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论述社会建构主义对全球化和权力研究的贡献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困难主要在于“社会建构主义”、“全球化”以及“权力”的含义不但不明晰，而且事实上还饱受争议。社会建构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现实世界提出具体主张的国际关系理论。笔者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社会本体论，也就是关于社会世界和我们对其认知的元理论。而且，社会建构主义发挥了透镜的作用，通过提供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独特观点，引导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解释全球化，并提出与之相关的具体问题。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是界定不够明晰的术语，那么只需粗略看一下“全球化”的用法就能立刻发现，全球化的概念更是含糊不清。在一些人看来，全球化意味着金融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国际化，另一些人则将全球化理解为对边界的侵蚀和民族国家的终结，还有一些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规范和其他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s)的全球扩散上。这些都是迥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它们之间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全球化概念的运用方式截然不同，那么对其起源和结果的解释也会形形色色。
社会建构主义会给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带来什么呢？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它允许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很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化话语。全球化本身绝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关心现实的社会建构，就会发现全球化包含着对国际现实的特定论述。第二，从更具实质性的层面来看，社会建构主义对全球化的理解强调的是非物质性力量的作用，聚焦意义的建构和解释过程，并把它们看成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还强调变革的潜力而非全球进程的必然性，有助于把政治带回到全球化话语中来。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澄清社会建构主义的概念，指出这是一种元理论的方法，并就此对全球化研究的意义提出一些初步想法。其次，讨论社会建构主义对理解全球化的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聚焦文化和规范的全球化；第二个贡献集中在语言、全球化的话语建构和权力的作用。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具体构成及其同国际关系其他方法的区别，学界的看法还很混乱。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建构主义界定为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者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实体理论。然而，应当强调的是，如此界定的社会建构主义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学(更不用说全球化)做出什么特别的贡献。建构主义者可能遵循制度主义对国际机制和制度的解读方式，借以理解全球政治。他们也同样可以借鉴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内政治和国内制度，以之作为大国政治的首要解释变量。很多社会建构主义者还赞成各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研究课题，称他们为批判理论家也很合适。
到底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呢？老生常谈的观点是，社会现实并非上苍所赐，而是人类主体通过日常实践活动不断地建构和再生产，也就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然而，尽管这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论点，但这种陈辞却没有给我们提供清晰的概念化的东西。也许更有用的做法是，将建构主义描述为一种社会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坚持认为人类行为体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集体共享的意义系统(广义的“文化”)而独立存在。这就和主张“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人类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个体主义方法论形成对比。在很多社会建构主义著作中，有关结构-施动者的辩论都处于核心地位。其中的基本见解是，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不仅是相互决定的，更是相互建构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定义(“构成”)了我们是谁，也就是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份。“我们”是身处各种相关社团中的社会存在。同时，人类行为体也通过日常实践活动创造、再生产和改变着文化。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存在结构和行动者两种属性，彼此不能整合，其在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持一种本体论的中间立场，虽然这种立场有时候不太容易。
这种主张对研究全球化和权力会产生重要的后续影响，尽管其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很多全球化的研究视角都倾向于结构主义本体论。结构主义者一般认为，一些隐匿的力量(不管是金融市场还是全球生产网络)正在操控全球经济，其结果是，国家和政治决策已经失去几乎所有的自主性和选择的自由。它们能做的就是适应和遵从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种种力量。这些趋势导致的结果是在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等方面的“恶性竞争”。
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几乎没有什么“假设”可言。首先，他们会强调，全球化这一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为了特定目的和利益，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些将隐匿的市场力量同人的能动作用分离开来的做法，忽视了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通常都是在特定时点由具体的政治决策引发的，也就是说，其中包含着人的能动作用。全球化经由并通过社会和政治实践不断强化和再生产出来。并且，这些实践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其次，从更深层面来看，社会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全球化概念本身是对社会实在的特定诠释，这种社会实在是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现实的诠释和再诠释，而且，该概念已成为对全球实在的标准诠释的一部分，通常被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体用以理解它们所处的世界。从这种意义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将全球化具体化为一种社会结构。将国际体系描述为“被全球化”不仅忽略了全球化的碎片化和不均衡性，而且由全球化概念引发的共有知识也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将世界建构为一个被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相互关联性、网络和复杂的相互依存。与此同时，我们不再强调现实世界秩序中那些导致碎片化和(文化)差异的动因。
最后，若以单极或多极世界观来分析，全球化和世界的相互关联性不能轻易地协调一致。强调全球化与从一些大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理解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是有矛盾的。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分析权力的想法。建构主义者强调权力的关系属性和结构属性。关系型权力等同于影响力，也就是有能力让别人去做其本不愿去做的事情，而结构型权力指的是赋予和限制社会主从关系模式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归属于个体。在这一语境下，建构主义者经常会提及话语权。其一，从关系属性来说，话语权指的是以特定方式框定议题进而赋予其意义的能力。其二，话语权还指代意义结构，其意义在于标示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哪些能表达和哪些不能表达。
在世界政治中，物质性实力有重要影响，这点并非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认同。然而，在当今世界，军事资源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影响力。而且，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实力创造的也是代价高昂、难以打破的共同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带来的是共同的脆弱性而非单边的影响力，这一点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几十年前就已提出，今天的中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再者，观念的实力也很重要，不管是知识性资源还是人权或民主等“诱人观念的实力”。此外，不管是物质实力还是观念实力，其自身都不能转化为影响力，除非它们能被应用。社会建构主义者会补充说，在当代全球事务中，如同经济实力一样，通过话语表达事务和组织辩论的能力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资源。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当今全球事务中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的复杂程度及多面性，远非单极或多极的简单概念所能表述。不过，笔者将首先讨论社会建构主义者如何分析当代世界秩序中的规范力量。
三、全球化及规范的力量
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适当性逻辑”。“人类行为体被想象为在遵循那些将特定身份和特定形势相联系的规则，他们通过评估现有身份及选择困境同自我和形势这些更具普遍性的概念之间的相似程度，来决定个体的行动机会”。规则引导的行为与战略行为、工具性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体试图去“做正确的事情冶而不是将它们的给定偏好最大化或最优化。适当性逻辑要求行为体尽力找出在给定社会形势下的适当规则。它得出的结论是，对行为体来说，社会制度不能再被视为“外部因素。相反，国家政府、公司或利益集团等行为体都已深深嵌入它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并受到后者的影响。
这和建构主义者所称的社会规范和规则的构成效应有关。于很多社会规范不仅调节行为，还通过定义作为社团成员的“我们”是谁，从而构建了行为体的身份。比如，主权规范不仅调节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互动关系，还首先界定了国家的概念。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规范和协议定义了国家在互动中的基本“游戏规则冶。
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代社会对全球化的理解通常都是集中于经济生产的跨国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等。但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远远不只是物质和经济力量，还包括文化现象以及共识、原则和规范的传播。早在全球化成为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流行语之前，社会学制度主义就认为，现代性不仅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也带来了文化标准和集体协议、身份在全球的扩散。约翰·梅耶(John W.Meyer)等指出，作为一种制度，现代国家需要的远不只是领土、对民众的控制权和主权。现代国家还带来了一整套的文化观念，包括对国家和政府的应有状况、与“私有”事物相对的“公有”事物的内涵的看法等。而且，他们还能够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全球各国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都曾颁布特定的文化脚本。例如，任何一个新国家都必然会设立科技部，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一所值得一提的大学或研究机构。
最近，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试图以实例证明全球市民社会已经生成的理论观点。其依据包括全球社会运动以及跨国运作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后者在组织结构、物质和观念资源、行动战略方面惊人地相似。同时接受该观点的还有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他们也逐渐开始关注跨国运动及其活动。
而且，受到社会学制度主义启发的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指出，全球化也导致了被国际机构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球规范和行为标准的生成。在世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国际法律规范的全球化。今天，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一个问题领域不受国际规范和规则的管理。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包括性别和社会权利)和国际环境政治领域，国际协议和条约数量的增长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些国际规范的出现大多和跨国社会运动、倡议网络和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定直接相关。这些“规范的扩散”导致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未曾签署和批准国际人权法或国际环境条约方面的法律文件。这就更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所称的新兴世界政体，因为人权和环境保护规范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设定了合适的行为标准，还在全球体系中将国家定位成国际共同体的成员。那些希望加入共同体的国家也应当遵从国际人权和环境规范。独裁国家也不例外。
总之，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下面的说法：文化标准、规范和规则的全球化已和众所周知的市场全球化同时发生。这一进程既通过扩散和仿效这些非正式的方式，也通过国际法的制定和制度建设等正式的方式来开展。然而，这里还需要做两点另外的说明。首先，规范和标准的全球扩散，并不会导致同质化和趋同化。文化的全球化并不会消除本土的价值观。文化差异继续发挥其重要性。正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已经指出的那样，全球规范正在被“本土化”并在国内语境中得到翻译。于然，翻译会改变原意。比如，在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和在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如在美国和在印度或肯尼亚)，人们对性别权利的理解方式就有所不同。在南非，管理和减轻气候变化的意义就同在荷兰不是一码事。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全球范式的承诺并不等同于遵从。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国家在国际规范和规则的遵守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是对那些它们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包含强制性报告机制的条约也不例外。要解释各国在遵从规范程度上的差异，就必须引入政治学和规范方面的主张。比如，对国际人权规范在国内遵从方面的比较研究表明，跨国和国内的动员对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冶地给政府施压、迫使其遵守规则十分必要。
这一研究也表明，在规范的扩散和执行过程中，沟通十分重要。最初是给新兴国际规范设置议程的阶段，在此期间，框定进程和其他的战略建构在说服行为体对相关国际问题采取措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需要指责那些国际规范的违反者时，例如“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等战略建构也很重要。总之，如果我们要理解文化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需要关注沟通过程，这也是社会建构主义对全球化研究的又一贡献。
四、全球化和话语权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就需要认真对待文字、语言和交际话语。行动者通过话语实践理解世界并给它们的活动赋予意义。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话语实践建立起权力关系，其意义在于它们让我们“以某些方式理解某些问题，并相应地提出问题”。更进一步来说，“尽管是我们在强加意义，我们并不是在以有自主权的主体身份行事，而是从我们所处的话语环境获得主体立场。
对沟通实践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第一，学者们已经开始将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沟通行为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中。他们关注辩论和陈述理由，将其作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互动模式，这就让行为体可以挑战任何因果或规范陈述的内在合理性，寻求对形势理解的沟通共识与指导它们行为的原则和规范的正当理由，而非单纯在战略研判的基础上行事。辩论的理性在于，讨论的参与者能够被更有力的论据说服，在此背景下，权力关系和社会等级都会黯然失色。辩论及协商行为和战略互动一样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但这个目标并不是要达到个人的固定偏好，而是要寻求有理有据的共识。行为体的兴趣、偏好和对形势的判断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话语挑战的影响。在辩论理性主导的地方，行为体并不以最大化或满足它们的给定利益和偏好为目标，而是挑战和证明其中内在的合理性，并且在更佳的论据面前，准备改变它们的世界观甚或利益。
第二种对与全球化有关的话语实践的研究方式并不那么关注辩论和陈述理由，但却将话语作为意义建构的过程，允许在排除其他情况下的某些诠释。换句话说，这种工作更符合米歇尔·福柯而非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它将话语实践作为权力关系建立和维系的方式。在话语的竞技场上，谁能获准讲话？ 什么可作为合理的建议？哪些意义建构变得举足轻重，以至于被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无所不在，以至于它们都被描述为无可替代，然而，在从2008 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发生了改变。
从福柯对话语的定义开始，人们就必须牢记意义建构和社会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话语权”指的是一种统治和从属的结构关系，通过定义该怎么看待一些问题和应该提出哪些问题，进而给某些主体赋予意义和解释。让我们从以话语为导向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的概念。第一，正如这一词汇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它是关于全球的而非地区的、国别的或者本地的进程。因此，不管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定居，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对全球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来说，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这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全都“受影响冶吗？ 受什么影响呢？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并非每个人都会受到每天在世界金融中心流通的数万亿美元的即时和直接影响。至少，全球资本市场影响普通公众生活的因果机制要比全球化社会建构所能暗示的更为复杂。
第二，全球化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每个人和他人的某种类型的关联。这个术语和与之相伴随的话语似乎表明在沟通和信息的全球网络中缺乏等级制度。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是谁呢？ 南北问题如何呢？ 作为西方化甚或美国化进程的文化全球化如何呢？同时发生的分裂和日益增加的分歧怎么样呢？ 全球化话语也指代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进程，它们统称为全球化。但是，将全球市民社会视为全球生产网络整体进程的一部分，是否真的行得通？ 在所有这些背后是否存在重大原因？
第三，关于全球化似乎有一些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事情。人们可能会讨论，政治如何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管理全球化进程，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还继续拥有多少政治自主权？ 但是，讨论的主题已经不再围绕着全球化的激进的替代方式。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管理全球化而非激进地改变它的进程。政治在这里处于何种位置？ 全球治理不只是消除全球化负的外部性的清理过程吗？
第四，全球化进程看起来是没有行为体的。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决定我们命运的就仅仅是那些结构性的隐匿的力量。然而，话语理论家提醒我们，引用隐匿力量这种修辞方面的建构，经常会掩盖潜在的权力结构。所有这些当中，美国的权力怎样？ 在世界体系中，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在多大程度上有契合之处？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结构性权力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如何？ 在世界体系中，全球化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强权的战略建构？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并不是要提出全球化的阴谋论，简单地将结构主义者对全球进程的看法替换成同样存在问题的“施动主义者(agentist)”的方法。后者认为，全球力量可以追溯至单个行为体的一些具体的邪恶(经济)权力利益。阴谋论可以用来简化复杂世界，但不幸的是，它们很少提供有力的因果解释。社会建构主义者也很难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者认为，话语仅仅算是强化潜在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如跨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超结构。
对全球化话语开展批判性的去建构化，其主要任务是要揭示，权力结构是全球化话语自身建立和复制的有关主导和从属关系的结构。如果简单认定那些面向全球的资本家是全球化话语的单一来源，这将意味着，将社会和主体间意义建构的复杂故事简化为几乎是单一因果关系的叙述。当然，在这里展现的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主义解读有些类似于新葛兰西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后者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新葛兰西学派将国际权力结构分析为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和观念建构(称之为“话语冶)的结构。但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坚持制度和观念相对独立于潜在的经济结构。
这里展现的对全球化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也适用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很多人将其当做全球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当然，这一话语一直都和市场自由化、去监管和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有关。它和全球化话语包含着一些同样的成分———不可避免性、不可逆转性、隐匿的力量等。不过，新自由主义话语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对现实的话语建构虽然已经被一些人当做现实本身，它同时也带来了它自己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跨国界的社会运动开始挑战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对全球化建构背后的假定。通过去建构和重新框定，它们实现了对全球进程的替代性建构。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在2008 年开始的崩溃进一步挑战了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说法。作为一种结果，我们现在目睹了全球政治化的新水平。
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活动家和跨国社会运动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打开了全球化意义结构的话语空间，检验了与其相关的主导性解释。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福柯的“话语的权力”转变为哈贝马斯的“在话语中的权力”。主导的话语建立起结构性权力，可以定义世界如何运转和应该的模样，决定了应该提出哪些相关问题和谁才是合法与权威的应答者，但主体却随时可以在沟通实践和合法性方面提出挑战。以上认定的全球化话语包含着普遍的真理，但却需要接受检验。例如，经济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让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能受益，跨国活动家对这一点就成功地展开了挑战。他们检验了全球化支持者们的几乎每一句说法，因此也建立了一种反话语，提出了对世界的另类看法，其中包括了另类的因果认知和对全球秩序中的公正与公平的另类看法。这种反话语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都拥有很多受众，以至于我们不能再将新自由主义称做全球化的主导性话语。
如果将行动者和结构的相互构建考虑在内，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确立和聚焦全球公正的反话语的崛起。尽管话语建立了意义和解释的体系，并因此建立起权力的结构，行动者却在不断地制造和生产这些沟通结构。行动者并不能随意和自主地改变权力结构，但是它们也不必须是再生产主导性话语的沟通机器。相反，它们的沟通实践不仅再生产了结构，也对其进行了(再)诠释。因此，正如哈贝马斯告诉我们的那样，改变和检验主导话语的能力融入到了沟通实践当中。
对全球化的社会建构主义解读既是对相关解释的话语建构，也是对这些解释和已有含义挑战的话语建构。因此，同那些仅仅关注物质实力的传统解读相比，社会建构主义的解读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进程中的竞争性质。而且，社会建构主义允许我们“将政治重新引入”，也就是说，挑战那些给行动者和政治变革没有留下空间的、过分倚重结构主义的叙述。与此同时，它还帮助我们避开那些认为全球社会和物质结构似乎能随意改变的叙述。正如卡尔·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五、对崛起大国的建构主义笺注
本文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在三个重要的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第一，强调规范和文化理解，将文化脚本和规范在全球的传播当做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从水平的全球视阈还是从其对国家和/或本土文化的垂直渗透来看，这一全球化都是不完整的。其结果是，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世界各地日渐增多的文化同质化，但却看到“本地化”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将不同的含义体系同全球化联系起来。
第二，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了全球化的话语建构。福柯的视角证明了全球化话语是如何构建统治和从属的权力结构的。这一视角允许我们在谈论全球化时，批判性地检验其中包含的不同含义体系。同时，哈贝马斯将话语看做是一种推理的过程，这就给全球化所谓的必然性引入了变革的潜力。跨国社会运动已成功地挑战了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观点，并且已经引入了聚焦公平、公正和合法性的反话语。
第三，社会建构主义并没有提出关于全球化的新理论，如果这样一种理论可能存在的话。然而，它却作为一种批判性视角，允许研究全球化进程的学者就这些问题在学术和更广泛的公共话语领域内挑战传统智慧。社会建构主义者可能通过询问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分享批判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也将指出与全球化一体的很多进程的碎片化和参差不齐的性质，分享怀疑主义者的观点。此外，社会建构主义者很可能会指出，作为世界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全球化倾向于使现有的权力结构具体化。
笔者在此给“崛起大国”的当代话语添加一些(建构主义)笺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化和(美国或西方)霸权或单极的反话语。有趣的是，这一话语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经常被框定在传统现实主义有关相对权力得失的术语中。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就被视为美国权力的相对损失和国际体系朝着多极化的转变(甚至是新的两极化)。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话语代表的是对权力的糟糕的理解，它将权力能力和影响力合二为一。新兴大国(如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应该明白，仅仅拥有经济、军事和观念资源并不能转化为影响力本身。相反，即使是大国这一传统概念也使目的成为了必要，也就是说对世界的看法应该如何。而且，权力能力和目的需要付诸实践。今天，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外交政策实践主要和它们的地区环境相关。据笔者观察，到目前为止，所谓的“新兴大国”几乎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外交政策实践。
其次，如上所述，在国际体系中的传统话语权和均势与全球化的话语并不一致，后者既强调全球体系中各国的相互关联性，也强调当代世界中跨国的也就是非国家力量的崛起。如果国家不再能够控制物质资源、人口、通讯和信息的跨境流动，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从未能控制过，那么均势话语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假设国家是封闭的容器。综上，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缺失，事实恰恰相反，它将关系权力和结构权力的不同来源当做对全球体系的传统理解———仅作为一种国家间体系。
但是，关于“崛起大国”，还有一种话语向度能给人们带来比老套的均势政治理论更为先进的认知。崛起或者新兴大国也指代观念的向度以及对西方(和美国)文化霸权的挑战。几十年来，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体系内的主导观念一直是西方观念，比如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人类尊严和法治的核心概念至今没有遇到什么主要挑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市场经济似乎已经赢得了关于最佳经济秩序的竞争。然而，我们可能正在目睹对这些概念的主流解释发起的新的观念挑战，比如人权是否是个人权利或人民的权利，如何平衡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否会更好地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因此，新兴大国话语可能指向21 世纪各种观念之间的新战斗。然而，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兴崛起大国是否能够带来它们自己的说服力。新兴崛起大国需要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可行性说服日益政治化的全球听众。换句话说，这种新兴的全球竞争最终将是基于“更佳的论点这种更少强制的力量”，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本网上传时删去了原文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