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基于利益的经济合作机制，东亚经济一体化经历了60年代的构想期、70—80年代的酝酿期、90年代前期的探索期、90年代后期的启动期和21世纪初的探索期，如今面临深刻调整。长期以来，东亚区域经济处于不稳定和低速增长状态，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探索东亚经济新型合作模式势在必行。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主要依靠东盟“10+1”合作、东盟“10+3”合作、东盟“10+6”合作、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这些合作安排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东盟为核心。同时，自20世纪末东亚合作起始，其发展主要以危机作为主要驱动力。近几年，由于危机驱动力减弱，导致推动东亚合作乏力，并进一步使得东亚各国推进成立的“东亚共同体”也缺乏新的凝聚力。除此之外，主导权之争、安全困境与秩序竞争加剧等问题也制约了东亚经济合作进程。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产业链危机，全球化的前进步伐遭到严重阻碍，出现了诸如贸易萎缩、供应链收缩、外部投资骤减、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产业链脱钩等问题。伴随全球产业链危机，作为全球产业链的最重要部分，东亚供应链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逐步恶化，这导致东亚合作进入深度转折调整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政策，给同属一条产业链的东亚合作带来了严重冲击，也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新形势下，保持东亚供应链正常运行成为复苏全球经济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在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的形势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也将成为东亚合作的新动力，而疫情期间维持东亚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完整也是许多国家的共识。为摆脱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区域为主要形式的合作框架将支撑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因此，分析东亚供应链调整的方向，加强区域合作的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东亚产业链的形成
（一）东亚产业链发展路径
东亚产业链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形成的。二战后，日本率先恢复经济，而后东亚各国也相继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积极参与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在新一轮全球化大潮中，东亚开始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头雁”，迅速步入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和东盟为“尾雁”的“雁行模式”。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产业的“瀑布式转移”与“竹节式升级”。1在这一阶段，日本成为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核心。日本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向东亚地区复制了其国内生产体系，并依靠与美国市场的关联和自身创新能力，引领了最初的东亚合作，也使东亚形成了具有明显技术代差和梯度性特征的产业链分工体系。2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东亚地区产生了联系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一种极具特色的层级式地区生产网络。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得益于新科技革命的影响和东亚各国开放水平的提高，欧美日的跨国企业开始选择控制价值链中具有自主核心优势的关键环节，将次要环节转移到东亚地区，以取得竞争优势。同时，欧美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大大提升了东亚的合作水平。受日元升值、人口结构老龄化和产出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步入了长达20年的衰退期，日本制造业大规模向东亚地区转移，“雁行分工体系”瓦解。随后，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整个东亚范围的自贸区建设被提上了日程，并迅速推进，这使得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迅速提高。
在东亚区域承接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其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在东亚经济中的权重大为提高，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东亚生产端与欧美销售端的深度分离，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其二，步入21世纪，东亚区域内分工日益细化，形成具有比较优势且密切联系的地区供应链。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使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也使东亚产业内分工程度更加精细，从原材料加工、初级产品生产、零部件加工，到组装生产各环节，在地区各国间进行有机链接。其三，近些年，通讯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手段的便利化，大幅提高了跨境产业的信息交流效率，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推动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碎片化”生产。尤其是产品的设计端和生产端相分离，使欧美等发达国家专注于产品上游设计、核心部件生产和销售环节，大规模下游代工和装配产业则在东亚兴起。受全球化推动，欧美的技术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等的生产网络密切结合，逐渐取代日本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相对于欧美较为明显的全球消费中心地位，东亚逐渐成为较为独立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多数制造业产业都很容易在东亚地区找到完整的生产链条及供应链条，这也为欧美进一步进行制造业外包创造了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盟地区产业发展迅速，劳动力优势突出，尤其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进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力度逐步增强，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逐步扩展到民生领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与东盟间的产业纽带。加之，受中国产业升级、劳动力价格上升、污染治理等因素的影响，众多在华投资的日韩及欧美企业，将在华工厂转移至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等国，使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至东盟。中日韩与东盟形成了联系紧密的产业链，东亚由此进入“新雁阵模式”阶段。随着地区合作态势发展迅速，中日韩开始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其在产业链上的紧密合作，大大提升了东亚产业链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东亚也由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到依靠全球分工的地区生产网络，通过发掘自身市场潜力、拓展本地市场，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东盟+中日韩合作模式的形成，正驱使东亚产业链往一体化方向发展。
（二）东亚产业链的转变
首先，东亚生产网络的分散化趋势加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各经济体凭借自身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区域内进行生产过程的分散，主要表现为零部件、中间品贸易的迅速扩张。步入21世纪，随着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增多，区域原产地优惠规则开始呈现出交叉和重叠的现象，出口企业为了享受自贸区优惠待遇，把一种产品加工的不同工序和零部件生产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加剧了生产网络的分散化，也使得东亚价值链呈现分散化特征。由此，东亚形成了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2008年以后，随着产业转移和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东亚产业链进一步呈现出分工更精细、分散化程度更明显的特征。具体来说，以电子产品为主的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且加工贸易不断转移至东盟国家。3
其次，东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上升。近些年，全球贸易由传统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国际资本在追逐分工效率和扩大市场的诱惑下，进一步加剧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复杂化，东亚承接了全球主要制造业转移。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地区生产网络化，东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4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点是推动价值链升级，东亚合作正朝着减少供应链壁垒、加速要素流动、鼓励企业参与国际供应链的方向发展。而中国依靠制造业规模和产业升级能力，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因此，中国更应在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引领东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升东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最后，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并凭借其丰富且低廉的人力资源、开放的政府政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等优势，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吸收全球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迅速步入工业化道路。同时，在承接全球产业分工过程中，中国逐步成长为区域加工和装配中心，推动东亚地区生产链形成。步入21世纪，得益于持续扩大的开放政策，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投资和技术转移对象国，服务贸易规模正在稳步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区域内分工和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自身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还增加了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
在东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成为东亚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最大需求者，这使得中国在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其他东亚经济体资本、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主要输入国，开始在扩大区域贸易规模、调整产品结构和吸纳直接投资等方面占据核心地位。特别是中国从东亚区域内的进口迅速增加，引导了区域发展的方向。
（三）东亚产业链的形成和转变分析
第一，东亚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各国政府的开放政策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国家间在开放政策支持下，开展了以产业间分工为主的区域合作，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雁阵分工模式”，塑造了早期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并推动形成了东亚产业链。90年代后，东亚产业分工沿全球价值链逐步展开，形成地区生产网络。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纷纷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吸引FDI政策，在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下，产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驱动下，各国加大了政府开放政策支持力度，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加速。2001年，东亚各国专家组成“东亚展望小组”，系统提出“东亚共同体”（EAC）的构想和东亚合作规划蓝图。由此，东亚开始建立起双（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安排，初步建立起区域金融合作平台，形成了“东盟+X”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东亚产业链的形成，得益于各国政府秉持的开放政策，搭建合作平台；东亚产业链的发展，依赖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其中涉及金融、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制度化建设，成为新世纪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发展领域。东亚各国的开放政策，为东亚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发展保障。
第二，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别，使要素竞争比较优势存在级差，促使东亚形成连续型生产分工链条。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源、土地与原材料成本等竞争要素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跨国企业意识到只需控制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就能控制整条价值链。欧美等跨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和技术授权、转移等方式，将低价值部分的产业转移至东亚地区。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电子产业遭到日本企业的强力竞争，一度失去竞争优势。在东亚形成最初的区域生产网络后，美国企业开始借助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在与日本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东亚内部，也存在发展水平差别和要素极差。这使得东亚各国在获得外部投资和技术转移后，依靠出口加工贸易，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连续型产业链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东亚产业链已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第三，东亚依靠外向型供给链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供应中心，总体依赖外部需求。早期东亚的供给链结构呈“三角贸易”模式，由于日本企业在东亚各国进行直接投资，加工产品后销往欧美，因此最初日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也使得在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形成外向型供给链，并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供应中心。但由于内部需求相对不足，东亚供给链高度依赖外部需求。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支撑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运行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产业合作与经贸联系。同日本和韩国高度依赖与北美的贸易不同，中国不仅构建了与北美市场紧密的贸易关系，还逐渐构建了与东亚、西亚、中亚和欧洲的供给链。因此，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结构也开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贸易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具体来说，目前东亚供应链转变为“新三角贸易”模式，中国作为重要的出口加工平台，自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进口零部件及中间产品，在中国总装成制成品，并进一步出口到全球主要消费品市场。但东亚供应链仍然总体依赖于外部需求。
最初，东亚网络型供应链并非基于区域自贸区框架，而是市场开放环境下的企业经营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影响，东亚区域合作中建设自贸区的呼声逐渐加大。
东亚合作机制最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随着“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和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等设想和会议的出现，东亚合作不断深化。东亚合作专指20世纪60年代被提起、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谋求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或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进而以区域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客观进程和外交实践5，其中日本为推动合作的主要倡导者。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了“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并形成了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模式，标志着东亚合作的倡导和推动者由日本转到了东盟。1997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盟与中日韩13国首脑在马来西亚举行了“10+3”会议，标志着东亚经济合作正式启动。由政府参与和推动的东亚区域经济构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由自贸区构建推动的次区域合作。全球化步入新阶段后，各国在推进区域合作过程中的主要诉求开始倾向于寻求建立更为平等的合作关系，寻找更为有效的区域合作模式，获取可持续发展能力。由于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在于培育形成区域内和国家间的各类公共产品，因此多数国家积极推动基于利益认同的功能性合作机制，但在构建区域综合制度性建设方面比较谨慎。自贸区（FTA）的构建基于共同市场开放安排带来的共同认知，自贸区功能性合作的参与成员可多可少，并以次区域合作为主，且有严格意义上的地缘区域归属，比如东盟自贸区、东盟“10+1”自贸区，还有当下已经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的RCEP。
第二类，由政府推动的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其一，主要是多样性的多边、区域性对话合作机制，如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其二，区域合作组织，如东亚峰会、清迈倡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等，是在区域框架下创建共同经济利益，寻求政治与安全利益。自2012年起，中日韩试图建立自贸区（FTA），从而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但局限于三国对东亚一体化的认知差异，以及在中国倡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忌惮，使得中日韩等国迟迟没有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东亚合作。其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在最初实现了11个国家市场的一体化，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如今也缺乏有效的推动力。另外，频频出现的地区秩序竞争导致东亚各国间出现安全困境，更进一步加剧了东亚的合作难度。
第三类，东亚共同体倡议。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政治意义在于实现地区政治和解、塑造和平。考虑其内部各国间所展现出的多样性，东亚应在尊重差异性原则下，探寻自己的政治联合模式。6东亚共同体的经济意义在于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并且共享合作发展成果。东亚共同体的文化意义在于消除民族隔阂、寻找文化共同基因、实现人文相亲。东亚地区主义的基础主要是由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带动，东亚合作的基本功能在新的国际和地区背景下，为地区关系培育越来越多的共同原则和规则。在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区域内各国应摒弃政治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异，通过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各类合作框架，使参与国家均能共享发展成果，形成新合作理念、新发展模式，从而在寻求东亚区域主义过程中培养东亚共同体理念。
由于存在制度性的差别，加之东亚区域内市场需求不足，东亚自贸区的构建缓慢。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建设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合力不足。另外，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构建，限制了区域机制功能的发挥（如清迈协议），这使得合作更多地体现在双边。近些年，中日韩合作对带动东亚整体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但三国合作依然面临历史、领土与安保等方面的阻碍因素。
近些年，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经贸合作面临难得机遇，经济结构更趋高级化。总体来看，东亚经济合作正循着贸易—经济圈—自由贸易—金融、货币合作形式向前推进。7但由于存在缺乏区域认同、主导力量薄弱、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障碍，时至今日，东亚合作仍停留在较低水平阶段。
东亚缺乏区域认同。东亚地区各国接受并形成区域认同感的历史并不长。最初由欧洲传教士带来亚洲概念，以区别地理上的欧亚。伴随欧洲殖民主义在东亚扩张，东亚的知识分子才逐渐接受地理和文明上的亚洲概念。同时，东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8日本明治维新后期，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并在二战期间以种族对抗和文明竞争为核心强行推行，给东亚带来深重灾难。冷战期间，东亚成为美苏争霸的对抗前线，东西方阵营割裂了地理上的东亚，也使得东亚各国意识形态标签各异。即使冷战结束，朝鲜半岛依然保留了冷战格局。从区域认知与构建的角度来看，亚太的区域运动主要基于利益的区域合作认同，而不是理念认同的区域制度构建。作为一个区域的形成，链接存在裂缝，区域认同性并不强。9无论从历史和文明纬度，还是区域认知与构建纬度上看，东亚都缺乏区域认同。
东亚合作主导力量薄弱。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是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遵循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演进。在此过程中，东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均势”的角度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利益纠葛决定了东亚共同体无法由大国主导，只能由利益纷争较少、没有明显倾向的东盟主导，而东盟虽然积极但作用仍然有限。10区域合作一般由大国主导，最初是由日本倡导和建立了东亚经济秩序，并主导东亚合作进程。相对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成就，中日关系是东亚合作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的领土纷争与历史问题，东亚合作自倡议至今，仍处于“功能性合作”阶段。日本自2011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意愿骤降，中日联手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被搁置。由经济规模较小的东盟主导成立东亚合作平台，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薄弱，势必影响到东亚合作的水平及发展前景。因此，如何加深中日互信合作，让三个各自为战的东盟“10+1”模式，经过中日韩的紧密合作，带动实现更为均衡的东盟+中日韩“10+3”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东亚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从发展历程来看，东亚合作的构建主要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而推动了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合作。但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严重制约了东亚共同体的深入发展。11日韩与中国、中国与东盟，甚至东盟内部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日韩两国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中国还处在不断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中日韩三国的工业化开发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形成一条合作紧密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近几年，随着中国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日韩两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本土企业的强势竞争，而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寻求开拓国际市场，三国均有开发东盟新市场的强烈需求。多数东盟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社会初期，不仅发展水平落后，还存在基础设施差、联通水平低、政府治理水平低、营商环境差、金融开放水平低等问题，使得东盟产业分工地位低，分享合作成果的能力弱。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均衡，不仅导致东盟国家市场开放水平低、贸易摩擦不断，还会使资本导向下的技术和市场垄断制约合作成果共享。例如RCEP签署后真正贯彻实施，要协调各方矛盾，需要构建全新合作路径。
三、变化中的东亚产业链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东亚合作水平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全球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东亚地区在经历了“雁阵模式”和“地区生产网络”之后，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意识到不断扩大的“铁锈地带”是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失衡现象。为此，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战略，以期增强本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美国以单边主义方式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打压和技术封锁，以期拉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维持经济霸权地位。逆全球化现象使很多国家都相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加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分工和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面临深刻调整。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中日韩和东盟对美国消费品的出口均呈下降趋势。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全球产业链断裂，全球经济格局因此发生着深刻变革。总之，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中美竞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产业升级。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世界秩序和安全格局的变化，决定了东亚地区格局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亚产业链面临重塑
东亚与北美间“危险的平衡”被打破。东亚长期缺乏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导致东亚产业链对欧美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存在高度的依赖。90年代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东亚作为生产基地和北美作为消费市场，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平衡”。12过分依赖欧美市场导致了东亚经济存在结构性脆弱。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支撑美国消费市场的中产阶级开始衰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意识到东亚与北美在供需关系上的平衡状态不可持续，开始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惜以单边主义政策强力纠正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并试图促成制造业回归。这也导致自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贸易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根据UN Comtrade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07年到2018年间，中美贸易维持着上涨的良好态势，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明显，但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幅度不大。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中美进出口状况出现较大波动，甚至在某些阶段出现大幅下降的现象。2020年前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中美贸易额下降非常明显。但随着中国疫情的逐步控制，加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医疗产品免征关税，疫情相关商品出口增加，到2020年后期，中美贸易额开始出现增长趋势，但是全年同比还是下降的。根据商务部2021年4月15日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美两国经济都从疫情打击下强势恢复，外部需求旺盛，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高速增长，其中，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但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打压政策，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仍然持续突出，未来走向依旧不明朗。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处于深刻调整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也出现了新的变化。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步被东南亚一些低成本国家所取代，发达国家对低端制造业的投资也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印尼、越南等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出现大规模南移现象。中国主动进行的产业升级，使中国逐渐从位于“进口中间产品、组装最终产品”的产业链下游，上升到“出口中间产品”的产业链中游，并且中间产品包含的资本、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带动了区域内其他国家在产业链地位的提升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中国日益成为东亚产业链的分工平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东亚区域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开始由“中转站”转向“分工平台”。随着中间品包含的资本、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中国逐渐从一个简单的组装者成长为一个消费者，从最初的零部件进口组装向最终商品生产阶段转化。在此过程中，中国由依赖制造业向大力发展服务业转化，这促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销售市场。同时，中国的中间品来源趋向于全球采购，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结合更加紧密。中国逐渐成为亚洲中间品贸易的核心，形成了从东亚各国进口半成品，在国内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并最终输往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模式。13因此，东亚区域产业链的发展趋势将会以中国为平台，融入全球产业链，其开放化、全球化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中国往价值链上游发展，加剧了区域内竞争。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等因素，外资企业开始向投资效益更高的东盟国家转移，致使中国参与产业内初级分工份额被侵蚀。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下游的优势地位受到东盟国家的挑战，迫使向价值链上游环节晋升；而在价值链上游环节，中国企业正面临发达国家企业的强烈竞争。从而中国有陷入“国际分工陷阱”的危险，这也使中国与东亚各国合作结构发生变化。
（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产业链面临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让经济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势头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暴发和长期化蔓延的势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暴发后，导致中国国内生产端冻结，各国相继出台隔离措施，随之而来的中间品贸易的中断，影响到东亚整体生产链的连续性，从而导致东亚供应链陷入断裂状态。疫情初期就已涉及日常消费端，如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影视业和航空运输业等诸多行业都受到毁灭性冲击。第二阶段，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国蔓延，全球经济活动大幅下降，导致需求大幅减少。东亚、欧洲和北美三个区域生产网络，是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区域中心，在欧洲、北美生产网络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难以独善其身。14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过进口渠道反射影响到了供给端。受此影响，全球出现市场需求萎缩、贸易失衡加剧、石油期货和金融双重崩盘等现象。疫情蔓延也开始深入影响到大多数产业链。第三阶段，为防止陷入经济危机，各国相继出台措施救市，包括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上调赤字率等措施筹措资金，对企业和个人进行资金救助，力促经济活动恢复。但重启经济又带来疫情进一步扩散的新问题，这使得疫情防控与重启经济陷入“两难困境”。
尽管各国政府用尽各种方法救市，但经济下滑和失业率攀升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财政状况也出现问题。同时，各国民粹主义的抬头使社会矛盾尖锐，社会整体陷入不稳定状态，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信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发展，会使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国际贸易陷入低迷。全球产业链的需求端萎缩，会反作用于供给端，加大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迫使各国着重考虑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安全问题。
当下，全球秩序正处于从单极世界到多极世界重构的过程。美国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并提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其本身就被许多国家视为全球化的负产物。未来全球各国将更重视追求社会与经济的安全，降低了对产业分工效率的追求。在特定的产业中，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将迫使产业转移，缩短供应链，以期达到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并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各国企业也会反思如何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从而使得全球供应链更倾向于内向型。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将势必会迎来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
（三）中美战略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与北美间“危险的平衡”被打破。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试图依靠其单边主义优势发动贸易摩擦，强行改变中美贸易结构，迫使制造业回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中美贸易也有可能还会出现萎缩，这会使本来就难以维持平衡的中美贸易更加失衡。中美间的战略竞争，从开始阶段的贸易竞争、关税冲突，向直接投资、市场准入、产业政策和技术转移等深层领域延伸，给东亚供应链带来一波较大冲击。这首先体现在中美竞争导致东亚供给链转移，由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东亚供应链，逐渐有往东盟方向分散的趋势；但受制于东盟自身的体量，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替代。其次，中美全面战略竞争，使得东亚某些产业的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层层加码、步步深入，已经产生了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尤其中美竞争转向高科技、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在对华投资审查、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政策等方面加强了管制，导致中美战略互信基础持续削弱，也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东亚经济。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坚持推动开放的合作政策，将保持东亚供应链的稳定。
综上，新形势下，东亚产业链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东亚供应链的扩展建立在地区经济差别的比较优势之上，其链接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东亚地区存在的日韩—中国—东盟阶梯式的经济差别，正由中国经济的崛起出现转折。第二，逆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成为阻碍全球分工的主要因素，以外需为基础的东亚链接存在风险，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受此影响，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呈现的精细分工和分散化程度将大为降低。第三，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影响下逆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贸易结构的无序化增强。受外部因素影响，东亚产业链面临重构。第四，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东亚以外需为基础的供应链面临挑战，需要调整。第五，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弱，以东盟牵头的区域合作呈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难以成为支持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中日韩合作势必将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推动者。
四、中国对东亚产业链调整的应对策略
构建区域市场一体化主要基于三个层次：市场—公司生产链、双边自由贸易区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共同体建设。现阶段，中国逐步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增强了引领东亚合作的决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最初实现了11个国家市场的一体化。除RCEP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建立东亚自贸区（EAFTA）和亚太自贸区（FTAAP）等合作框架。一旦成立，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东亚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和开放型经济新机制新格局，有利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新的突破和对外贸易向优进优出转变。当下东亚的许多区域安排受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推动力逐渐减弱，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也缺乏实质性成果。中国还需要不断积累实践经验，积极发挥地区大国的领导作用，引导东亚往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下，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为东亚共同体构建贡献了重要智慧，即从彼此互惠、彼此共在的共同体意识出发，承认并包容文化差异，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追求共同性的价值和理解。15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发动引导力，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向前发展，适时引导东亚供应链调整，共同努力合作摆脱外部危机。
（一）支持全球化，支持多边体系改革。
当前全球化正面临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改革危机，160多个成员国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16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依旧依赖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多边体系带来的开放规则。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等因素的带动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将面临深刻演变，跨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将会加速整合和重构。全球化是一个可调整而不可逆转的大潮，在WTO之外加强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东亚发展受益于全球化，应不遗余力地持续推动全球化，并以更开放姿态支持多边体系改革。东亚区域经济构建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在全球化危机和全球疫情危机面前，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区域合作机制，符合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
（二）利用RCEP平台，整合区域内经贸规则，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经过8年谈判，2020年11月15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由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5国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涵盖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协定。目前各国正在抓紧推进协定的核准生效工作，预计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虽然RCEP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国情，给予不发达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但最初参与谈判的印度，在大幅削减进口制造业产品关税、削减农业自由化和关税、开放电子商务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有不同考量，临阵退出。RCEP谈判纠正了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安排方式，各谈判方根据地区的发展特点，以构建开放的综合发展环境为目标，用更灵活的方式和更开放的合作理念，实现了高质量和包容性的统一。RCEP一旦生效实施，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推进区域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经贸规则的优化和整合，对建设东亚高水平经济区和带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三）加强中日、中韩关系，落实中日韩合作。
东亚区域合作推动力弱，以东盟牵头的区域合作出现推动力不足的现象，难以有效支持地区经济增长。中日韩合作势必会成为东亚合作的新引领者。中日韩产业链条是建立在投资—贸易基础上的，面向东亚和国际市场，构成优势互补且紧密联系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韩一直在努力推动构建自贸区建设，为此建立了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设立合作秘书处，推进三国间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存在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以及受力量对比、引领角色变化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三国谈判难度极大。目前只有中韩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尚在谈判中。在谈判的最后关头，加强中日关系、夯实中韩关系是关键。加强中日、中韩关系，一方面可以稳定东亚产业链，另一方面，对于打破美国的诸多限制也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构建东亚共同体，首要的是推动认知上的共识，让更多的国家、机构和个人理解和接受，让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公共的价值观。17在落实过程中，倡导东亚特色的经济共同体建设，改善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环境，在清迈倡议框架下加强金融合作；在AMRO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在“互联互通”倡议下提升区域综合发展环境；在领导人峰会机制下进行功能性合作。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需基于新理念、采用新模式，凝聚共识推动共建，推动构建一个更好的、不同以往的地区关系与秩序。这既要以中国行动引领共建，又不能复制传统大国主导的秩序构建。构建新型经济开放与合作模式，中国提倡的“互联互通”理念，践行共享发展成果的合作理念，是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新方向。
（五）扩大中国对东亚区域内的进口，增强内需拉动作用。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难以在短期内取代欧美在全球有效需求方的角色，这成为制约对外开放整体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将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力争成为全球有效需求方。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消费需求直接影响到区域内贸易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渐扩大，国内市场逐步发育，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由此带来消费的全面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逐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对此，中国应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8中国应主动降低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顺差，改变以贸易为支撑的对外经济结构，力求贸易平衡，并持续扩大开放，依靠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推动在东亚区域内形成供给与需求的价值链闭环。这不仅能带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也改变着东亚的域内贸易结构变化，深刻推动东亚产业链的调整。
（六）推进“一带一路”与东亚其他倡议对接，实现互联互通，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的最具开放性的合作倡议和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与其他东亚倡议的对接，是基于“经济再平衡”，践行“国内经济一体化”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互利共赢的大战略。通过“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实现东亚互联互通，可以为推动共同体建设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整体加深拓宽东亚生产网络的深度和广度。（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