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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希望

非洲正在崛起吗?本月初,非洲大陆各地青年企业领导者与政治开拓者汇聚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从他们的乐观兴奋来判断,答案是有保留的“没错”。非洲领导力网络由两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弗雷德•斯瓦尼克(Fred Swaniker)和阿昌肯•勒克(Achankeng Leke)共同创建,前者现任非洲领导力学校(African Leadership Academy)总裁,后者担任麦肯锡尼日利亚分公司经理。该领导力网络是新生代领导者的象征,他们对于非洲的兴起信心满满。他们是未来精英集团的一员,其想法曾影响开普敦的讨论。

关于非洲的发展,存在新的话语。许多青年领导者效仿去年六月联合国主办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里约+20”(Rio Plus 20)峰会,希望以南半球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代替北半球制定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他们呼吁“开启非洲的天赋”,从如今接受强国贷款和馈赠的时代,走向吸引强国投资和贸易的时代,后者正是世界经济论坛开普敦会议的主题。

看好非洲前景,并不新奇。15年前,时任南非副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曾预言非洲复兴指日可待,结果竟然应验。一方面世界商品价格持续暴涨,另一方面许多非洲经济体债务较低,从而免受全球金融危机最惨淡一面的影响,因而这些经济体得以繁荣兴旺,至少相比美国及欧洲大部是如此。上个月,非洲观察(Africa Monitor)挑选出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加纳及埃塞俄比亚五国作为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加以观察。现在,在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当中,前12个就有5个、前20个就有11个是在非洲

将近二十年前,卢旺达进行种族灭绝,屠杀了一百万人,臭名昭著,如今却也一片和平繁荣,预计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达7.8%,并宣布要完成目标,不再依赖国外援助。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卢旺达2005年以来的国家改善度世界第二,同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改善最多的国家。莫桑比克最近发现大量天然气,未来十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以十倍计增长。对冲基金甚至在津巴布韦投资,以致于投资经理大卫•斯蒂文森2010年还曾在《理财周刊》(Money week)上思量该国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新兴市场发电机”。

在一个金融剧变、泡沫破碎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问问这种非洲热情有多少是宣扬出来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或投资数字并未显示非洲大陆已经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最贫困的20个国家当中,仍然有18个在非洲,另外两个则是饱经战乱的阿富汗和遭受地震摧毁的海地。

非洲的情况可能比统计资料显示的还要糟糕。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主席、慈善家莫•易卜拉欣生于南苏丹,曾在英国求学,创立塞尔特移动通信公司,正如他所提到的,我们没有可靠的贫困度数据来弄清非洲诸多穷国的状况,更别提北非与西非的内战困扰了。卡扎菲倒台后,目前至少已有五万人死于利比亚的持续动乱。埃及旅游业破败、人口激增、基础设施狼藉,或许正跨入失败国家行列。索马里和马里也步履维艰。

世界经济论坛上,人们大谈特谈减少“贫困”与“不公”,往往认为二者大同小异。减少贫困和减少不公绝不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相辅相成。在过去几十年内,中国使上百万人脱离贫困,但是由此也急剧加大了不公平。南非自1994年过渡时期以来,高贫困率也得以大幅降低,但是用以衡量不公平标准的基尼系数却仍旧没有改观,依然是有据可查的国家里系数居高不下的国家之一。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例如,卢拉时期的巴西贫困与不公均得以降低。但是开普敦会议上,人们却不谈论卢拉。

从人口学上讲,也存在忧虑之处。非洲大陆中位年龄为20岁。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人口年龄甚至更小:1.8亿国民中就有30%的人口年龄在十岁以下。这些人群必须接受教育和就业。在南非,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仍然极其高的)25%,而青年人失业率则高达48%以上,位列世界第三。由于艾滋灾难,该国劳动年龄段人口相对于受供养人口的比率在其国内历史、甚或未来几十年都是最高的,但假如这些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没有工作,以上情况也显不出优势来。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一次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提到,非洲目前还有6100万学龄儿童没有接受教育。这些数字意味着,非洲人对教育基础设施的需求超乎想象——尤其因为有资质的教师严重短缺,有时连能读能写的教师都找不到。

接着就要担心经济增长的形态。除非经济复苏使非洲经济体朝向更加多样化方向发展,否则与石油诅咒长期关联在一起的任人唯亲与治国无方的危害将仍然存在。“赢者通吃”的经济产生“输者一败涂地”的政治。莫桑比克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会带来的收益,可能类似于北海石油带给英国和挪威的收益,但是也有可能像利比亚、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一样。尼日利亚石油就是这样。

经济多样化,说来容易,做来难。莫•易卜拉欣曾提到,非洲现有6.5亿部手机,能有这样卓越非凡的情况,他本人及由他创建的电信功不可没。这一现状使得即时通信、零售银行业务及其他商业形式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若是放在一代人之前,所有这些本来需要数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可能实现。但易卜拉欣同时也指出,那些手机全都不是在非洲生产的。

以上事实本身倒也并不堪忧。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没必要什么都自给自足,要学会发挥比较优势。拉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1970及1980年代,在推动工业化来替代进口上浪费了大量精力。但是,非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处在一个去技能化的时代,急需多样化与就业。中国人生产手机,既没有任何特殊技能,也没有任何资源禀赋。非洲人应当与中国人竞争,而不是仅仅向他们销售原料,而假如中国公司招募本国人工作,那么连原材料的获取通常也不会为非洲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非洲面临的挑战使人怯步,但没有人可以抹煞本月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企业家跃动的活力,该中心一直呼吁大家关注南非自1990年代初过渡时期以来,每一年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也不难想见,那些年里有不少严峻挑战南非难以招架。在南非,如同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一样,业已完成的事业和目前有待完成的事业之间所存在的差距,一定程度上会由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来缩小,他们影响着世界经济论坛的对话。他们代表非洲美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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