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衰退表示了遗憾，美国的治理机构正在不断失灵。在该文中，我写道：“知识体系的僵化和各方政治力量的固化相结合，正在阻止这些机构进行改革，而且，如果不对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就不能保证情况会有多大改观。”
在紧接着的几年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似乎有可能呈现出这样的冲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在这些版面上重新审视了政治衰退的问题，看到“两派选民都奋起反抗他们认为腐败且假公济私的建制派，转向支持激进的新兴势力，希望进行一次净化清洗”，我很受鼓舞。然而，我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十字军所兜售的万能灵药几乎完全无济于事，如果接受这些土偏方，它们将扼杀发展，加剧痼疾，并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但事实上，美国人接受了这些偏方——或者至少是被足够多的美国人所接受，从而将特朗普送入白宫。而情况确实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过程以惊人的速度和此前难以预料的规模继续进行着，最终导致了1月6日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这样的事态发生——一次由美国总统鼓动的叛乱行为。
与此同时，导致这场危机的基本条件仍未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削弱了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进行自我改革。然而，这些情况已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两种新出现的现象使情况严重恶化：新的通信技术使民主审议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蓝”派和“红”派之间曾经的政策分歧已经升级为文化认同的分歧。
无法调和的分歧
理论上讲，精英阶层对美国政府的把控可能会促进团结，因为它激怒了政治分歧的双方。不幸的是，这种敌意的对象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不同的。对左派人士来说，这些所谓的精英是公司和资本利益集团——化石燃料公司、华尔街的银行、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们和支持共和党的巨额捐赠者-——服务于这些利益体的游说者和资金一直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
对那些右派来说，劣迹斑斑的精英们是好莱坞、主流媒体、大学和大型公司中的文化权力经纪人，他们拥护一种“警醒”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美国保守派所奉行的传统或基督教价值观相左。即使在人们可能认为这两种观点会重合的领域，比如针对巨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渐担忧，双方的关切点也是不相容的。民主派（蓝）指控Twitter和Facebook宣扬阴谋论并鼓吹特朗普主义，而共和派（红）则认为这些公司对保守派抱有无药可救的偏见。
美国政府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明显，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它也有其优点。总的来说，宪法的分权制衡是有效的：尽管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削弱国家的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一级的官员阻止了他做出最坏的举动。最明显的案例是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所付出的努力。
司法系统（通常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组成）拒绝纵容特朗普一方向法院提起几十起无理诉讼。而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Brad Raffensperger）等负责监督佐治亚州选举的共和党官员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总统，因为总统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非法扭转他在该州的历史性失利。
但是，在制约特朗普的同时，这些掣肘也将限制未来任何试图改革该体制基本功能障碍的努力。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就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参议院的构成，共和党人拥有关键优势，这使得他们尽管在国家和州两级赢得较少的民众选票，却能掌握权力。鉴于通过和批准修正案的门槛高得惊人，对美国宪法的修改，如取消选举团制度，根本就不可能。
虽然民主党在参议院里勉强过半数的席位使共和党在内阁任命等日常问题上失去了否决权，但在更大的改革方面，例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州地位议题，或为了对抗共和党试图剥夺公民选举权的举动而提出的新投票权力法案，都将遇到共和党的极力阻挠。
本届当选总统拜登将需要一定的运气和技巧来推动立法案通过，即使这项立法案显得并不那么具有野心，如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基础设施支出。在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近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设想的结构性转型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将遥不可及。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治的根本性功能障碍是国家的制衡机构与政治两极化相互作用，产生了停滞和无休止的党派斗争。此后，这种两极分化变得更加极端和危险。其中一个驱动力是技术，它削弱了主流媒体或政府本身等既有机构塑造公众信仰的能力。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如今，77%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人们一直在谈论右翼日益增长的专制倾向，这点在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身上确实得到了体现。但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投票给他，并继续支持他，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的理念，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反对一个操纵总统选举的民主党。
如何解决这个由技术引起的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推特和脸书在1月6日国会大厦遇袭事件后，对特朗普进行了去平台化处理，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对国家紧急情况的短期快速反应，这一决定是有理有据的。煽动暴力与行使受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是不同的。但从长远来看，私营公司擅自做出这种会导致公共性后果的决定是不合法的。
事实上，国家当初允许这些平台发展得如此强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和两位合著者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推动建立一层由竞争性的“中间件”（middleware）公司组成的筛选机制，让这些平台将内容审核的任务外包给这些“中间件”公司，从而减少平台的权力，让用户对所遇到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不会消除阴谋论，但会减少平台放大边缘声音和压制其他不受欢迎的声音的权力。
制约特朗普的制衡机制也将会限制未来任何试图改革体制的努力
第二个新变化，即从对政策问题的争论转变为身份认同的对立，已经不可估量地加深了国家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趋势初现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翼在税率、医疗保险、堕胎、枪支和海外军事力量使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固定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群成分等问题所取代，这些固定群体是由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标签定义的。政党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义的兴起在共和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让该党及其选民放弃了推崇自由贸易、支持全球民主、敌视独裁等核心原则。随着特朗普自身神经质和自我陶醉的程度加深，该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你是否是共和党人，取决于你对特朗普的忠诚程度：如果你稍有背离，批评他的任何言行，你就会被赶走。
这最终导致该党拒绝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纲领，而是选择简单地申明将无条件支持特朗普。这就是为什么戴口罩和认真对待COVID-19传染病的简单措施会成为让人苦不堪言的党派问题。
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后出现的社会分化上，而这项分化毫无掩饰地体现在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上。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所表明的那样，支持和反对特朗普情绪的一个最大的相关性就是人口密度。这个国家被分为蓝色的城市和近郊，红色的远郊和乡村地区，反映了在价值观上巨大的文化分裂——这种分裂存在于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
政党被政治部落取代
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益普索（民调公司）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阴谋论所提出的荒诞核心主张，即如民调人员所说，“一群崇拜撒旦、运营儿童性爱产业的精英正在试图控制我们的政治和媒体”。共和党不再是一个基于思想或政策的政党，而是更类似于邪教的东西。
部落主义也存在于左翼，但形式上不太明显。身份政治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觉醒之后在左翼诞生的。基于身份的动员，相悖于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别取向的歧视，对于左翼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演变为对群体认可的要求和对一个群体差异性的积极肯定。但总体而言，民主派比共和派更加多元化。在拜登担任总统后，民主党内各派系之间将在这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人身上从未发生过。
分崩离析
拜登就职后，国家将何去何从，谁也说不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共和党内部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行为太出格了，一些共和党人终于公开与他决裂。在政治上，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让共和党处于强势地位：该党从2017年的掌握总统职位和国会参众两院，到如今，无力掌握任何一个机构。但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经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即使这次变成暴力行为，也未必能让人们望而却步。
可以想象，随着前主流共和党人适应了下台的现实，以及出于扩大党内联盟以便赢得未来选举的需要，他们会缓慢但稳步地重新夺回主动权。或者，特朗普也可以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祖国牺牲一切的烈士来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会蜕变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来回击他们认为不合法的拜登政府。
这一切最终如何发展，将在未来几年对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给威权国家送上了一份“大礼”：一个分裂的、充满内忧的、与自己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的美国。
拜登以民主党在国会的勉强过半席位入主白宫，并不能让美国恢复以往的国际地位。特朗普主义必须被彻底摒弃、连根拔起，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那些在国家机构周围建立规范性护栏的精英们必须重拾勇气，重新建立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能否勇于迎接挑战，将决定美国国家制度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决定美国人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