想到了传统的帝国体系，想到了“帝国治下的和平”，并希望从过去的“帝国秩序”中汲取某些经验。
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中美苏之间的对峙与平衡也不复存在，美国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也稳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美国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国防经费支出一直居全球之首，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也是公认的世界之最。美国在全球秩序体系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因而也激发了不少人新的“帝国想象”。虽然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唯一有实力充任“世界警察”的国家。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记忆，不少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除了美国之外，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由于对独联体国家的强势影响，特别是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的军事行动，也有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仍在追求沙皇时代的“帝国梦”。
全球化时代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样召唤着帝国研究的回归。帝国的文明曾经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占据过核心的地位，帝国的体制也曾经是人类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结构，历史研究如果缺失了帝国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人类史。人类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具体的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条件不同了，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依然存在，昔日帝国的兴亡依然对今日大国的起落有着警示作用。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进步的代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就需要不断进行历史的反思。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对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经验和教训的反思。
最后，帝国研究的回归，也与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密切相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左翼学者和激进学者，对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不少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不仅仅只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政治霸权和经济侵略，而且也试图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流毒，唤醒被殖民地国家广大民众的自主意识。因而，众多的左翼学者纷纷成为新一轮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的急先锋。
费海汀：我注意到，您的研究特别重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辨析，帝国研究也不例外。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大国”“强国”，在您看来，从政治学的视角应该如何理解帝国与国家、民族国家、大国、强国、霸权等类似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俞可平：上面说过，帝国研究在21世纪再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热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帝国研究专著。然而，学术界对帝国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憾。已有的帝国研究以历史学为主，着重于对历史上著名帝国的考察与论述，而缺乏对帝国的一般性理论分析，以致帝国研究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偏差。例如，关于帝国的概念模糊不清，很多作者虽在论述帝国，但并不真正清楚帝国与天下、国家、民族、强国、大国、霸权、帝制、王权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对帝国兴衰的普遍规律和历史命运也缺乏深刻认识，错误地将帝国的兴盛强大与人民的繁荣富足混为一谈。
我在即将出版的《帝国新论》一书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帝国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特别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帝国的概念，辨析帝国与国家、民族、大国、强国、王国、霸权、殖民地、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等类似概念的异同，总结帝国盛衰兴亡的普遍规律，最后警醒人们：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还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追求帝国的春秋大梦，最终必将被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抛弃。新著用相当的篇幅阐述和辨析帝国的概念和特征，也是为了纠正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种十分有害的偏向：在日益强调数据资料和案例研究的同时，严重忽视了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的抽象。理论抽象是科学研究活动中一种可以促进质的飞跃的、揭示事物本质属性和一般特征的必经环节。理论抽象的重要形式和结果，就是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范畴的形成。概念和范畴不同于一般的术语和语词，后者是对事物外在属性的描述，前者则是对事物内在属性的揭示。遗憾的是，即使在社会科学研究者中间，许多人也将这两者混淆不清，将语词、术语混同于概念、范畴。例如，汉语中自古就有的“共和”“法治”“民主”“治理”“平等”等语词和术语，相较于作为现代政治学基本概念的“共和”“法治”“治理”“平等”，其意义几乎南辕北辙，而一些学者居然津津乐道，认为这些西方的现代政治学概念在我国古已有之。在我看来，概念的辨析和范畴的建构，是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对研究者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的考验和挑战。
基于上述原因，我确实特别重视概念的辨析，力图廓清帝国与民族、国家、王国、大国、邦国、联邦、霸权、殖民地以及与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就你提及的几个概念而言，我的辨析如下：
帝国与国家（state）。国家是一个基于领土、主权和民族之上的一元政治共同体，有明确的国土边界，在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至少奉行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国家是人类最早的公共政权形式，一般认为它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最初以城邦的形式出现。国家先于帝国，从已有的考古证据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与第一个帝国，相距近千年。从世界各地的政治历史看，一个共同的政治发生逻辑是：国家产生后必然会导致帝国的出现。一些国家足够强大后必然会对周围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吞并，从而形成由宗主国与附属国组成的帝国体系。进而言之，帝国是一个若干国家的集合体，国家是帝国存在的前提，而帝国则是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多元政治共同体。国家的领土边界一般都非常清楚，帝国的国土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国家内部各地区和民族之间通常在法律形式上是平等的，而帝国内部各个区域和各个民族之间，特别是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在形式上也是不平等的。
帝国与民族（nation）。民族是一个基于语言、文化、血缘和地域之上的族群，它是一个文化和血缘共同体。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特别强调语言对于民族的本质性意义，他认为只要存在一种独立的语言，那就存在一个独特的民族。帝国是基于领土和主权之上的政治共同体，它与作为血缘和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既密不可分，又有明显的区别。单一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单一国家也可以有多个民族。当单一民族居住在共同的地域时，通常会形成一个国家。随着民族和国家的演变，单一国家也可能会包含多个民族。帝国则必定由多个民族组成，而且各个民族之间通常在制度上就是不平等的。民族往往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帝国则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体，帝国内部总是存在不同的文化与语言。
帝国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以一个或多个民族为主体的近代国家形式，是民族与国家的混合体。民族国家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合而为一，使政治疆域与文化版图相契合。帝国与国家、民族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区别。这些区别集中在形成历史、国家性质、权力结构、领土边界和成员关系等方面。除了帝国的历史远远早于民族国家之外，德国政治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对民族国家与帝国作了八个区分。第一，民族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帝国与相邻国家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第二，民族国家强调自身的同质性和不可分割性，帝国则在相当程度上包容异质性和差别；第三，民族国家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下层的人民，而帝国的权力合法性则来自上层恩赐；第四，民族国家中公民身份是平等的，帝国成员的身份是不平等的；第五，民族国家中宗教、语言、习俗等文化为全民共享，帝国中共享的文化仅限于少数贵族精英；第六，民族国家中普及文明是国家的责任和公民的权利，帝国中则体现为贵族精英的使命和对民众的施惠；第七，民族国家溯源于祖先的部族，帝国则溯源于创立帝国的统治者；第八，民族国家对特定的地域有情感的依托，而帝国更看重领土的扩张。
帝国与大国（great states）。大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科学的概念，它更多是一个流行的国际政治概念，用以指那些人口和领土规模较大的国家。大国未必是强国，但大国因其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常常在国际体系中有其重要地位。从领土规模和综合国力的一般意义上说，帝国与大国是一种交叉重叠的关系。帝国是强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占领，是宗主国对外的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因此，从领土规模和综合国力的双重意义上说，帝国通常都是大国。然而，领土规模的大国和综合国力的强国未必就是帝国。只有当大国进行对外扩张，征服和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时才转变为帝国。只要不进行对外扩张，不占领和统治其他国家的领土或属地，大国至多就是一个区域性的霸权国家，而不是帝国。不过，加拿大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2016年的《大国》（Great States）一文中却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东亚语境中的“大国”，如“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与欧洲语境中的“帝国”（empires）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帝国与霸权（hegemony）。国际关系中的霸权概念强调的是强国或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力和领导力。它起源于古希腊，一般指公元5世纪雅典为抗衡波斯帝国而结成的雅典同盟，雅典在同盟中处于霸主（Hegemon）的地位，对同盟的其他成员国拥有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正是在国际关系的意义上，霸权与帝国两个概念发生了交叉和重叠的关系。帝国建立的过程，通常就是宗主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和统治的过程。换言之，帝国的行径就是一种霸权的行径，宗主国就是霸主。霸权的基本意义就是，军事和经济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配性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容易把帝国不加区分地等同于霸权。尽管绝大多数帝国是事实上的霸权，但从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意义上说，帝国不等同于霸权，帝国与霸权有着若干重要的区别。首先，霸权国家不一定就是帝国，如果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只谋求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支配性影响，而并未将其他国家和地区加以吞并，那么，这样的霸权国家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其次，霸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即在正式的国内和国际法律制度上承认国家之间的平等，尽管事实上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而帝国即使在形式上也不承认宗主国与附属国家的平等。以正式的法律制度规定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正是帝国的重要特征之一。
费海汀：您曾经提到，一方面，全球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新世界秩序，因此许多人便回想起“帝国治下的和平”。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在帝国并立的时代，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又是如何维持的？
俞可平：是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强大帝国存在的时期，国际秩序通常会比较稳定，甚至常常带来比较持久的和平，最著名的即是“罗马治下的和平”。这种帝国治下的和平，其结构基础便是帝国内部的等级权力秩序。
帝国是一个由不同属国组成的国家权力体系，在这个国家权力体系中，除了宗主国之外，其他国家不再拥有对自己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即使在自治程度很高的帝国体系中，对外而言具有象征意义的最高统治权也属于宗主国。例如，奥匈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除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主要大国外，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等小国。帝国的法律规定，奥地利和匈牙利是平等而独立的两个国家，奥匈两国在立法、行政、司法、税收、海关、铸币等领域分别享有自主权，但外交和国防由帝国中央政府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也是一种国家间或地区间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其他权力都附属于它。
帝国也是一个由若干国家组成的等级秩序体系，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等级秩序体系中，宗主国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其他属国则处于服从地位。帝国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国家间权力的不平等。任何帝国体系，即使是那些号称最平等的帝国体系，内部必定拥有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等级权力结构。这个自成一体的等级秩序体系，是帝国内部维持稳定与和平的结构基础。进而言之，帝国拥有不平等的政治结构，帝国之内的各附属国和民族之间，其政治地位是不平等的。帝国内部的宗主国和附属国、支配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实际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居民（民族）拥有完全不同的法定权利，宗主国民族作为统治民族享有极大的等级特权。宗主国与附属国、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通常由帝国的法律加以明确规定。
帝国通常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系。由于帝国由多个原先独立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组成，这些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法律制度，宗主国不仅会在相当程度上维持这些附属国原先的语言文化传统，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保留原先的政治法律制度。帝国通过各自的法律和制度，在其内部的各个属地之间维持秩序和稳定。因此，帝国实际上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国际体系。历史上众多著名的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等，拥有不少属国和殖民地，领土面积广阔，甚至跨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边际界线，成为或大或小的国际体系。像极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其包罗的国家之众多，帝国面积之广阔，足可以自成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
费海汀：在同一时间，国际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帝国体系？两个帝国体系之间是否可能争夺对附属国的控制权？附属国在两个帝国体系中拥有选择权吗？是必须选择一方归属，继续保持中立，还是被两国所瓜分？决定附属国命运和选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俞可平：你说的这种情况从世界历史来看是存在的，我把它称为“帝国霸权”之争。霸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统治，而一个地区以内通常难以共存两个以上的霸权国家。这种情况其实符合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竞争常识，中国古人称之为“一山不容二虎”，在国际政治学中则称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修昔底德在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原因概括为：雅典作为一个新兴强权的崛起，引起了原先的强权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国际政治学家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例如，美国学者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援引修昔底德的论断，指出雅典与斯巴达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他还按照这一逻辑，对过去500年中类似的16个国家间战争和竞争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并试图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当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较量。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引发的帝国霸权问题。如果一个区域内已经存在一个帝国霸权，同一区域其他国家的崛起通常意味着与原先帝国的战争。因而，有些专家认为，人类最早的帝国间战争就源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著名的世界帝国史研究专家科马克·奥·勃里恩就这样说过：“在公元前1286年5月，在如今叙利亚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畔发生了一件大事，堪称是古代世界最波澜壮阔的事件之一。如果要控制北黎凡特，卡叠什（Kadesh）城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帝国之间在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其中一方是埃及，当时正处于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统治下，其军事力量正处于崛起中。……他的诉求受到了来自一个强大的安那托利亚帝国的挑战，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哈梯（Hatti，又译‘赫梯’‘哈提’）王国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出现两个以上的帝国体系，附属于这些帝国的小国通常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更难以保持中立，其命运取决于哪个帝国霸权对其更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当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很有名的中立国，例如瑞士等。但这是极少的例外，主要得益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即刚好处于周边帝国霸权之间的平衡点上。一旦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即周边某个列强明显压倒另一边，那么，这种难得的中立地位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在帝国时代，绝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命运其实是很悲惨的。它们根本无法完全自主，总要依附于某个强国。它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本国利益看，依附于哪个强国，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依附更有利于自己。
费海汀：除了分析决定帝国兴衰的因素外，您还专门论述了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在您看来，帝国产生的政治逻辑和内在动因究竟是什么？
俞可平：从已有的考古和文献材料来看，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与第一个帝国之间相距不到1000年时间，而且从空间分布看，帝国最先出现于两河流域，继而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先后出现。世界上每一个人类文明的代表性区域，或迟或早都会产生各个文明区域的帝国体系。世界历史上那些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代表性帝国，例如古亚述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大汉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加帝国、印度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埃塞俄比亚帝国等等，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不难发现，只要存在国家的地方，或迟或早就会有相应的帝国相伴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这种空间和时间关系，表明在国家与帝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国家成长和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必然会对周边国家进行扩张和征服，从而形成特定的区域性等级秩序体系，这种国家间的等级性秩序体系便是帝国体系。当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帝国时，其综合实力便会极大地增强，从而使其成为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霸主。总而言之，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产生帝国；帝国产生后，必然使某些国家成为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霸权，成为“国家中的国家”，而帝国的皇帝便成为“国王中的国王”。
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而暴力掠夺在传统社会中是获取财富的最便捷从而也是最常用的手段。古代的帝国几乎毫不隐瞒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的目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夺取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奴隶、更多的妻妾、更多的金银、更大的宫殿、更大的城池、更奢侈的生活，对于古代帝国几乎是赤裸裸的目的，像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毫不掩饰帝国扩张的这些动因。对于近现代的帝国，即使表面上多了一层遮羞布，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物质利益的掠夺和攫取。
获取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财富等物质利益，这是就帝国产生的一般和主要动因而言的，而历史上各个帝国产生的具体和直接的动因，则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语曰，“师出有名”，谓出兵征战他国，必须有正当的理由。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所有国家发动对外战争，必须有其合法性依据，对外宣称有其正当理由，这样才能博得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虽然帝国征服的历史现实无情地证明了“强权即公理”，但帝国的统治者总是会用某种所谓的“公理”为其战争行为进行辩护。因此，历史上所有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征服，鲜有公然说是了为掠夺别国的领土和财富，而总会给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而编造出来的，帝国的统治者自己也心知肚明，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些公然的谎言。但也确实有一些帝国统治者，出于某种内在的信仰或认知，而“理直气壮”地视自己的侵略扩张行径为“正义之举”，认为自己的对外扩张和征服是出于某种推动文明进步的“神圣使命”。
有人声称，帝国的扩张和战争，是出于对周边国家“共同繁荣”的使命，是为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富裕生活。那些地区性的霸权国家之所以拥有征服和占领周边其他国家的野心，通常有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特别是在近代以后，无论是从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来看，那些拥有帝国野心的强权国家往往明显高于被征服国家。所以，当帝国的统治者把所谓的区域“共同繁荣”作为对外扩张的理由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臭名昭著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有人声称，建立帝国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是为了所谓的“世界和平”。从古代帝国的战争征服，到当代的帝国主义战争，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和平”一直是专制独裁者们用来对内欺骗民众、对外粉饰其侵略行径的“法宝”。“安全”与“和平”之所以成为催生帝国的“法宝”，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其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时代，领土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表征。传统的领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母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如果周边毗邻国家是友邦，那么国家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反之，如果毗邻国家是敌人，国家的领土安全就存在威胁。一些强国的统治者为了谋求所谓的国土安全，就会用武力征服周边国家，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国或藩国，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战略缓冲区”。其二，帝国是一个包含若干国家的等级秩序体系，如果帝国体系内部各属国各安其位，服从宗主国建立的等级秩序，那么帝国体系内部就会形成和平共处的稳定状态，出现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而且由于宗主国自身的强大和整个帝国体系的庞大，其他国家很难对宗主国及其帝国体系构成威胁，也容易维持外部的和平状态。
近代以后，一些帝国狂热分子把地缘政治学中的“生存空间”（living space）理论用作扩张和征服别国领土的理由。按照这种理论，国家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一个生长发展过程，只有到达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值，国家这个有机体才进入最安全和最有活力的阶段。简言之，建立强大的帝国，对外进行殖民和扩张，是国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才能使自己处于安全和繁荣的状态。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在近代以后成为一些西方列强走向帝国之路的重要原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希特勒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在现实世界中，不排除确实有些国家的统治者出于国内政权安全的考虑，对周围国家进行军事征服和帝国统治。但即使如此，它也不会公然声称其对外扩张的理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那等于赤裸裸承认自己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侵占和统治别国领土之上的。这种公开的强盗逻辑，即使当年的日本侵略者都不曾使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还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换言之，将国内政权的安全建立在侵略周围国家的基础上，这是典型的丛林法则的体现，它早已被文明世界所抛弃。因为它既不符合最基本的国际法律和道义，也绝不可能带来国内的长治久安和富强繁荣。
费海汀：民族国家、大国（强国）、霸权国家到帝国之间是否存在演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导致一个霸权国家演变成帝国，又是什么导致一个大国（强国）自我克制，不致最终走向帝国的幻梦？
俞可平：你的问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考：从国家到帝国之间是否有内在的政治逻辑？国家是人类最早的公共政权形式，一般认为它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最初以城邦的形式出现。国家先于帝国，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和帝国均出现于古埃及。公元前3200年左右，美尼斯（Menes）统一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标志着古埃及国家的形成。公元前2334年阿卡德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从已有的考古证据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与第一个帝国，相距近千年。从世界各地的政治历史看，一个共同的政治发生逻辑是，国家产生后必然会导致帝国的出现。一些国家足够强大后，必然会对周围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吞并，从而形成由宗主国与附属国组成的帝国体系。梁启超似乎已经看到了由国家向帝国演变的这种政治逻辑，“盖自人群初起以来，人类别为无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竞，进而为大部落；大部落相竞，进而为种族；种族相竞，进而为大种族；复相竞焉，进而为国家，进而为大国家；复相竞焉，进而为帝国，进而为大帝国”。
至于是什么因素能使一个强国不走向帝国，大体来说不外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原因。外部因素，主要就是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有无足够的力量抵御和制约强国的扩张；内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外扩张征服是否有利可图，二是国内的民主法治制度。历史上的帝国总是与专制权力密不可分，如果国内的民主力量足够强大，那就可以有效阻止国家的对外扩张，甚至可以扭转帝国的历史进程。因为彻底的民主政治，不仅意味着国内民众的自由平等，也必然要求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平等。所以，民主与帝国是内在相斥的，而专制与帝国是内在相联的。大英帝国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其国内的民主政治相关。印度的独立并不仅仅是印度人民的斗争结果，也与英国国会中许多议员解放印度等殖民地的主张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治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遏制地成长，所以我敢断定，帝国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上必将一去不复返！从国内政治看，专制在任何民族国家内都不可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只要国内政治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定会放弃对外的帝国侵略政策；从国际政治看，国家之间的平等与人类的和平，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价值。任何大国对别国奉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必将失去人类的道义基础，从而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如果在国际上被孤立，遭到全人类正义力量的唾弃，纵使它再强大，也必将以失败告终。
三、历史上的帝国
费海汀：世界政治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帝国，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您看来，其中哪些案例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
俞可平：历史学家常说，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迄今为止，在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中，人类绝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国家统治形式就是帝国。帝国给人类文明创造了无比的辉煌，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思想理论、宗教信仰，到都邑城堡、武器装备、宫殿楼台、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基础设施等，帝国的年代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的纪录；帝国也给人类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从穷兵黩武、战火纷飞、攻城略地、生灵涂炭，到专制独裁、横征暴敛、残酷压迫、种族歧视，帝国的罪恶罄竹难书。无论是辉煌还是灾难，帝国都是人类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历史。不仅如此，当今的民族国家大都脱胎于历史上的帝国，这些民族国家在追溯自己的历史时，总能在某个时候与帝国相遇。反过来说，历史上的帝国虽然一个个相继解体或崩溃了，但这些帝国遗民的后代仍然分布在当今世界的各民族国家之中，帝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遗产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
在漫长的人类政治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地曾经出现过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帝国，不过作为地区和世界超级霸权的帝国并不很多。以衡量帝国主要标准的领土规模为例，据帝国史专家统计，领土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帝国多达80个，其中传统帝国75个，海外殖民帝国5个。在这80个领土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中，又有8个帝国的领土版图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这8个国土面积超千万平方公里的帝国分别是：公元1270年前后的蒙古帝国（Mongol），约2400万平方公里；1790年前后的大清帝国（Qing），约1470万平方公里；1895年前后的俄罗斯帝国（Russia），约2280万平方公里；公元750年前后的倭马亚帝国（Umayyad），约1110万平方公里；176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Spain），约1230万平方公里；1938年前后的法兰西帝国（France），约1210万平方公里；1938年前后的大英帝国（Britain），约3360万平方公里。
对历史上的帝国，我们还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型学标准将它们分为古代帝国与近代帝国；陆地帝国、海洋帝国和草原帝国；军事帝国和殖民帝国；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等。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帝国中，被专家学者作为典型案例加以研究的帝国通常不超过20个。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并最具代表性的帝国案例包括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罗马、蒙古、奥斯曼、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大不列颠和大清等13个帝国。它们分别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类帝国的典型代表，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些帝国的兴衰过程和统治实践，可以提示帝国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帝国体制的本质特征。
费海汀：您曾经提到，比起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对于帝国崛起的影响更为深刻。您认为，哪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匹配或支撑一个国家的繁荣兴盛？
俞可平：许多帝国研究者发现，影响帝国兴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因素首先是军事力量，其次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但在这些因素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因素，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一方面，纵使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先进的国防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同样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中国的北宋王朝或北宋帝国，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还是武器装备和部队规模，甚至不下于中国历史上以经济繁荣和国家强大著称的汉唐帝国，更远胜当时的周边国家，但最终却不敌综合经济实力远逊于它的金国。究其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政治的腐败和军事国防体制的重大缺陷。另一方面，即使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占领或征服了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合适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这样的帝国也不会长久。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和拿破仑帝国，虽然曾经异军突起，一时无敌于天下。但是，它们都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帝国创建者的消逝，整个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成为短命的帝国。以马其顿帝国为例，亚历山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其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均雄踞欧亚大陆。按照历史上帝国衰亡的周期，如此强大的帝国即使开始衰落通常也会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少则一二百年，多则几百年。但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却只有短短的13年，是历史上最短命的伟大帝国。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最高权力的产生和继承制度。
更进一步说，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政治决策制度、权力分配与制约制度、生产和交换制度、贸易和税收制度，这个国家才会涌现大量杰出的政治、科技和经济精英，才能防止帝国最高权力被庸人滥用和误用，才能避免最高决策者对帝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帝国不仅有先进的军事制度，而且也拥有行之有效的行省制度、总督制度、宗教制度、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制度和元老院制度，能够保证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素质较高的元首手中，而且其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出现了“五贤帝”和帝国的长期辉煌。
近代的大英帝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代议民主制度、现代法治制度和现代政党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和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政治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贸易、教育和科技制度的变革，英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国家。这些重大的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的爆发，不仅使大英帝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也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先驱者。简而言之，这些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最终导致了大英帝国势不可挡的崛起。
四、帝国的命运和人类理想政治形态
费海汀：从现实世界的政治来看，很多人的心中其实还留存着帝国的梦想。您认为，帝国会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复兴吗？人类历史上会再次出现新的帝国吗？
俞可平：确实有许多人仍然怀抱着帝国的梦想，不要说对于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对帝国充满幻想。但我自己关于帝国历史命运的研究结论非常明确：帝国主义将长期存在，但帝国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
首先，建立帝国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所抛弃。作为历史的常态，所有帝国的建立都以军事扩张和征服为主要途径，战争与暴力是帝国存在的伴生物。不用说，古代帝国都建立在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暴力镇压之上。即使是那些强调民主和法治价值的现代帝国，也必须以暴力作为其帝国统治的最终依托。帝国统治者的辉煌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和人民残暴血腥的镇压和剥夺之上。对于宗主国的统治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帝国的专制独裁者来说，帝国强大的军事暴力是其荣誉和权力的象征。但是对于广大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和其他被统治者来说，帝国的暴力和战争意味着奴役和牺牲。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建立，无不充满着血淋淋的故事。不消说像亚述、波斯、马其顿、蒙古这类纯粹建立在大规模杀戮之上的帝国体系，即使是后来像西班牙和英国这样所谓“文明的”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无不以牺牲被占领地人民为巨大代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帝国的军事暴力和战争征服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先进性和道义基础。过去用来展示帝国荣誉的战争机器，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主要工具已为人类文明所不齿。帝国的统治者过去用来对本国人民炫耀的博物馆、大规模阅兵、凯旋门等，在绝大多数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供民众和游客参观浏览。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和军事占领，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同缔结的《联合国宪章》所明文禁止。
其次，帝国成其为帝国的本质特征已失去道义基础。帝国秩序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不平等之上，宗主国与殖民地或附属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宗主国民族与殖民地民族处于本质上的不平等状态。不平等是帝国的内在性质，这种内在的不平等体现在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而且这种不平等在帝国体系内是合法的、正当的，是帝国政治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依靠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保障。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更是个人权利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更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这种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当代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合法性，不再具有道义基础，也从根本上违反了各国共同认可并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再次，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已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史上，列强对外扩张征服的理由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目的就是掠夺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无论是古代帝国还是近代帝国，攫取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是帝国建立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还是日耳曼帝国的军国主义政策，根本目的无非是凭借军事力量对殖民地和被占领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扩张的这一根本动因在人类历史上终于逐渐开始消失。一方面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畅通，使得强国已经不需要通过战争的血腥手段去获取别国的财富，而完全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际贸易来增加国民财富；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得文明国家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反战和厌战舆论，对外的军事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得人心，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外战争的成本。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从战争的成本-效益比来看，贸然发动对外战争往往也得不偿失。
费海汀：由于国家间交往工具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一些国家完全可能垄断这些工具，并以此为要挟，迫使其他国家答允其不正当、不平等要求。是否存在某种“经济帝国”“文化帝国”“科技帝国”甚至“算法帝国”的可能性呢？另外，是否有可能有国家为了在国际交往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优势而主动选择成为帝国呢？
俞可平：是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那么就必然会存在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人类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无论在何种体制下，一般说来，国家的统治者总是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增进和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主要是运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手段，那么在现代社会则更多会运用经济和科技的手段。在现代国际秩序体系中，必定会有一些国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手段，去剥夺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称霸地区和世界。所以，我的结论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帝国主义仍将长期存在。
通过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控制，对强权国家而言可以带来许多现实的国家利益。当强权国家居于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时，它就可以在被支配国建立军事基地，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优先权益，从而实质性地增加强权国家的安全、经济、交通、贸易和文化等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强权国家发动帝国侵略战争的代价往往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奉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则总是获利多、损失少。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原因，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现实政策仍将长期存在。但你提及的“经济帝国”“文化帝国”“科技帝国”“算法帝国”等，则只是一些形象的称呼，并不是政治学意义的帝国概念。
费海汀：有学者曾指出，数百年的帝国历史结束后，许多旧帝国都进入了某种“后帝国时代”。它们需要反思自己的定位，调整与区域外大国和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在您看来，这些历史上的帝国会以什么方式重塑自己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角色？
俞可平：帝国体系在世界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和难以割离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帝国时代的宗主国，还是附属国或殖民地，都难以避免地带有某种帝国的传统痕迹。对于原先的那些宗主国来说，总有一些人怀抱着旧时的帝国梦想，企图重建传统的帝国秩序。对于原先的附属国或殖民地来说，则往往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心态：一种是民族复仇心理，对原先的帝国统治者或殖民者依然充满着仇恨和敌视，念念不忘民族的复仇；另一种是潜在的依附心理，对原先的宗主国或殖民者自觉地或潜意识地存在着某种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附属感，有人称之为“后殖民心态”。所有这些都可归为你所说的“后帝国主义”现象。在所谓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对于原先那些帝国统治者的后继者来说，重塑当今的世界秩序有两种典型的方式。
一种是帝国主义的或霸权主义的方式。帝国作为一种国家政权体制和全球秩序结构，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将不再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和国家试图征服、占领和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总有一些专家学者会继续倡导和论证帝国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我一再提醒说，虽然帝国的时代过去了，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政策和战略还将长期存在。在帝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之所以还有不少强权国家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第一，民族优越感。这些强权国家通常是历史上的帝国，帝国时代的辉煌已经成为这些强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深深地铭刻在政治精英和普遍民众的记忆中，从而带有一种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帝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优越感。第二，权力意志。权力欲本质上是一种占有欲，当强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幸是一名专制独裁者，而且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时，奉行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常常会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因为独裁者的占有欲是没有止境的，对他来说，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在内的所有国民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民众的生命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外发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第三，实际利益。如前面所说，通过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对强权国家而言可以带来许多现实的国家利益。
另一种是和平主义的和全球治理的方式。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价值，只有和平才能为人类的安全、繁荣和幸福生活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为了实现和平，人类做出过许多探索与努力，帝国体系也曾被许多人当作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权力结构。客观地说，一些伟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确实给其统治的地区带来过长久的和平。但是，帝国的建立、拓展和维护，都离不开战争。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间的全球秩序不可逆转地被主权国家间的全球秩序所取代。这一取代是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帝国体系崩溃后，人类虽然没有消灭战争，但至今没有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战。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安全秩序的挑战。历史演进的逻辑和帝国统治的逻辑都告诉我们，返回帝国体系不可能是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挑战的正确途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顺应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积极探索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基础上的全球秩序体系。
费海汀：您刚才说，“返回帝国体系不可能是化解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挑战的正确途径”。但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实际后果来看，全球化进程似乎有逆转的可能，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最新挑战？您认为人类社会在面对现实的全球化进程时，应该期待怎样的理想政治形态？
俞可平：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对当今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本来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人类的危机。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在现实中看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不惜以兵戎相见，甚至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核战争威胁；极端民族主义盛行，有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排外情绪；一些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采取抵触态度，国家保护主义强劲抬头；许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势头强劲；一些人对以民主和分权为表征的人类政治进步进程开始持怀疑态度，国家主义再度回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仅坚定地拒绝帝国的幻想，而且坚定地相信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已经、并且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阻挡全球化进程，即使从一时看可能有利于短期利益，但长远看必定损害根本利益。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我仍然认为，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对全球治理怀抱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实现全球善治。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模式，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模式。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世界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世界治理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全人类所经受的气候灾难等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休戚相关，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更需要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和合作是全球善治的基石。全球性的自然灾难和人道灾难一旦发生，孤立的国家利益便往往无从谈起。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