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同时，物价水平也不断走高，通胀预期持续增强。
物价的快速上涨，往往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周期性现象，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应。一方面，近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相继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去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过量资金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特别是新兴国家通胀压力。作为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大国，输入性通胀对中国影响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就中国自身而言，由于受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总体呈上涨态势，再加上土地资源制约、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则决定了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状况不可能维持下去，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第一推手；另外连续两年多货币信贷超额投放也一定程度上助推物价上涨，一些游资趁机参与囤积居奇、投机炒作。所以，当前物价上涨现象是国际和国内问题关联，短期和长期原因交织，输入性和结构性通胀因素并存，物价问题的复杂性注定了此轮防通胀任务的艰巨性。
通货膨胀具有怎样的财富分配效应
一般来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3%就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了，那么通货膨胀对目前人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货膨胀具有怎样的财富分配效应呢？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不同收入层次的群体在投资与消费比例、边际投资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结构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差别也很大。
对高收入者来说，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很小，甚至是有利的。由于高收入者基本上是以浮动收入为主的劳动者，在发生没有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通货膨胀的收入转移功能使得实际收入增加。同时，消费在其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而边际投资倾向较大，再加上收入和财富为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较小。此外，高收入者还可以通过资产的保值增值来弥补消费支出方面的损失，例如，在物价上升过程中，土地、资本和其他财产所有者可以在轮番涨价的通货膨胀中通过提高土地和产品的价格来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甚至在通货膨胀中获得一些收益。
对低收入者而言，通货膨胀无疑是其福利的“掠夺者”。因为低收入者一般是工薪阶层，是以固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往往以工资合同的方式预先加以确定，也就是说货币工资率的上涨往往慢于物价上涨。因此，当出现通货膨胀时，工人的货币工资没有变动，但实际购买力却下降了。同时，对于低收入者而言，消费在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消费品以必需品（这部分消费品往往缺乏价格弹性）为主，因此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减少，购买支出却增加，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在农村，农民可能遭受更大的通货膨胀损失。社会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过程中，由于土地收入周期和各种制度原因，农民的收入不能同时增加或增幅不明显，但是，他们却需要被迫接受农业投入的高成本和农村消费商品的高价格，生活水平随之降低。因此，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就使一些收入较低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使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一定程度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促进作用，这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收入差距必须维持在一个适当的“度”上，差距过大无疑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广大低收入者阶层消费欲望低迷、内需难以拉动，而且会导致效率降低，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控制通胀影响增加居民收入的建议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保障。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关乎社会和谐，关乎民生冷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十二五”开局之年，尤其需要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优先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收入问题，采取综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少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协调和促进作用，继续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财政支出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困难群体倾斜，加大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较大幅度地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廉租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继续推进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在财政收入方面，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核心，以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为辅的税收制度体系，健全公平的税负机制，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各种税制，优化税率，平衡不同收入项目的税负，加强对高收入者阶层的税收征管，向其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特种消费税等，强化税收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分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二是，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货币政策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为了稳定物价总水平，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上，主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稳定币值、消除通胀、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度货币数量来促进生产发展，防止经济过热或衰退。同时努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根据国际经济形势适当调整汇率，密切监控跨境资本流动，防范“热钱”流入，防止我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流动性过剩再现，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三是，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着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环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矫正初次分配失衡、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初次分配中，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以工资改革为重点，从制度上解决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分配比例，提高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体系，并从制度上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支付和保障机制，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保证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和物价上涨相适应。对于初次分配，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是无法保证劳动者报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加的，必须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而且政府要充分履行劳动监察责任，查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落实《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断提升经营者的法制观念，促使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得到执行。在二次分配中，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调节力度，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重点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努力解决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加大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范发展企业年金制度，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基金监管。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和临时救助制度，重点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同时，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