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首道工序，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这样。红军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红四方面军各军师团和川陕省委、地方各市委、县委、区委都建有专业宣传队。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要求“每个战士都要学会对群众和白军做宣传工作，成为既能宣传又能打仗的能手”，要求“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就到达哪里”。宣传队采取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文艺宣传等多种形式，为当时的战争和建设服务。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及各师团政治部还组织有贴字队、粉笔队、錾字队，随军在各地錾刻标语，散发标语和书写口号。据解放初期统计，在川陕苏区及红军长征沿线，仅红军石刻标语达10000余幅，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3000余幅。这些石刻标语清晰再现了红军巧妙运用宣传思想战，文武相弼，克敌致胜的艰难历程，谨从几幅有代表性的重点石刻标语即可窥见一斑。
(一)“争取苏维埃中国”，明确昭示了红军入川的战略目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向何处去，国内各党各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中山晚年接受共产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推行“三民主义”，打算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在外国资本主义支持下，背叛孙中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封建独裁专制，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共产党被迫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时中国人民处在“三座大山”重压的水深火热之中，渴望翻身得解放，革命烽火彼伏此起，燃遍大江南北。当时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并且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以俄为师”便成了合符必然的自觉选择。
1933年春，川陕苏区一建立，便在首府县城对面壁山上錾刻了“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巨幅标语。这一目标犹如天上“北斗”，成了激励苏区军民奋斗不已的指路明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红四方面军“便在川陕苏区建立了23个县(市)苏维埃政府、160多个区、990多个乡、4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把川陕苏区建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扬子江南北南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发展的桥梁”。
(二)“平分土地”，高高树起了除弊救民的大旗
“土地是财富之母”。“平分土地”和“耕者有其田”，是历代农民起义的迫切要求和首要口号。当时川陕苏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据1922年邮政总局调查，四川农民人平土地一亩零四厘，占人口9%至12%的地方富农占有74%至8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农民无地可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当时民谚所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而且不分情由，数目奇重，据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一书记载，1932年，川北的田赋预征已经到了1978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官逼民反，劳苦大众再也无法照样生活下去了。
1933年2月，川陕苏区一建立，便在苏区广泛宣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发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配合“打土豪、分田地”和“查田运动”，选在通江至诚九子坡村佛尔岩，由20余名石工，耗时2个月，錾刻了堪称“石标之王”的“平分土地”，它切中时弊，象骄阳一样，温暖了千山万壑劳苦大众冰凉的心。
“民以食为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平分土地”的感召和鼓舞下，数十万劳苦大众聚于旗下，踊跃支前参军，“据当时统计，川陕苏区20余县市，先后共有19.5万人参加红军，其中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含今平昌县)即有12万人参加红军，有2万人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工作，仅通江县就有4万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以上”，使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的4个师，1.4万多人，不到两年时间，扩展为5个正规军，历经“反三路围剿”，“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和“反六路围剿”等数十场恶战，到1935年春撤出川陕苏区，仍然保有正规军8万余众，为尔后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赤化全川"，果敢亮出了星火燎原的宏图壮志
川陕苏区创建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低潮时期，面对敌人严酷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1934年3月，由刘瑞龙部长规划，5月完工，錾刻于通江县沙溪乡红云崖上的“赤化全川”，字形巨大，书法工整，笔力遒劲，雄踞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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