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21年既是“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在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全年经济增速预计达到8%左右，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202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21年的经济工作也进行了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三季度GDP增速的两年平均值降至4.9%，比二季度的两年平均增速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偏大。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11月22日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发展遇到的新挑战交织叠加、超出预期”。202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的首次提出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宏观政策又如何更好地有效应对“三重压力”，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应该看到，“三重压力”的提出既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对于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深刻认识。因此，要深入理解并有效应对“三重压力”，既要研究短期内“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还要从中长期视角探寻“三重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将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主要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三重压力”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进而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论视角为宏观政策应对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的主要表现
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是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表现的高度概括与凝练。
1、“需求收缩”主要表现为消费与投资两大内需的增速恢复偏慢，经济出现负向产出缺口和负向潜在增速缺口。
2021年中国经济三大需求增速呈现出显著差异。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1—11月出口总额累计增速达到21.8%，两年平均增速高达12.4%，这主要与全球经济恢复和中国产业链优势与韧性得到充分发挥等因素有关。相比之下，消费与投资增速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恢复得较为缓慢。消费方面，2021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7%，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0%，与出口的较高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15.1%，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为3.7%，显著低于人均GDP增速。投资方面，2021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2%，两年平均增速为3.9%，同样处于偏低水平。其中，以往支撑投资主要力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前11个月仅同比增长0.5%，两年平均增速为0.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落势头也较为明显，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8.2%，而1—11月的两年平均增速已降至6.4%。
消费与投资增速偏缓直接导致了2021年国内“需求收缩”，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为负的局面。产出缺口等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根据《潜在增速与宏观政策指数（2021年三季度）》的测算，上半年中国经济产出缺口保持在零附近，而下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前三季度产出缺口转为-0.1%，全年的产出缺口预计为-0.2%，负向的产出缺口呈现扩大趋势。潜在增速缺口等于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差值（潜在增速缺口的概念由陈彦斌和陈伟泽[1]较早提出。逻辑上，潜在增速的趋势应该由经济体相对稳定的长期经济结构因素所决定，并且当这些经济结构因素处于最优状态时，就决定了该经济体潜在产出的合理趋势。由此，潜在增速通常呈现为一条平缓的曲线，“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保持一致。如果潜在增速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大幅度波动，那么就意味着“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较大程度上偏离了“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即出现潜在增速缺口。据此，潜在增速缺口定义为“潜在增速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之差。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通常源于经济结构出现一定失衡导致潜在增速低于合理增速）。陈彦斌和陈伟泽[1]指出，不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进而形成产出缺口，而且潜在增速也会偏离其本身的合理水平进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这也是经济下行压力的突出体现。2021年的潜在增速缺口预计为-0.16%，虽然比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有所收窄，但与疫情之前的2016—2019年相比仍有明显扩大。
2、“供给冲击”主要表现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与电力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约束加大
供给冲击通常是指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与生产能力的不利冲击。2021年，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显著加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煤炭、石油等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10月份PPI同比涨幅达到了13.5%，创下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涨幅，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PPI同比涨幅分别高达103.7%、59.7%。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企业尤其是下游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显著增加。截至2021年10月末，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亏损企业数量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3.6%。二是，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涨与能耗双控等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下半年电力供应整体趋紧。由此，部分地区一度出现限电情况，这导致企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生产约束加大。三是，受全球供应链恢复缓慢的影响，国际物流费用大幅攀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在2021年10月份一度触及5 600以上的高点，而2020年末该指数仅为1 400左右。全球物流成本的大涨导致外贸企业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有单不敢接”的现象。
3、“预期转弱”主要表现为居民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预期指标有所下降
就居民预期而言，根据央行的调查统计，2021年三季度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与就业预期指数全面下行，分别从二季度的51.0%、51.2%、44.0%和52.2%下降至三季度的49.5%、49.7%、40.8%和49.4%，各项指数均处于50%的临界线以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有所下行，在2021年6月份达到了122.8之后，7月份降至117.8，11月份略回升至120.2，但仍处于近年来的同期较低水平。就企业预期而言，制造业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从年内最高的59.2%和64.0%降至11月份的53.8%和58.2%。央行统计的三季度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也没有延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持续回升的态势，而是较二季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
之所以要高度重视“预期转弱”这一下行压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预期转弱”会不断自我强化。这是因为，“预期转弱”会导致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更趋谨慎，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反过来又会加剧“预期转弱”，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自我循环。二是，“预期转弱”将不利于预期管理，从而会降低宏观政策有效性。预期管理是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以提高宏观政策调控效率的重要手段[2]。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主要应用于货币政策之上，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预期管理则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不仅包含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还包含对公众经济增长预期的年度管理和长期管理[3]。比如，每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公布GDP增速等关键性指标的目标值，可以有效地对公众预期进行年度管理。再如，通过定期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与发布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可以对公众实施长期预期管理。然而，在公众“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尤其是“预期转弱”是由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减弱以及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时，预期管理难以较好地对公众预期进行引导。这就会使得预期管理的效果受到影响，从而降低宏观调控的整体效率，难以较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由此可见，“预期转弱”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下行压力。
三、从中长期视角看“三重压力”产生的原因
“三重压力”的产生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不仅中国面临“三重压力”，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甚至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三重压力”的产生也源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行压力加大的某些迹象。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有必要从中长期视角探寻“三重压力”产生的原因以更好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1、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缩”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消费与投资需求较为疲软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中国经济的新现象，而是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消费需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的2015—2019年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消费增速下滑幅度超过GDP增速下滑幅度的情况，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的走弱。2015—2019年间GDP增速从7.0%下降至6.0%，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从6.9%下降至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12.0%下滑至8.0%，降幅均超过GDP增速降幅。就投资需求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出现了较快的下滑。2015—2019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0%降至5.4%，如果进一步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支撑（增速从2015年的1%上升至2019年的9.9%），201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降至4%左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从10.1%降至4.7%。
导致消费需求疲软的因素是多重的，比如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以往高投资发展模式挤占了居民消费等（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典型现象，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模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与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分析[7]。不过，近年来中国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模式、收入差距有所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且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因而上述因素难以成为近年来居民消费疲软的主因）。除此之外，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GDP）较快攀升带来的偿债压力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4]。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62.1%，2015年以来居民部门杠杆率一共上升了26.1个百分点，年均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接近4个百分点，无论是与历史数据相比还是与其他经济体横向相比，这一攀升速度都处于较快水平。中国居民部门62.1%的杠杆率水平不仅已经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也已经超过了德国（57.8%）等一些发达经济体。而且，由于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典型特征，所以国际上通用的“居民部门债务/GDP”的杠杆率计算方式还会低估中国居民面临的实际债务压力。如果采取“居民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杠杆率计算方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已经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从分布上看，中国居民债务压力主要在中低收入群体之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收入比要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测算，中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债务收入比或已达到收入最高20%家庭的8倍之多，收入在后20%~40%家庭债务收入比也达到了收入最高20%家庭的2.2倍）。高债务带来的偿债压力会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不得不削减消费支出，而中低收入群体又是整个社会消费的主力军，这就会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增速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投资需求疲软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持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尤其是隐性债务是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根据IMF等机构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是显性债务规模的2倍左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攀升会主要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地方债务压力攀升挤压了地方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这会对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增速产生抑制影响[5]。二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更多是依靠“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滚动债务，需要大量的新增融资，由此会对企业部门可获得的借贷资金形成较为显著的挤占，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6]。以上两条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对投资需求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投资难以提振，这也是近年来投资需求疲软的主要表现。
2、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拐点的相继出现，是“供给冲击”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短期来看，2021年中国遭遇的“供给冲击”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下产业链与供应链迟迟难以修复等外部因素。但从中长期来看，企业供给与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根据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本质上就是要求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以往依靠低成本的粗放发展模式，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与人力资本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而且客观上看，中国以往的低成本优势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管制，是以牺牲一定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不具有可持续性。比如，以往资金的低成本源于利率管制对存贷款利率的压低，较低的资金成本激发了投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等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的相关问题[8]。因此，在经济结构转型优化过程中，供给与生产成本的提高既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不仅如此，近年来劳动、资本与能源等生产要素均出现了供给拐点，这会使得生产成本的上升趋势逐步强化。从劳动力来看，2011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减少，2012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开始出现下降，2016年有劳动意愿的劳动力规模开始下降。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劳动力供给将会不断趋紧，从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从资本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1.8%的高点后开始回落，2014年后回落速度进一步加快，2020年国民储蓄率已降至44.5%。储蓄是可贷资金的供给，储蓄率下降将会推动资金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从能源来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要求下，能源等重要资源的供给约束将会强化，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形成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从而也将推动能源成本的上升。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企业供给与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持续压力与挑战，也是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性过程。
3、潜在增速趋势性下降是“预期转弱”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一直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不过从2010年开始，潜在增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潜在增速从2010年的9.7%降至2015年的7.6%，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6.0%。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和2021年两年平均潜在增速预计为5.3%，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一个经济体体量的扩大，通常会出现潜在增速放缓的情况。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多是在高增长开始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十年开始回落[9]。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速度有些偏快，已经出现了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即潜在产出增速低于长期合理增速水平。潜在增速较快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等以往驱动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减弱而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等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未完全成型，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动力整体趋弱，潜在增速趋势性下滑。由于潜在增速持续下滑会带来实际经济增速趋缓、居民收入增速下滑与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一系列影响，这就容易导致公众预期有所减弱，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下降。
按照潜在增速的现有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既定的“十四五”规划目标以及2023年远景目标的难度有所增加，这也会进一步导致“预期转弱”。根据刘伟和陈彦斌的测算[10]，按照潜在增速的现有趋势，结合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的具体情况，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为5.1%左右，距离理想的5.5%增速均值有一定的差距。同时，2020—2035年潜在增速均值预计为3.8%左右，然而，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系列重要任务，需要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即2020—2035年经济增速需要达到4.8%左右[11]。可见，按照现有增长趋势，到2035年难以完成人均GDP翻一番的任务目标，需要宏观政策进行充分应对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实现难度的增大也就成为“预期转弱”的中长期重要原因。
此外，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存在也对居民和企业的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预期转弱”。比如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难以有效提振，是居民“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根据测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之比从2015年的87.8%下降至2019年的86.3%，2021年前三季度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84.3%，由此表明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这就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增速的低迷，也是居民“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再如在债务结构上，居民部门成为推动宏观杠杆率攀升的主体，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2016—2019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增幅占到宏观杠杆率总体增幅的88%，较重的居民债务压力更加容易推动居民“预期转弱”。同时，企业部门中出现大中型企业杠杆率下降而以小型企业为主体的私营企业杠杆率被动上升的结构性特征。截至2021年10月末，工业规模以上私营企业杠杆率（总负债/总资产）相比于2016年末上升了7.1个百分点，而同期大中型企业杠杆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在私营企业投资与生产增速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杠杆率的被动上升凸显了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这也是企业“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
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能够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
如前所述，“三重压力”从短期来看是源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带来的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其实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在经济稳定（总需求）、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然而，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政策理论仅聚焦于调节总需求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12]，难以为有效应对“三重压力”提供较好的借鉴。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通过将稳定政策（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的狭义宏观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三类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之中[13]，可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
首先，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具体而言，“需求收缩”的应对以稳定政策为主，短期内主要依靠更为积极有效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组合来扩大总需求。根据《潜在增速与宏观政策指数（2021年三季度）》的测算，2021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整体力度均相对偏小。2021年前三季度，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为47.8，不仅低于疫情之下2020年同期的53.4，而且显著低于疫情之前2016—2019年同期的均值51.8。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为44.3，同样低于2020年疫情期间的51.8，也低于疫情之前2016—2019年的均值44.8。因此，下一步要应对“需求收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自身都需要增加一定的力度。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还要加强“协调联动”，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可以在拉动居民消费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供给冲击”的应对以结构政策为主，增长政策为辅。应对“供给冲击”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在生产要素供给趋紧的情况下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这就需要使用结构政策进行调控。结构政策与结构改革不同，结构改革的核心手段是完善市场制度，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但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均处于完善的过程之中，仅依靠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仅很难达到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反而会导致失衡的经济结构固化。此时，就需要结构政策进行调控，结构政策旨在打破结构黏性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失衡结构之间的嵌套循环，从而避免结构失衡的不利后果，并力图实现最优经济结构。其次，还需要增长政策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摆脱对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过度依赖，挖掘经济的新增长点与构建新增长模式，由此能够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的应对以增长政策为主，结构政策为辅。应对“预期转弱”的核心在于增强公众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主要的应对措施应是通过增长政策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扭转近年来潜在增速持续下滑的势头。增长政策要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推动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抓手，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科技创新既要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完善市场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创新激励。市场化改革是要贯彻落实好《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文件中的重要要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结构政策也需要在应对“预期转弱”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给予中小私营企业更多结构性支持，能够更好地改善居民与企业预期。
其次，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和应对“三重压力”。比如，结构政策既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又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帮助稳定政策更好地扩大需求。客观上看，近年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对总需求的促进作用不够理想，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究其原因，一些结构性因素制约了稳定政策的调控效果。以消费需求为例，目前消费需求疲软的重要原因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较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此难有作为。通过结构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能够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压力，从而可以更好地改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
再如，稳定政策可以帮助增长政策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增长政策反过来也能助推稳定政策提高效率。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螺旋式下滑的迹象，从而出现了负向的产出缺口较小而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较为明显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缺乏配合，稳定政策仅平抑产出缺口，那么会导致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的势头难以扭转，经济可能会面临失速风险。理想的策略应是稳定政策不仅要平抑短期的产出缺口，还要加大力度去缩小潜在增速缺口。这可以推动潜在增速水平向长期合理增速水平靠拢，从而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速，帮助经济摆脱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螺旋式下滑的风险。反过来，增长政策有助于为稳定政策提供政策抓手与发力点。当前稳定政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释放的资金“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政策所释放的资金没有较好地流入实体经济，反而更多是流入到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既催生了一定的资产泡沫化风险，也降低了稳定政策的有效性。增长政策通过推动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既能够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又能够成为稳定政策短期内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提高稳定政策的有效性。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总表现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进一步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七大政策”组合。相比于以往通常采用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表述，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将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纳入到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之中。从宏观经济理论范畴来看，会议提及的宏观政策属于狭义的宏观政策，即稳定政策；新提及的结构政策与理论层面的结构政策是一致的；微观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均属于理论层面的增长政策。由此可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七大政策”组合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在“七大政策”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如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要宏伟目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研究：规律总结、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项目编号：721413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构性去杠杆路径研究：基于宏观政策有效性的视角”（7200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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