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因其具有的参与性（Participation）、开放性（Openness）、交流/会话性（Conversation）、社区化（Community）和连通性（Connectedness）这5种特性和身份在全球快速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社会化媒体加强公共外交。有人称这一外交为“推外交”（Twiplomacy）、“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或“社会化媒体外交”（Social-media Diplomacy）。不管被叫作什么，明确的是它已成为现在已知的“电子外交”（E-diplomacy）的一部分。[1]为突出公共外交的鲜明特性，本文将其称之为“社会化媒体外交”。美国在社会化媒体外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成立以来，社会化媒体外交的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奥巴马“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就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的发展历程、表现特点、存在问题等内容进行简要评析。
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伴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应运而生。世界主要的社会化媒体Facebook、YouTube、Twitter分别诞生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美国的社会化媒体外交主要在这些媒体出现后得到发展。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有了利用新技术推动公共外交的思路。在2000-2001年，尽管通过网络进行外交已被广泛认可，但在网络上公布什么内容以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依然是讨论的主题。[3]
200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推动加强“电子政府”（E-Government）建设。[4]同年建立了电子外交小组（Taskforce on E-diplomacy）。[5]2003年10月，这一小组改名为电子外交办公室（Office of E-diplomacy），成为从属于国务院信息资源管理局（BIRM）的一个永久部门。信息资源管理局于2004年4月制订了《2006-2010年信息技术战略计划》，明确提出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开展公共外交的使命。[6]时任主管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格拉斯曼指出，“使用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网络工具始于布什政府的最后时期，当时白宫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发起了一个项目，以图在国际恐怖分子成功招募成员、募集资金的同一网络场所击败他们。”[7]
美国想方设法利用现代科技和社会化媒体促进对话，进而使美国的想法和观点得到传播。2006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数字外联小组”（Digital Outreach Team，DOT），该小组招募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的人才，让他们参与伊斯兰世界网站及聊天室的讨论，以便有目的、有计划、有导向地发出美国的声音。2007年，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资源局开通了“美国在线”（America.gov）网站，这是美国官方的一个主要公共外交网站，网站文章提供多语种文本，与社会化媒体相链接。[8]2007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博客“外交笔记”（Dipnote）正式上线。[9]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成立后，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力度进一步加大。奥巴马进入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透明度与开放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备忘录。[10]5月1日，美国白宫正式对外宣布：除已有的官方网站WhiteHouse.gov外，白宫还在Facebook、Twitter、Myspace、Flickr等网站开设账户或建立主页，对此白宫不无自豪地宣称其已跨入了“白宫2.0”时代。[11]美国国务院网站不断进行升级改版，并在Facebook、YouTube、Twitter、Flickr等主流社会媒体上建立账户或开设网页，同时与国务院网站进行链接。美国驻外使领馆、驻外使团和外交人员个人也积极开设社会化媒体账户。随着社会化媒体外交行为的增多，美国政府开始对社会化媒体外交进行整合和协调。2010年，国务院建立了“反恐怖主义战略联络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Counterterrorism Communications），先前成立的数字外联小组被整合到该中心下工作。2011年2月，建立了“网络问题协调员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国务院各机构处理网络问题，协调国务院在网络问题方面的全球外交活动，就网络问题向国务卿提出建议。
据布鲁金斯的调研报告，到2012年美国国务院里有150人在25个不同节点（node）从事社会化媒体外交工作，美国驻外使团外交人员中利用部分时间从事社会化媒体外交工作或监督社会化媒体使用情况的人员有935人，还有175个专职人员在从事社会化媒体外交工作。[12]到2013年1月，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外使领馆等的308个微博已有10个语言、320万粉丝；有411个Facebook账户、1850万追随者；另外还有185个YouTube、Flickr、Google+和Instagram等链接，全部社会化媒体在世界范围与2100万人进行交流。[13]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指出，美国国务院社会化媒体的粉丝和追随者比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十家日报的订户还多。[14]2012年，法新社根据各国主要官员和外交官在社交网络中的活跃程度、粉丝数量和内容被引用情况等指数，首次发布了世界“数字外交效力”（Digital Diplomacy Effectiveness）等级报告，美国在15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15]
第一，高层重视带头践行。美国高层重视并亲自积极推动社会化媒体外交。奥巴马建有个人的Facebook、Twitter、Google+等社会化媒体账号，通过个人账号发布大量信息。2011年4月，奥巴马做客Facebook，在该网站的网络市政厅平台上进行了有关预算案思想的辩论；7月，他又接受了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主持的微访谈。截至2012年11月，奥巴马已有3200多万 Facebook追随者，有2100多万Twitter粉丝，[16]成为世界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粉丝量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希拉里一进入白宫就大力支持社会化媒体，并将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列为美国“21世纪治国方略”（21st Century Statecraft) 的重要措施。她和奥巴马2010年1月7日晚在白宫小范围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指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Google、Twitter和YouTube等技术力量来推动外交。[17]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塔拉•索南沙因（Tara Sonenshine）2012年10月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说时说：“要想在现代世界中真正有效地进行公共外交，社交媒体是必需的”，“通过利用社交媒体，我们可以在各地增进美国公共外交的影响和质量”。[18]
美国大力启用社会化媒体专家，负责社会化媒体外交的组织策划和领导工作。身兼奥巴马和希拉里的高级顾问的艾历克•罗斯被称作美国新媒体外交的“三驾马车”之一，他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社会化媒体外交的灵魂人物。罗斯认为，21世纪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Government-to-Government）之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Government-to-People）、人民与政府（People-to-Government）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交流（People-to-People-to-Government，P2P2G）的模式。[19]另外，杰瑞德•科恩、安妮•玛丽•斯劳特、本•斯科特、查德•波利等人，都是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方面的顶级专家，受聘进入电子外交办公室等部门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国政府不仅运用社会化媒体创新了公共外交的理念，而且开创了许多通过社会化媒体推进的公共外交项目。
第二，重视与受众的直接交流。有美国学者指出，“在‘9·11’事件之前的公共外交中，受众主要被理解为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外国民众。‘9·11’事件之后初期，受众在公共外交中被用来指公共外交的产品。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应用，受众不仅包括消费者（consumers），而且还包括生产者（producers）。‘参与’（Participation）正迅速取代被动（passive），成为公共外交中公众的特点，在有些方面还行使了政府的角色。”[20]美国政府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化媒体催生的这一变化，在公共外交中特别重视与受众直接接触和交流。奥巴马、希拉里每次出访时，都非常重视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收集来自他国公众的问题和看法，甚至在出访期间都尽量安排面对成千上万民众的演讲与对话活动，并且尽可能将演讲通过网络直播、播客、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进行发布。2013年3月21，奥巴马访问以色列时在耶路撒冷直接面对以色列民众进行演讲，他指出，“如果人民不推动他们（领导）承担风险，他们绝不会去承担风险。你们必须创造你们想见到的变化。普通民众能够完成非凡的事情。”[21]奥巴马的演讲站到了民众一边，收到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第三，全面推进“本土化”战略。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所建立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努力实现多语种化，如2011年初美国国务院在继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又开设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Twiteer账户，之后又继续开设了中文、俄语和印地语的账户。[22]同时，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媒体平台上积极建立美使领馆、相关外交机构以及个人账户，尽可能扩大与世界公众的接触面。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协调员克里斯汀•恩德尔（Christine Elder）指出，“当你传播信息或进行对外接触的时候，如果运用对方的语言，人们会更愿意倾听和接受，不管是博客、小册子、广播还是互联网都是如此。”[23]罗斯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也指出，美国国务院反复向驻外使领馆和驻外使团强调，要充分利用好本土化的数码工具和社交媒体。除了利用好Facebook和Twiteer等美国社交网站外，还要求他们积极利用驻在国的社交网站，在上面注册账户，加强与当地网民的接触互动。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其他使团在中国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等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几十个账号，几乎全用中文发布信息。美国为加强对伊朗的渗透，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建立了“美国驻伊朗虚拟大使馆”，大使馆有英文和波斯文两个文版，直接与美国国务院波斯语社会化媒体相呼应，给伊朗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另外美国外交机构也在日本Mixi、俄罗斯Vkontakte、约旦Maktoob等媒体平台上建立账户，直接加强与所在国公众的对话和互动。
第四，推动“互联网自由”政策化。“互联网自由”是美国实施社会化媒体外交的重要目标。2010年1月21日，希拉里在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时表示，美国已经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点。她宣布，“美国白宫将与企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努力，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来促进互联网自由和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24]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又在华盛顿大学发表互联网自由的第二篇演讲，重申并呼吁世界各国接受互联网自由的理念，声称“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人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25]]2011年5月，美国推出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正式将“互联网自由”政策化。该战略提出，美国将“为民间社会行动者提供可靠、安全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平台，确保互联网终端到终端的互操作性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人们用数字媒体表达意见、分享信息、监督选举、揭露腐败、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26]美国在宣扬互联网自由的同时，还积极向对互联网实行管控的一些国家施压，并增加拨款资助开发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便的翻墙技术，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国民众摆脱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对外宣扬互联网自由的同时，并未停止过对内加强互联网管控的行动。美国将推动“互联网自由”作为公共外交的武器，其动机从曾任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格拉斯曼关于对伊朗互联网自由的论述中就可见一斑。格拉斯曼把2.0公共外交看作阻止伊朗利用核武器的最大希望。他指出，“伊朗人民拥有不被政府阻碍的科技越多，他们拥有的自由和民主就越好，而且越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如果我们使用公共外交和战略交流工具帮助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政权，但我们可以改变政权的行为”。[27]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美国在推动互联网自由方面表现出一个新动向，就是一方面积极推动网络空间的国际立法，另一方面又明确以中国为网络空间的“最大对手”，多次指责中国“网络攻击行为”，渲染中国“网络威胁”。从这些做法可以看出，美国既想在未来把控网络空间的规制主导权，又想占领国际网络空间管理的道德制高点。
第五，通过活动加强影响。美国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组织活动，加强对外国民众的影响和渗透，努力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理念和塑造美国形象。希拉里2009年11月提出“公民社会2.0倡议”（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要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提升公共外交的效果。“科技营”（TechCamps）是“公民社会2.0倡议”的标志性项目，该项目提供为期两天的培训，由国务院组织科技界领袖与各公民社会团体领导人发展对口关系，提供培训、资源和协助，帮助公民社会组织掌握最新的联络技术，三年多时间里，已在几十个国家组织了这一活动。“民主短片竞赛（Democracy Video Challenge）”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另一重要活动。活动要求作者拍摄、制作一段主题为“民主是……”长三分钟的视频片，并将作品上传到YouTube参加评选，从2009年开始每年一届，目前已组织了四届。希拉里参加了2010年9月组织的第二届颁奖仪式并到场讲话。随着Twitter在全球的流行，美国国务院2010年又开始在Twitter上组织了“民主是……”的竞赛，要求参赛者用140个以内的字符表述个人对民主的界定。这一活动受到了全世界几千万人的参与或关注。美国外交部还与美国教育在线合作，于2012年11月13日-14日在网上举行了美国大学虚拟展，美国近200所大学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在线参观、在线提问，吸引了全球学生的关注。美国学者阿奎拉（Arquilla）和朗斐德（Ronfeldt）在研究Twitter的传播效果时，按信息流的走向将交流分成了三种类型：链条式（chain）、中心式（hub）和全通道式（all-channel）。Twiteer等社会化媒体属于第三种交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交流中的节点（node）与其他节点相互连接，由此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信息网，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制造者，这种模式极大地调动了每个人参与信息传播与交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导致信息的爆炸式传播效力。[28]
美国在推行社会化媒体外交方面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这一外交是一种全新的公共外交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管公共外交官员频繁更换影响了社会化媒体外交战略的实施。有学者指出，“尽管美国重视加强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公共外交十多年来一直飘忽不定。主管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频频换人既是这个问题的症状，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症状表现是自1999年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后，公共外交资源减少和权力减弱；说它是原因，是因为主管高层领导调换太频直接对公共外交的战略计划和实施效果造成了影响。”[29]从1999年到2012年4月索南沙因担任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十三年的时间里有30%的时间里该职位空缺，先后共有6人担任该职，每人平均任职时间仅512天。[30]这不足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平均任职时间的一半，不到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的三分之一。[31]更有甚者，有的人任职还不到一年。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最高级官员，任职时间太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化媒体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二是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巨量信息使政府信息面临巨大挑战。据统计，Youtube每分钟上传100小时的视频内容，Twitter每天生产3亿条信息，Facebook每分钟发29万状态更新。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布鲁斯·乔治指出，“当今世界注意力才是稀缺资源”，“除了个别例外情况，政府在信息极大丰富的媒体环境中不再有竞争力”。[32]截止到2012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官方Twitter账户有粉丝301000个，虽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美国流行天后布兰妮·斯皮尔斯的粉丝已有18647000个。粉丝量最大的190个账户中，来自政府或国家机构的只有奥巴马一人。美国政府尽管在各个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建立了许多账户，不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集体名义建立，要在这样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引起受众的及时关注都面临巨大挑战。
三是社会化媒体外交的管理和运行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发展较快，但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成熟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美国国务院规定：“个人在创建或向外部社会化媒体发布重要内容，或者是与公众进行交流时，需提前得到上司的批准。”[33]在内容发布前审批，既延长了发布时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此外，有些外交官的推特内容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发布的是一些个人信息，与实现外交目标关系不大。推外交官（Twiplomats）还在学习使社会化媒体作用的价值如何最大化，所以推特外交成熟的程序还在形成过程中，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美国社会化媒体外交在国际上也引发了一些外交纠纷。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通过Twitter发布关于俄罗斯反对派言论和行动时，遭到了普京政府的强烈反对。在埃及民众抗议电影《穆斯林的无知》（The Innocence of Muslims）四个小时后，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就发出了支持影片的Twitter，使馆的这一举动与美国政府意图严重不符，给美国外交带来了不小的麻烦。[34]美国驻埃使馆遭到几千名埃及民众的围攻。
2013年4月3日，美国驻埃及大使馆被迫短暂关闭Twitter官方账号，原因是美驻埃及大使馆在Twitter网站发布一条微博，该微博内容是美国知名电视讽刺性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批评穆尔西政府逮捕埃及讽刺作家巴西姆•优素福（Bassem Youssef）的一段视频的链接，微博发出后立刻引发埃方不满。鉴于此，有专家就注意到，“发生的这些情况给电子外交投下了阴影，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怎么才能掌控网络科技和渠道，既使这些网络和渠道发挥效用，又能消除许多管制比较宽松的电子外交机器引发的风险。”[35]可见，加强社会化媒体外交的运行和管理是美国国务院亟待完善的问题。
四是评估手段和方法还相对单一。索南沙因2012年12月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演讲时指出，“公共外交不仅是做好的事情，而且是做聪明的事情，所以评估尤为关键。”[36]但是，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评估更多的是在像国际教育交流等传统公共外交项目领域，在社会化媒体外交方面的评估并没有多大创新和突破。索南沙因演讲时提到了社会化媒体的评估方法：“我们正在通过社会化媒体对数字接触（digital engagement）进行评估，……我们检测了微博被转发情况，看到了我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在扩大。我们对驻外使馆网站进行了调查，并对一些项目做了相应调整。我们也测试了网站的点击情况，明白了有多少粉丝或追随者关注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平台。”[37]针对这一说法，学者马修·沃林提出了几点疑问：“实际上是谁在进行转发？转发者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他们是美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受众还是其他人？如果转发美国国务院材料的人实际上不是目标受众，那美国的公共外交又有什么效果呢？这需要进一步测量。”[38]他还认为，“网上得到的信息并不必然会影响接触到那些信息的人的行事方式。Facebook的‘赞’（like）和Twitter的粉丝并不必然等同于你和受众有紧密关系。”[39]可见，“当效果成为美国公共外交关注的重点时，效果评估依然是一个模糊和被忽视的领域”。[40]
四、结语
美国政府通过实施社会化媒体外交，进一步提高了外交效率，增强了外交透明度，获得了更多对外进行交流、实现接触、促进互动、加强影响的机会，对实现美国的公共外交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社会化媒体外交是一种“虚拟公共外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它并不能取代传统公共外交，只能是传统公共外交的有益补充。这一外交只有与“现实公共外交”相结合才能取得理想效果。美国在社会化媒体外交方面已走到了世界前列，随着权力的日益分散，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社会化媒体外交必将在将来美国总体公共外交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加强软实力建设，在推进公共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美国推行社会化媒体外交的一些思路、做法和措施，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注释：
[1] Elena Chernenko,“Digital diplomacy:Threat or opportunity?”March 14,2013,http://rbth.ru/international/2013/03/14/digital_diplomacy_threat_or_opportunity_23865.html.
[2] Mark Landler and Brian Stelter,“Washington Taps Into a Potent New Force in Diplomacy,”New York Times,June 16,2009.
[3] Helle C.Dale,“Public Diplomacy 2.0:Where the U.S.Government Meets New Media,”December 8,2009,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InternetandTechnology/bg2346.cfm.
[4] “Public Law 107-347,”107th Congress,December 17,2002,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07_cong_public_laws&docid=f:publ347.107.pdf.
[5] Fergus Hanson,“Revolution @State:The Spread of E-diplomacy,”2012,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
[6] Bureau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Fiscal Years 2006-2010:IT Strategic Plan,”April 2004,http://www.state.gov/m/irm/rls/c23911.htm.
[7]Peter A Buxbaum,“Public Diplomacy 2.0,”April 22,2010,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Articles/Detail/?id=115247.
[8] Helle C.Dale,“Public Diplomacy 2.0:Where the U.S.Government Meets‘New Media’,”December 8,2009,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InternetandTechnology/bg2346.cfm.
[9] Ben Bain,“State Department Opens Up with Dipnote Blog,”Federal Computer Week,September 27,2007,http://fcw.com/ articles/2007/09/27/state-department-opens-up-with-dipnote-blog.aspx.
[10] The White House,“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Memorandum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January 21,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
[11] “White House 2.0,”May 1,2009,http://www.whitehouse.gov/blog/09/05/01/WhiteHouse.
[12] Fergus Hanson,“Revolution @State:The Spread of Ediplomacy,”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
[13] Matthew Wallin,“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n Public Diplomacy,”August 2012,http://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14] Fergus Hanson,“Revolution @State:The Spread of Ediplomacy,”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
[15] Elena Chernenko,“Digital diplomacy:Threat or opportunity?”March 14,2013,http://rbth.ru/international/2013/03/14/digital_diplomacy_threat_or_opportunity_23865.html.
[16] Daniel Burrus,“Did Social Media Play a Role in Obama""s Victory?”November 8,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aniel-burrus/did-social-media-play-a-r_b_2094145.html.
[17] 闵大洪：“美国政府的对华网络外交”，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39页。
[18]“有效的公共外交需要社会媒体”，《美国参考》，2012年10月17日，参见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10/20121017137609.html#ixzz2SCR2HVcs。
[19] Micah L.Sifry and Andrew Rasiej,“P2P2G: The rise of e-diplomacy,”June 4,2009,ht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0609/23310.html.
[20] R.S.Zaharna,Amb.William,A.Rugh,“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U.S.Public Diplomacy,”Global Media Journal,Fall 2012.
[21] Philip Seib,“Obama’s hardball Public Diplomacy,”March 22,2013,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wire/cpdblog_detail/obamas_hardball_public_diplomacy.
[22] 赵鸿燕、李金慧：“西方政务微博的应用现状与管理对策”，《中国记者》，2012年12期，第115页。
[23] Kera Bartlett,“A Fresh Look at Global Engagement: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Polic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April 9,2009,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media/A%20Fresh%20Look%20at%20Global%20Engagement%20April%202009%20.pdf.
[24]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January 21,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25]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February 15,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
[26]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the Release of President Obama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May 16,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5/163523.htm.
[27] Peter A Buxbaum,“Public Diplomacy 2.0,”April 22,2010,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Articles/Detail/?id=115247.
[28] Erika A.Yepsen,“Practicing Successful Twitter Public Diplomacy:A Model and Case Study of U.S.Efforts in Venezuela,”Figueroa Press,July 2012,p.17.
[29] Helle Dale,“The State Department’s Revolving Door of Public Diplomacy,”May 8,2013,http://blog.heritage.org/2013/05/08/the-state-departments-revolving-door-of-public-diplomacy.
[30] Matthew Wallin,“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Imperative,”August 2012,http://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31] Helle Dale,“The State Department’s Revolving Door of Public Diplomacy,”May 8,2013,http://blog.heritage.org/2013/05/08/the-state-departments-revolving-door-of-public-diplomacy.
[32] Matthew Wallin,“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Imperative,”August 2012,http://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33] US Department of State,“Using Social Media,”Foreign Affairs Manual,June 10 2010,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44186.pdf.
[34] Elena Chernenko,“Digital diplomacy:Threat or opportunity?”March 14,2013,http://rbth.ru/international/2013/03/14/digital_diplomacy_threat_or_opportunity_23865.html.
[35] Andreas Sandre,“E-Diplomacy beyond Social Media,”October 17,2012,http://opencanada.org/author/asandre.
[36] Tara Sonenshine,“Measuring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Future,”December 3,2012,http://www.heritage.org/events/2012/12/sonenshine.
[37] Ibid..
[38] Matthew Wallin,“Tara Sonenshine on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Diplomacy,”December 4,2012,http://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39] Ibid..
[40] R.S.Zaharna, Amb.William,A.Rugh,“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U.S.Public Diplomacy,”Global Media Journal,Fall 2012,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