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之时，西方媒体对埃及的这一政治变化赞誉有加。一些西方媒体乐观地认为，六十年来埃及首次实现了总统的民选。而且，作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中最重要的国家，埃及的民主化无疑会对这一地区的整体民主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西方媒体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政治变化仍然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究其根本，就是埃及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仍然不高。政治制度化是衡量政治系统以某种制度的形式吸纳民众意愿，并促使各方行为者在已有框架下活动的一种评价指标。我们可以从民众政治参与和上层政治互动两方面内容来观察埃及的政治制度化水平。
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方面，埃及的民众更为青睐街头抗争的形式。这其中有如下几个原因:一、在选举政治之外，埃及政治系统中的制度性表达渠道相对无力。埃及民众一方面认为，埃及政治中缺乏制度性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认为，即便存在一些，也都是些缺乏实质意义的渠道；二、一些埃及民众把街头抗争当作一种政治性的“嘉年华”。这一点可以从街头抗争中民众的情绪中很容易观察到；三、埃及的政治社会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所以，许多民众认为，只有进行街头斗争，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宗教和民族因素在埃及的社会分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与占人口10%的科普特人基督徒之间存在很严重的冲突。今年4月6日，埃及东北部省份盖勒尤卜再次爆发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冲突，造成至少8人死亡、20多人受伤。
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并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使得街头政治成为埃及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街头政治的实质是一种体制外抗争，而政治制度化水平高的国家往往可以提供体制内的、有效的意愿表达渠道。频繁的、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对于处于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是较为危险的，容易引起政治失序和外部干预。
在上层的政治互动方面，一些重要的行为者都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外进行政治斗争。譬如，2012年8月，穆尔西以军方打击西奈半岛恐怖主义不利为由，解除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正副主席、空军司令、海军司令、防空军司令、共和国卫队司令等军方多位主要领导人的职务。这一举动看似在增加总统权力，以维持政治稳定，但实际上为近日军方干涉政治埋下了伏笔。今年7月2日，埃及国防部长兼军队首脑塞西通过电视发表声明，称如果政府和反对派不能在48小时内达成共识，军队将进行干预。穆尔西在次日发布声明，拒绝了军方提出的最后通牒，最终导致军方解除穆尔西职务。这里的军方干预是体制外干预。诚然，对于成熟的、制度化的现代政治而言，军方是不应该干预政治的。
在近日的事态发展中，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军方的干预:第一、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开罗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和南部城市贝尼苏韦夫、法尤姆和艾西尤特等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这一局势存在升级和失控的可能；第二、穆尔西似乎无力应对这一日益升级的竞争局势。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军方以安全局势恶化为由，干预政治。同时，军方干预实际上又在形成新的先例，即这种干预会对之后的埃及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反对穆尔西的民众呼吁军方介入并解除穆尔西职务。在军方解除穆尔西职务之后，穆尔西的反对者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这一现象表明，这些反对者对程序和规则的理解是不够充分的。反对者没有认识到，军方可以解除他们不喜欢的总统，也可以解除他们喜欢的总统。
埃及近年来的政治局势表明，需要重新认识政治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西方媒体和观察家们特别强调选举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然而，选举只是政治发展的一部分。在近日埃及的街头示威中，反对派呼吁穆尔西下台，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这种现象是有问题的:首先，选举有选举的规则。选民应该在选举之后接受选举的结果，不能因为自己不满意选举的结果，就要求重新选举。如果这样，就会出现无休止的选举。并且，这一行为的实质仍然是非制度化的；其次，选举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埃及目前的政治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达成政治共识。因为政治的天平不可能永远向自己一方倾斜，所以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要学会接受现实。同时，政治家也要尽量在不同的利益和意愿之间达成平衡。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便举行新的选举，新的领导人上台，同样的问题仍然会不断地重复。
对于如何实现政治制度化，其核心内容有两个:国家建设和政治文化。国家建设涉及到政党结构、政府有效性和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政治文化则涉及到各行为方尊重制度、包容他者、整合共识以及持有耐心等各方面的内容。穆尔西在其执政的这段时间中做了一些国家建设的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同时，政治文化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当然，这也不完全是穆尔西政府的责任。民众也应该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养成尊法、包容和共识的文化。另外，民众也需要有耐心。在较短的时间内，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无论是之前的穆尔西政府还是未来的政府，都很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上有突飞猛进的进展。
埃及的政治发展突出地反映了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关系问题。这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埃及的案例又一次表明，政治制度化最好还是要先于政治参与。这样，政治制度化可以缓慢地吸纳和消化政治参与。埃及的问题是，之前的穆巴拉克政府采取权威主义统治，其政治制度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同时其又对政治参与进行了压制。而在2011年政治变化发生后，政治参与被释放出来，同时，政治制度化在短时间内又很难得到发展。
总之，埃及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如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那么乐观。埃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循环当中。这其中存在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政治共识的缺席；二、街头表达的常态化；三、军队干预政治。这三者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便中间会有一些民主选举的内容夹杂其中，但整体来看，这样的政治仍然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可以说，埃及的政治发展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