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马烽与陈永贵交谈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经历
从偏远山村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后又历尽波折，陈永贵的一生可以说大起大落。因为写作，马烽与陈永贵有过数次交往。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三次喝酒的典型场景描绘了陈永贵由瞬间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说到陈永贵，马烽还有一比:“陈永贵这个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正月十五放烟花，‘呼’的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观，倏而一下又全都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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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听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1963年8月，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作为小山村的大寨，山洪暴发，江河横溢，房倒屋塌。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孔窑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无处安身。灾害发生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回到村里以后，他很快激励起乡亲们重建的信心，呼唤起蕴藏在普通农民心底的理想主义和奋斗精神。大寨人提出了“5年恢复土地，10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他们大队100元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更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陈永贵召集党支部会议，他们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坚定地提出“救灾三不要”的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项，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陈永贵说:“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以后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人在灾害面前，继提出“三不要”之后，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酒逢知己千杯少。马烽的创作思路与陈永贵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马烽说:“接受任务后，我就跟着孙谦去大寨生活了一段时间，又访问了昔阳、盂县、平定、榆社等凡是当时学大寨学得好的地方，然后坐下来编故事，写剧本。我们采用了大寨本身的一些素材，设计了一个叫‘乱石滩’的村子学大寨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出现剧中人直接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场面。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千秋大业》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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