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保福寺原本就是一座寺，与桥搭不上关系。但它在灰飞烟灭六十年后又还魂附体成了一座桥——北四环路上的保福寺桥。这不禁让人感激给这座桥起名的文化人，讲究，他不让一座古老寺院轻易离开古都的文明记录。
保福寺桥位于北四环中关村三桥与展春桥之间，与展春桥的中间还有一架京包线铁路桥高悬起来，如果是清晨向东而行，晨光会迸射在飞驰而过的火车车身上，光线一瞬间凌乱破碎，被动感的车厢拉拽。很快，朝阳复出，毫不吝啬地用最新鲜的阳光点亮中关村的蓬勃朝气。这一段路的两侧，有上个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典雅建筑，虽然老旧但被粉刷成灰色，庄重依然。也有现代化的装饰玻璃幕墙大厦，如银谷大厦、融科资讯中心、长城大厦、世纪科贸大厦，稍微向西一点，便是中关村电子商贸圈，云集着海龙、鼎好、e世界财富、中关村科贸、四通、中关村广场这些象征着“中国硅谷”“国家级人才特区”“中国第一高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化高科技活力四射，生机勃勃。而这片中关村热土，也正是六十年前一个破败的村庄——保福寺村以及保福寺的旧址。
回忆保福寺村旧事，难免让人想起一件如鲠在喉的往事。鲁迅的元配夫人朱安死后即葬于此地，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志，一掬孤坟磨灭在岁月的灰土里。那是1947年夏天的事情。这位一生凄苦的女人最终也没有魂归南方，而是葬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异乡。
在临终前，朱安曾委托一直对她多有关照的宋琳（即宋紫佩，鲁迅早期学生）给许广平捎信，希望死后葬骨上海，守在“大先生”（鲁迅）身边。当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以1947年的条件，又是夏天，将其遗体运至上海，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那时，火化非常少有，一般以土葬。所以，她没有可能身后再回南方。
对于朱安，鲁迅曾说过一句名言：“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人们认为，朱安必是陪伴鲁迅母亲而去，葬于鲁老太太墓旁，所以有说朱安死后葬到保福寺老太太墓地的说法最广泛，这种说法在网络搜索上几乎是众口一词。但事实是，鲁老太太没有葬在保福寺，她是葬在海淀四季青板井村（当然今天也没村子了，但板井路是有的），于是又出来另一个小众的说法，说鲁老太太葬于板井村周家墓园，然后也想当然地认为朱安亦葬于此地。这种说法见于《海淀文史资料汇编》中“鲁瑞墓地”，我查阅了，但无图无真相，没有拿出朱安墓地的直接证据。
真实的情况是，许广平希望朱安应陪伴鲁老太太，最好下葬板井村。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周作人大儿子周丰一与宋琳（鲁迅学生，对朱安晚年多有照应）商洽的结果是，把朱安下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友人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及“棺材还好”，但没有墓碑更没有墓志铭之事（参见乔丽华《朱安传》）。
朱安希望魂守“大先生”，众人希望她继续陪着鲁老太太。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朱安只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埋葬在保福寺村的周边荒野。
保福寺村消失于1952年至1959年之间。建国后，中央政府对中关村地区重新规划。1952年，中国科学院确定了以中关村作为院址建设的规划，中关村自然村被划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建设蓝图的范围内。但这个规划后来进行了微调，是因为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形成新的北京大学，1952年底，中关村自然村北部的土地从中国科学院原有的建设蓝图中划出，划给了北大建成中关园。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自然村剩下的范围里及其保福寺村、蓝旗营和三才堂村征地进行建设。到1959年，中关村地区各个自然村已经被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厂区、宿舍全部覆盖。而今天我们可以在地图坐标到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就是坐落在保福寺村原址之上。
50年代，在新中国强大的政治政策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的高涨热情中，征地、拆迁、平坟陆续推进。毕竟，那时候这里人口不多，仅仅中关村自然村只是70户人家276口的自然小村，紧挨着其南部的保福寺村人口也多不到哪里去。贫穷、荒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坟场。据最早搬来住的中科院家属回忆说，1952年搬来时还有破旧的民房待拆，位置在中关村通往海淀镇的路口，民房外墙上竟有用白灰画的圆圈——“狼圈”，防狼用的。也就是说，50年代初还有西山的野狼会窜至海淀镇中关村一带，白毛风一刮，昏天黑地，荒坟野地，这就是今天中国高科技硅谷的前身。
中关村自然村在民国时期隶属于保福寺行政村。而行政公署就设在保福寺村的寺庙里——即保福寺。根据1947-1948年北平警察局的户口调查表显示，无论中关村的、保福寺村的、蓝旗营的、三才堂村的，都在“住户地址”一栏，填写的“中关村”或者“中官”，那时这一区域属于北平行政区的第十八区十八保，保长刘长禄是中关村人。既然保福寺村是行政村，保长就在保福寺村里的那座寺院——保福寺里公干。
无论如何，中关村是一块福地，今天更是一片热土。其从零散自然小村庄，发展到明清之后太监来此购买“义地”，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这里寺庙众多，各种烧香拜佛，各种积善培德，各种修行往生的魂魄，说不定聚足了一股气，倒成就了今生善地。中国科技研究的顶级单位，中国科学的精英人才，一举将其从农业社会推送到科技研究的前沿领域，真像坐上土火箭一举升天。
保福寺是保福寺村里的寺庙，也是最后拆掉的寺庙，因为这座寺庙还坚持发挥了几年余热。建国初年，在这座寺庙成立了新中国政府的一所公立小学——保福寺小学。这所小学主要是解决陆续搬来此地的中科院子弟及周边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寺院已经很破旧了，但毕竟还算是这一带较好的建筑。大殿门槛很高，有弱小的小童几乎是手脚并用爬过门槛到大殿里上课，而那时大殿还有泥塑佛像、金刚大士的雕塑，小小学童在金刚怒目下朗朗读书也真是生动一景。这所小学校一直坚持到1958年，中国科学院终于在它相邻的西面建好了一所小学，就是今天闻名京城，拉动周边房价破10万一平米的著名学校——“中关村一小”。而名气同样响当当的“中关村二小”、“中关村三小”都是相继从“中关村一小”分离出来的。可以说，这三所著名小学都是缘起于一所庙里的学校——保福寺小学。
保福寺小学搬迁至新址后，保福寺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寺院大概也破到没有啥实用价值的地步，而且封资修的东西，名声也不好，这座自明朝始建的寺院就此寿终正寝。有人说80年代保福寺还有孤零零的大殿存在，但我穷其所能，也查阅了海淀区文物部门的资料，以及印顺大法师主编、彭兴林编写的《北京佛寺遗迹考》，都没有找到印证的资料。说它50年代末废弃，最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希望这个判断可以成立。
从明朝起，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区，就开始兴建寺庙，有皇家出资为纪念有功之人而修建的类似悯忠寺的庙宇，如陈府村有广惠宫，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又称刚炳庙，是为纪念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战功的太监刚炳而建。后来民间募集建庙开始兴起，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义地”（墓地），修建寺庙。寺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义地”主人的精神祠堂，是他们能够平复此生的憾恨而寄希望修得来生的皈依。此外，这个地区也是兵营，如蓝旗营等，村庄的发展程度不高。直到乾隆年间，中关村这个地方并没有确切的地名，在《日下旧闻考》里被指为“南海淀东二里许”，当时的南海淀（后来的海淀镇一带）与皇庄（今天的“黄庄”）相对已是繁华的聚居地。
据载“南海淀之东二里许有保福寺，东柳村有长寿寺、观音庵”。东柳村后来未见记录，民国时期有“东大院”，不知是否演变而来。“南海淀之东有正蓝旗护军营房”，“陈府村有内务府包衣三旗营房。”“陈府村有紫竹林、碧霞宫、太平庵。”陈府村，即民国时期的“成府村”，现在中关村北部有“成府路”。上述就是乾隆年间对今天中关村这一带的有名号的建筑的记录。（《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西九）
保福寺建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内经厂提督僧录司左善世”鼐公驻锡于此，圆寂后建“灵塔”，有碑一座，立于正德11年。①“左善事”是明朝管理宗教事务的僧官。也就是说这座寺庙的缘起于一位僧官——鼐公禅师，他于此修佛并于此圆寂，然后于此建了灵塔。过了将近100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重修寺院时铸铁钟一部。到清朝道光年、光绪三十一年都进行过重建。民国时期进行寺院统计，做记录如是：“此寺位于保福寺村六十四号，占地二亩零四厘，有九间瓦房，土房两间，附属瓦房一间。泥像九尊，铁五供一堂，另有石碑两座，井一眼，楸柳四棵。属合村公建。被村公所及小学占用。原有鼐公禅师灵塔，三十年代塌了一半，但仍有香火。”②这个记录说明民国时期这所寺院基本等于公共财产，合村共建，附近各村都是出了资的。同时说明那时候条件多么窘迫，没钱建村务办公及学校的房子，一间明朝留下来的寺庙又当村公所，又当学校，老百姓还要进来对塌了一半的灵塔烧香拜拜。
至此，我以为我已将保福寺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但这时候我又偶然发现了一个叫西保福寺的遗事，真是跌掉眼镜都不愿相信，一个超不过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要修几座庙有完没完啊。但西保福寺确实存在。我是从一片碑文拓片发现这一线索的。拓片所属的石碑据称原放置于保福寺，所以也被称为保福寺碑文拓片。③其行文内容看是一类似敕碑格式，如下：
经筵讲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谥恪勤公德明碑文：
“朕惟礼乐自天子出，实资习掌故之臣；笾豆则有司存，允赖骏奔走之职。緬旧劳之可念，礼□变崇；昭令闻于弗谖，义存奖劝。爰稽彝典，式表嘉名。尔原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德明，奉上惟勤，执事有恪，早由司库迁职奉常，掌六祝而辞修，七祀而靡忒。遂□妙□□秩，清卿洊贰，春官升华宗伯。诏相小礼，玉帛钟鼓之间；赞导法仪，进退周旋之习。经筵侍讲，胪句传声。历三衙统制之司，摄四译会同之馆。偶回翔于铨部，实终始于容台。惟先朝之任遇良，专属在疚，而猗毗尤切，靖共尔位。襄大礼以告虔，夙夜惟寅；赞明禋于登侑，宫衔特晋。嘉乃成劳，遗疏俄闻，深子轸恤。综生平之行谊，锡美谥以恪勤。考典易名，镌辞崇实。于戏！国之大事在祀，汝既宣惇典之勤；人惟求旧有言，朕岂靳酬庸之礼？贻诸奕叶，视此丰碑。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月”
这幅碑文除个别字词，基本保持完整。从内容看是以嘉庆皇帝语气写就的类似今天的悼文。悼念的是一位叫德明的礼部尚书。“经筵讲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谥恪勤”——这一大串都是荣誉性的虚职加死后谥号，他实际上是一位“从一品”官吏——礼部尚书。
嘉庆帝与这位礼部尚书有怎样的关系不得而知，但就一位九品官阶中列第二位的“从一品”官员（不是正一品哦），皇帝都要亲下敕文，没有特别关系应该不至于此。嘉庆期间，仅礼部这一层级的官员有满人24位、汉人14位，汉尚书包括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当然相当一部分是从乾隆朝延续下来的官员。这位德明应该也是，因为看立碑时间他为皇室服务多年，进入嘉庆朝的第六年便过世了。
这段文字对于今人而言，比较艰涩。说是悼文吧，德明的生卒年月不详，更像是皇帝对德明一生功劳的基本评价，就是盖棺定论之辞。全文讲述的都是德明的工作事迹，说他主要是负责朝廷祭祀方面的礼官，经筵侍讲，在皇帝身边上传下达。还负责过禁军的统领以及接待外邦朝贡来访的部门——四译会同之馆。短时间还在吏部负责过选拔官员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在礼部（容台）尽心尽责服务。赞美他敬业勤恳，日夜辛劳，成绩斐然极少疏漏。皇帝也非常珍惜这位臣子，纵观其一生功劳，应以“恪勤”作为赞美他的谥号。祭祀是国家大事，德明生平笃厚忠诚，勤勉尽职，皇帝怎么能够吝啬对他的酬劳？故而将这些赞誉评价给与其后代子孙，特立此丰碑纪念。
这座碑放置的保福寺并非《日下旧闻考》和《民国寺院调查》记录的那个保福寺，而是建于嘉庆年间的位于村西的一家募集寺院。我甚至怀疑这是嘉庆年间礼部尚书德明的家庙，因为敕碑在此，寺庙的名称也未见记录。在民国时期寺院调查的资料里，将其因坐落村西而称为“西保福寺”，这不是其名，只是说明它是坐落于保福寺村西边而已，而且特别提到“另有石碑一座”（即指此碑）。但见描述该寺院更像一份殷厚的家产：
“西保福寺坐落于北郊第一分署保福寺村六十一号，清嘉庆年建立，本庙面积四亩余，房共二十五间，附产土地三十二亩。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附产出租。庙内法物有木佛像二十九尊，泥佛像三十七尊，大铁钟一架，铁磬三个，瓦供器两堂，另有石碑一座，水井一眼，柏树一棵，楸树六棵，槐树五棵。”④
结合民国时期对保福寺与西保福寺的记录进行比较，西保福寺显得更阔绰，占地大，佛菩萨塑像多，法器多，有三十几亩庙产出租，有水井，甚至树木都有12棵。但它似乎不对外开放，未见其功用。没有提及住持法师讲法授经，大约也不接受民众烧香拜佛。且建于嘉庆年间，有石碑一座，我们可以大胆推定所谓今天保留的“保福寺碑文拓片”应该就是这座西保福寺里的石碑拓片，就是那幅“经筵讲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谥恪勤公德明碑文”的拓片。
而保福寺民国期间就是由村公所和小学使用，是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地方。即使鼐公禅师灵塔历经400多年，沐风栉雨岁月沧桑，以及经历了雍正年间的西山大地震，民国时还能撑住一半残躯，接受民众烧香叩首，这于百姓而言就是了不起的大有神通的灵塔。
一座公庙，一座私庙，一个村东，一个村西。公庙保福寺就在现今中关村三桥之南，融科资讯中心大厦所在地。私庙西保福寺门牌号与公庙的差三个号，应该向西不会很远，而西边就是中关村一小、二小、三小及科学城的一些五十年代宿舍楼。有当地老人说，西保福寺在五六十年代被征用做过一个中学的办公用房。可见，建国之初，这些寺庙都算是比较有使用价值的好建筑。
我曾见过一张声称是保福寺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女子，五十年代的妆容打扮，笑意盈盈，目光纯净，从今天这个时代看过去，温婉质朴洋溢。但我还是以“美丽”来概括那活脱脱的生动面容。
这位美丽女子站在寺院里，身后大殿虽然老旧但齐整尚好，最震撼的是我注意到了照片照到的院子里两棵大树！一棵像是老病不堪布满树瘤，不能判断树种，而另一棵是槐树无疑。从树径估量，一二百年的树也说的过去，但推到明朝正德年间四百多年不到五百年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从民国调查的记录看，保福寺里的树和乾隆年代记录的一致，只有楸树和柳树，而西保福寺里是有槐树的。据此，我判断这位年轻姑娘是站在西保福寺里拍下了这张照片。她是年轻的老师，抑或女中学生都不好说，但应该是与老人说的这里做过中学的用房有关系。
这张照片很珍稀，为今天的我们多少留下了一间寺院最后的影像，可惜它是西保福寺，或者其他，但就是不是保福寺。保福寺作为从明朝正德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寺院，其存在了大约442年（1516-1958），曾经慰藉了众多痛苦的灵魂，给苦难的人间生活点燃哪怕一点点微弱温暖的光亮。但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遂成憾事。
明清、民国，保福寺村是在一条缓慢的时间带里踽踽而行，其缓慢程度接近静止。那时这里就是几百年的郊野，寺院、农户、农田，还有包围着他们的大约三分之一占地的坟场。有一位“从一品”朝廷官员在此立碑树传，炫耀着嘉庆帝对他的恩宠，更有一位苦命凄凉的叫朱安的浙江绍兴女子在此孤魂难归。
对于这位女子，给予她多少同情怜悯都不为过。因为她不识字，她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因为她缠足，三寸金莲走不到京城的东南西北；似乎她也不信佛，没有信仰依止。啥也没有，就剩下数着指头苦捱残生了。她一生围着鲁老太太尽媳妇的本分侍候着，她的人格降到了只求苟且活着的地步。鲁老太太死了，她也成了六旬老人，捧着她那一生羞辱的名分。是的，那个年代被男人休弃且还不得不依赖那个男人活命，还有比这个更羞辱她的吗？
许广平给她的信，几乎每一封都是在谈论钱，因为她没有依靠。在鲁老太太去世后，周作人家自然也不再供养她了，而且周作人在抗日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抓去坐牢判刑，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1947年3月许广平给朱安的信中可以得知，朱安的心脏出了毛病，估计是贫困忧郁生命开始衰竭。许广平提到可以请宋先生（也就是宋琳）、阮太太这些好心人帮帮她，并祝她吉人天相，天气暖和身体会好起来。可是到了6月，她就不行了。
她去世的前一天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宋琳。她已经衰弱的不能下床，并哀求宋琳转达许广平将来葬在上海“大先生”身边的心愿。关于这件事，宋琳特别致信许广平。这是一封令人动容的信，朱安嘱托了两件事：（一）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二）每七须供水饭，至“五七”日给她念一点经。
宋琳写道：“（一）可由先生（指许广平）从长酌核。（二）所费不多，希望顺其意以慰其灵，念她病时一无亲切可靠之人，情实可怜，一见琳终是泪流满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又念海婴，在这种情形之下，琳唯有劝慰而已。言念及此，琳亦为之酸心。”⑤
这封信是宋琳写于1947年的7月9日，也就是朱安死后的第11天，朱安之临终孤苦，跃然纸上。这个女人的头脑清醒到最后一刻，也被苦难折磨到最后一刻。1947年6月29日，朱安被发现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这是个生于6月死于6月，名字叫“安”而一生没有安宁的女人。
但死后的这份清净也没维持多久，一年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个文化汉奸的私产予以没收。建国后，民国的资产当然归属新中国政府。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已确定规划建设中国科学院，继而北京大学建设中关园，可以想象，大规模的平坟拆迁，使50年代初期的中关村地区灰土漫天，遍地工地。
出了民国政府监狱的周作人进入新中国，文化汉奸之罪名已不光是什么斯文颜面的事，他整天惴惴不安的是自己八道湾的房产会不会被国家征收，有没有心思去保福寺村迁坟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要解开朱安坟是否迁移之迷，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有朝一日可以从周作人日记中寻找。周作人一生写日记，一直坚持到1966年他去世。但现在公开发表的只是截止到他30年代的日记。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安坟毁于文革破四旧（见乔丽华《朱安传》）。
总之，一切都过去了，坟墓又能代表什么？一个女人走过悲惨委屈的一生，她生不逢时，被旧制度扭曲。她不见爱于鲁迅，也没被周家人好好安置，及至于死也是被孤零零地抛在一个曾经叫保福寺的村庄，在异乡与异乡人长眠相伴。
保福寺在今天只代表京城北四环路上的一座桥，车鸣轰隆，不舍昼夜。中关村是创业者的大舞台，是野心勃勃者筑梦的起点。人们怀揣的都是当下的各种不安，为各种不确定的未知未来焦虑，也为肆意蔓生的贪念烦恼。
作为当代人，我们活在互联网的虚幻里，拘泥活在当下，删除了历史记忆，被各种现代化的电子科技硬件软件绑架着，并视为满足欲望的喧嚣的资粮，失去了内心安宁。甚嚣尘上的北四环通衢大道，覆盖的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岁月，长亭外，古道边，古刹钟声，荒坟野岭，西山在夕阳西下之时，注视旧岁也注视今生。那也让我在本文的刹那里回望一下消逝的寺院，消逝的村庄，还有那些曾经飘荡于此未获安宁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