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过后，贸易和全球化将再次焕发活力，这个观点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毕竟，新冠疫情正在使世界分裂、多边主义受损、跨国供应链中断。新冠病毒正在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大衰退一样，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各国政府质疑全球化，增加对移民的敌意。这很容易让人担心未来会进入“无全球化”的时代。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第一次比全球生产增长速度慢。尽管如此，新冠疫情并没有带来完全的倒退现象或“去全球化”，而是带来了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增长缓慢的“慢球化”。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塑造了贸易与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总是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紧密融合的时期过后就会出现各种冲击、危机以及具有破坏性的抗议。大萧条之后，整个世界进入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各国充斥着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和零和思维，最终陷入战争泥潭。这一系列事件都被视为全球化倒退所带来的结果。然而，历史表明，多次危机都加强了全球化，而非削弱了全球化。挑战能够产生新的创造性能量，以及学习别国经验的更强烈意愿。各国政府经常意识到，他们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有效的做法，以服务本国人民，满足人民所需。
例如，第一波全球化是为了回应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和金融灾难而开始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两次冲击为新的国际合作和解决办法奠定了基础，世界贸易额显著激增。事实告诉我们，历史性波动经常产生新的全球化，并加快全球化速度。新冠疫情也不例外。疫情过后，全球化将焕发新的活力。
第一个“危机与全球化”周期
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灾难年代。饥荒、传染病、金融市场崩溃都出现在这个年代。灾难始于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这场饥荒导致了将近一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引发疾病。恶劣天气也导致了欧洲大范围的农作物歉收和饥荒。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全球一体化如何使世界走向社会和政治动荡。
1848年，随着人民的反抗，法国、意大利和中欧相继爆发了一系列武装革命，点燃了整个欧洲火药桶。但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冲击并没有逆转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相反，各国政府减少了贸易壁垒，贸易得到了增长，资本流动性增加，人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来往，移民不仅是对社会和政治贫困化回应，还反映了新繁荣所带来的希望。
历史学家如今认为19世纪下半叶是全球化的第一波。食物短缺突出了对多样化供应链的需要。领导人也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可靠的、由别国提供的产品。在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从欧洲以外的国家进口粮食来应对爱尔兰饥荒。《经济学人》认为，“当时除了俄国、埃及和美国，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产出多余的粮食”。
然而，进口货物也遭遇了灾难。某种程度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新食物，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无法解决这些商品的支付问题。贸易赤字导致了货币短缺，推动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率上升。这也加剧了一场制造业危机，而这场危机本身就是由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购买力下降的结果。尽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向外国销售更多商品，但这要求别国政府减少贸易壁垒并开放它们的市场。
短缺促使人民呼唤更有能力的政府。尽管到了1981年，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1943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开创性研究才明确发现饥荒通常是人为导致的，但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这一结论就已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直觉中。
政府最终回应了人民的要求。英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公务员系统改革，采用竞争性考试的选拔方式以代替隐蔽的金钱与权力的交易。最引人注目的国家能力扩张出现在法国。1848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当选法国总统。在一次政变和一系列展示其能力和激进主义的公投之后，拿破仑使自己成为了终身总统，最后加冕称帝，建尊号为“拿破仑三世”。他展现出一个能力出众的独裁者相较于那些分裂的自由主义政权所能带来的益处。他发起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包括铁路扩建和巴黎重建。
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的英法关税协定谈判中展示出他的能力，使两国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关税得到降低。欧洲其他国家迅速效仿，纷纷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在1860年之前，通信和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善意味着贸易的增长：1846年全球商品贸易仅占商品产出的4.5%，而在1860年上升到8.9%。
19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为后来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拥有新式货币和银行体系，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内战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为了把制度有效性和制度能力最大化而所作的努力。美国废除奴隶制和日本废除封建制都是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两场变革都导致了货币和银行改革。
商业成为新“需求”。1851年，英国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来展示其英式精巧、发达的机械工业以及和平贸易的精神。其中的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产品既不是出自英国人之手，也不是特别地“和平”，比如德国人阿尔佛莱德·克虏伯发明的钢炮和美国人塞莫尔·柯尔特发明的左轮手枪。英国观察家认为大陆欧洲人正迎头赶上并取代他们的国家。英国科学家莱昂·普莱费尔认为，这场博览会“清晰表明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甚至是那些明显落后于我们的国家，都比英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更快”。这次博览会给世界领导人上了宝贵一课：国际贸易对提升国家实力极为重要，竞争是关键一环。
其结果是从灾变论到乐观主义、从失望到自信的心理转变。这种新的心态驱动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国际贸易和金融迅速扩张。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最终还是败给了骄傲自满，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全球化的质疑，以及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尤其是欧洲农民）对全球化的幻灭。国际贸易的增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终结。一战催生了大规模的国际重建努力，但这些努力又被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扰。
对体系的冲击
1945年战后规则制定者从前一个世纪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建立了大量的国际性制度框架，但把大部分的经济控制权留在各国政府手中。结果，二战的结束并没有立即释放像19世纪那样的资本流动性。在将近30年后，又出现了由短缺导致的困境，为第二波的全球化做了铺垫。要知道，短缺导致了第一波全球化出现。
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感受到了威胁。20世纪60年代，石油价格一直都很稳定，但需求的激增使生产者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对石油的控制权来获取利益。雪上加霜的是，1973—1974年出现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再加上苏联的作物歉收，不得不从美国购进粮食，导致小麦价格上涨30%。短缺再次出现。一些石油进口国强制实施“无车日”以限制汽油消耗。随着各国在石油、粮食和其他商品上消费更多，收支开始紧缩。由于无法支付来自国外的重要商品，各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比如规定谁可以开车，是否应该给护士支付比教师、警官或公务员更多的薪资。
保护主义是应对短缺经济自然而然的对策。英国的收支平衡问题比其他国家出现得更早。英国政府尝试发起一场国内消费运动，受到了当时所有主要政党的支持。领导人鼓励民众佩戴带有英国国旗及运动口号“我支持英国”的贴纸和徽章。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英国政府粗略地考虑了工党左翼所说的“紧缩经济”，包括广泛的进口限制，但并未认真地将其实施。美国对日本的崛起感到严重焦虑，1981年，华盛顿向东京施压，强迫日本签署了一份限制日本汽车出口的协议。
尽管这些做法都属于经济民族主义，这次石油危机却打造出更多的全球化。物价上涨的同时，由大型国际银行主导的金融革命把石油生产商积累的大量剩余利润转化为贷款资金。世界各国政府都希望推动发展和经济增长，而这些资金可以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想要的资源。因此，国际需求大幅增长。相反，英国工党的“紧缩经济”似乎切断了通往市场和繁荣的道路。
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带来了19世纪40年代同样的认识：开放能产生弹性和推动贸易增长所需的资金。最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12.1%增长到1980年的18.2%。周期的循环再一次回到了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的保护主义也引发了关于各国政府是否正有效地应对危机的讨论。起初，这种讨论是针对个人的，且具有高度夸张的讽刺意味：在美国，它主要围绕着尼克松对公众的欺骗（译者注：水门事件）、福特不能边走边嚼口香糖或卡特的“微观管理”。在英国，评论员们聚焦于希斯首相的单身状况，以及他对其继任者哈罗德·威尔逊任人唯亲的指控。在法国，蓬皮杜总统的治下遭遇了石油危机，那时他已经入膏肓，于1974年死于癌症。在西德，总理勃兰特最亲密的助手被揭发是东德间谍，这削弱了西德的声望。他的继任者施密特认为，德国正陷入混乱，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
在富裕的工业民主国家中，许多统治者个人无能的例子催生了一种观点——民主国家已经变得无法管治了。政治理论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总结道，民主国家正在衰亡，而苏联正在赢得冷战。像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和礼萨·巴列维治下的伊朗之类威权国家似乎能更好地处理全球性挑战。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威权者是腐败的，手上沾满了鲜血，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最终失败。
这场关于治理有效性的讨论所得出结论是，当政府处理太多任务时，他们有可能会透支。这种认识启发了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如果政府承担微观决策，比如决定工资和价格水平（里根政府和英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核心做法），那么他们的正当性及其能力的声誉则面临风险。官方的决策可能看起来会是武断的、无法贯彻落实的，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会迅速确保新的安排有利于他们。
“通胀”国家
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短缺似乎都找到了效果显著的药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助于缓解冲击，而且是在经济体感觉不到“痛苦”的情况下。因为人们有更多的现金和银行信贷，货币充裕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人们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消费者只能慢慢意识到物价正在上涨，他们的钱能买的东西更少了。
19世纪50年代，通货膨胀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有意而为之。它很大程度上是1849年加州淘金热的结果，因为这场淘金热增加了世界的黄金储量。金融创新也导致了物价上涨，尤其是欧洲采用推动货币扩张的新式银行业，这使法国和中欧的工业借贷得到了发展。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的财富，货币供应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轻微的通货膨胀）帮助政府表现得更有能力，并且增强了商家和消费者的信心。这导致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生产的激增，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繁荣与安全。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之后，货币政策不再被“金本位”所束缚。在危机时刻，政府可以印刷更多的货币来驱动增长。在许多国家，扩张性财政和货币刺激是应对石油价格上涨的直接反应，从而缓解冲击，刺激之下人们仍然可以继续消费。这种政策回应加速了通货膨胀，直到1974年，美国的通胀率上升至11%，英国的通胀率达到24%。
虽然通货膨胀在一开始被认为是解决稀缺问题的办法，但很快它便成为判断政府无能的指标。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把通胀率和失业率简单相加，建立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痛苦指数”。这个指数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武器。1972年，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克戈文用它来反对尼克松；1976年，卡特用它来反对福特；1980年，里根用它来反对卡特。
高通胀在一开始只是从表面上使社会稳定，但随着时间过去，它变成了一个威胁。通货膨胀经常促使利益集团——国际卡特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内工会——去动员、组织和游说，以期得到更多的货币和财政资源。通货膨胀可以撕裂社会，工会以激进的工资诉求来互相超越，而且通货膨胀会损害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和退休人员的利益。由于政府很容易受到来自有组织的民众的压力，所以从长期来讲，通货膨胀是一种可以导致社会动荡的力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上普遍出现的通货膨胀确实推动了石油生产国的组织和动员，这导致了1970年代的物价大幅上涨。
这种“货币实验”需要新的组织框架。19世纪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过后，“金本位”的国际化为国际支付方式建立了一个共同框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自由化之后，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也在重新寻求稳定。为了解决货币失序的问题，各国央行以低通胀率为目标，且发达国家建立了新的国际合作机制，相继成立了“五国集团”、“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作为讨论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论坛。全球化的稳步推进也激发了对稳定性的追求。更深入的全球一体化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有助于纠正短缺经济所伴随的通胀率攀升。通货膨胀推动了19世纪50年代的全球化，但它最终却在20世纪结束之前被全球化所控制。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如今，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它与以往的许多危机不太一样。这次冲击并不是像美国大萧条或2008年经济衰退那样的需求端低迷。尽管城市封锁中断了供给，失业率急剧上升，但总需求没有下降。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救援和刺激计划已经从金融上缓释了冲击，由于人们消费更少，储蓄率得以增加。最准确的估算是，美国在2020年积累了1.6万亿美元的过剩储蓄，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人民正等待着释放其压抑已久的购买力。除此之外，各国财长和国际机构都听到了美国财长耶伦财政刺激计划的呼声：“现在正是放手去干的时候”。
但是，当前的危机并不具备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那两场危机所共有的主要特征。稀缺的世界已经到来。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了医用品的短缺，比如口罩和用于储存疫苗的玻璃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干旱和运输困难的共同结果：南美的干旱损害了小麦和大豆等作物，而疫情又中断了运输。在疫情的最初阶段，笔记本电脑成为了稀缺品，因为员工需要更新他们居家办公的设备。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芯片短缺，因为医疗、管理和娱乐领域对微处理器的需求增加了。2020年中欧之间的海运运费率涨了4倍。钢也出现了供给不足的情况。
与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相似，这次疫情也对政府能力提出了质疑。起初，中国似乎比西方国家更好地应对这次危机，这使许多观察家质疑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其政府最后也分崩离析。英国首相约翰逊因其制定的混乱封锁规则而面临议会保守党党员的抗议。欧盟委员会由于在疫苗采购这件事上做得比较糟糕而失去信誉。
特朗普、约翰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印度总理莫迪把疫情处理得一塌糊涂，这对其他观察家而言，他们背后的共同支持者都是民粹主义。但是，连疫情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国家也出现了大量抗议。2020年8月在德国，反对新一轮封锁措施的“另类思想家”袭击了议会大厦。甚至在长期以来都有戴口罩习惯的日本，也出现了一场自称为“人民主权党”领导的运动，组织数次反对戴口罩的抗议。
考虑到这些挑战，很容易便假定政府和民众会把“保护主义”放在首要位置，优先培育国内供应链，以对冲下一次危机带来的冲击。但这并不可能发生。正如以往的供给冲击一样，领导人可以充分证明国外模式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在处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卫生和经济挑战方面比别的国家做得更好。
疫情处理得最好的国家是体量最大的国家——中国。中国在武汉抗疫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经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领导抗疫。其他国家与其谴责中国，倒不如考虑学习中国抗疫的经验，正如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意识到它可以向外国学习一样。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令人熟悉的历史力量将驱动后疫情时期的“再全球化”。当前世界面临巨大挑战，不仅仅是新冠疫情，还有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就是全球公共产品。1945年，战后秩序的缔造者相信和平与繁荣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成为某一个国家独享的财产。现在，健康与快乐也不可能被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享。
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正如19世纪40年代全球化的动力来自蒸汽船、海底光缆和铁路一样，或者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动力来自计算机一样，大数据在今天占据了同样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连接世界并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大数据可以帮助领导人应对疫情期间凸显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更多的自动化意味着，机器可以执行某些原本由低薪工人所执行的重复性的危险任务。远程医疗和数据驱动的公共卫生可以使医护人员更快速、更精确地实施医学干预。
正如以往的危机一样，全球都迫切需要便宜、可靠的产品。在19世纪中期，这种产品是食物；在20世纪70年代，是石油和日用品；在21世纪20年代，则是医疗供应品、芯片和稀有金属。为了可以灵活应对新的冲击，这些商品需要由国际上多个供应商生产和交易。
各国政府和企业同样需要不断创新。正如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一样，今天的孤立主义将意味着放弃向不同国家学习的机会。新冠疫苗是2020年的一个奇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承担开发一种有效的新冠疫苗。成功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这个创新的故事也适用于政府能力。没有国家可以独自成功。即使某个决定偶然获得了巨大成功——比如德国惊人的核酸检测数量或英国疫苗的快速推出——这种成功通常很难复制到其他政策领域。
第一次获得成功的政策制定者在尝到甜头后，可能会大步地往前走，但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向失败，尤其是美国。美国人一直以来都迷恋着他们国家的优越性，就像19世纪中期英国所相信的一样。新冠疫情就好像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在制造危机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次学习的机会。美国成功地使世界需要英语和美元，但没人能保证美国永远成功。正如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提高跨语言的沟通效率一样，另一种货币也可能成为新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
全球化已经开启新的循环，其挑战将是寻找学习和适应的途径，在不牺牲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效力。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样，金融和货币创新或通货膨胀将驱动革命性的改变。2021年及以后，危机的记忆将促使国家和政府适应并作出改变，正如他们以往所做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