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著 黄志良、刘静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2月
对于所有正直的人来说，独裁统治是巨大的灾难。在艰于呼吸视听的环境里，文学要么沦为权力的工具，要么幻化成超脱俗世一切苦难的象牙塔，要么就变成反抗强权的武器——最终能写入文学史并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多是这最后一种。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我们能找出好多对独裁者及其治下的社会进行强烈抨击的小说来，这类小说被文学史家称为“独裁者小说”或“反独裁小说”。
我不得不承认的是，阅读这一类小说所带来的审美经验，往往不是舒适的。既然作家要让你身临其境般体验一个黑暗专制的、魔兽横行的世界，你就不得不随着书中的人物品尝恐惧、焦虑、孤独、绝望等等滋味，趟过一个个充满暴力血腥的重口味桥段。作家在用记忆和想象编织这些恐怖图景时，伴随着创作快感的，是乌托邦式的怀想：但愿这样糟糕的世界赶紧消失，让自由和民主的曙光也能照耀到美洲大地上饱受痛苦的子民。
诚然，文学不是赤裸裸的战斗檄文，单单一部小说的力量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摧毁强大的独裁者和其维系的严酷制度，反倒要受其打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独裁者宣布某书为禁书、甚而下令当众焚书时，却也为书打出了绝佳的营销广告。这样的奇迹常在拉美文学史中出现。
在我们谈论拉美文学中的“反独裁小说”时，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起点。在拉美文坛后起之秀们创作的经典中，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富恩特斯或略萨的作品，都能找到与《总统先生》有所联系的痕迹。阿斯图里亚斯塑造的那个心狠手辣的危地马拉总统，成了拉美独裁者的原型，无论那个后来的独裁者是墨西哥人，还是秘鲁人、哥伦比亚人、多米尼加人……他的阴影伴随着作家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这样一部长篇巨制，1922年有了初稿雏形，1932年完稿，1946年方才在墨西哥出版，它伴随着具有伟大现实主义传统的拉美文学史，直到今天。
书名“总统先生”，仿佛是对独裁者的尊称。“先生（El senor ）”一词，也可译为“大人”，在西班牙语中还可以用来指称上帝。总统是上帝？在整部小说中，总统确实被表现得有如主宰一切的神。作家留给总统先生的戏份和台词并不多，以至于这个形象始终保持着神秘的面目。他长时间躲在暗处，“谁也不知道总统在哪里安寝，因为在城郊有许多处总统的官邸”，“谁也不知道总统什么时候入睡，因为他的朋友们断言他从不睡觉”。他就从那些谁也不能确切知道的地方发号施令，一道道命令有如谜团，永远让人猜不着他的真正意图，以至于故事情节的进展仿佛都在受这位全知全能之神的摆布。那些自以为得到总统信任的人，前一分钟还在为替总统办了一桩漂亮事而得意洋洋，下一分钟就被冷酷无情的军警送进了地牢；那些被从地牢里押到大人面前来的人，满以为自己就要被判处极刑，却被告知获得自由，而条件是给总统当密探。总统要谁死，谁就得死，就好比被送上了祭台，以喷涌的鲜血来献祭权力之神，以保证自然秩序、统治秩序的恒久稳定。
对总统办公室窗外庭院中祭神仪式的描写，是整部小说中最富神秘意味的段落之一。在此复活的不仅是原始宗教，更是对最高权力的原始崇拜：
“托依尔神果真来了，他驾驭着一条由鸽子的乳汁汇成的河流，飘然降临。”
“只要你这位火的赐予者能把火种还给我们，免得我们的皮肉、骨骼、指甲、舌头、毛发受冻受寒；只要你能让我们继续活下去，干什么都行，尽管我们自己也在自相残杀，随时都会死去。”
总统先生在这里与托依尔神合为一体，独裁者形象的内涵从而得以更为丰富——拉丁美洲的这些代代无穷已的独裁者，不仅是强制推行天主教的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遗产，也是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遗产。作家在小说中揉入大量的危地马拉玛雅人神话元素，不是为了讴歌先祖的荣耀，而是要探究本民族的深层心理——这个在人口构成中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占主体的民族，是不是与生俱来就适合于接受独裁统治而非民主制度？这是隐藏在独裁者幽暗形象背后的巨大问号。
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在荣格看来，除了个人无意识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普遍的、非个性的、在所有个体中都一致的心理系统。集体无意识由遗传得来，由先在形式——原型组成。总统先生—上帝—托依尔神，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根植在危地马拉民族心理深层的原型。只要一经唤起，人们就自动地臣服在最高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由着自己的命运为极权制度所掌控。
怎样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残酷命运呢？发动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么？在小说中，革命的宣言也时而出现，然而在其上下文中却显得幼稚可笑。被总统列入死亡名单而出逃边境的将军，慷慨激昂地领导一场起义，最终莫名其妙地死于食物中毒。在牢里呼唤着“冲破牢门、出去干革命”的大学生，出狱后神经恍惚，回到坐落在“一条死胡同尽头”的家里，听母亲诵经。
阿斯图里亚斯是在流亡法国的生涯中最终完成《总统先生》的。在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作家对祖国未来的半点希望，有的只是苦闷、讽刺、愤懑……他展示的是一个贫穷、肮脏、令人作呕的世界。他不厌其烦地描写本国人的粗鲁举止：酗酒成性、随处吐痰、当街擤鼻涕……就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乞丐们在垃圾堆间为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展开搏斗，野狗结伴乱窜，兀鹫飞来啄食死猫的尸体……这样的街景，无疑与官方话语所宣扬的建设“文明国家”形成强烈反差。
比街景更恶心的是人心的腐化、道德的败坏。在这样一个街头流氓也能成为政权帮凶的社会里，只有靠撒谎欺骗才能通向个人成功，所有想凭真本事吃饭、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内施展抱负的人都沦为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因为在总统先生的阴影之下，整个社会已经成了一张由告密者组成的庞大网络，除了独裁者之外，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并且被别人交叉监视。总统忙着收看从这复杂的监视网络源源不断传来的信息：“谨向总统先生禀告如下最新情况：有人看见将军曾去过阁下的朋友堂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的家。据那里负责监视主人和贴身女仆的厨娘和负责监视主人和厨娘的贴身女仆分别报告……”按照惯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我们往往会认为，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里，当权者是恶的，人民是好的。小说向我们揭示的是，应当遭受谴责的不仅是掌权者，那些被压迫的、受欺凌的人，也同样可鄙可恶，他们为了生存不要尊严，他们也是权力的同谋和帮凶。
若说这个笼罩在独裁者暗影之中的世界有一丝光亮、一点诗意的话，那就是总统亲信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与卡纳莱斯将军的女儿卡米拉之间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来源于一个由总统精心编制的阴谋，其目标是置将军于死地。安赫尔被指派的任务是闯入将军家中将他女儿劫走。总统希望一切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然而安赫尔却对可怜的卡米拉动了感情。怜爱升华为爱恋，继而要以婚姻的形式凝结幸福。伟大的爱情，让安赫尔觉醒，让他从一个麻木的权力工具变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让他胆敢超越主人的授意，与总统仇人的女儿缔结姻缘。然而这伟大的爱情，结局极为凄惨。在最后的章节中，总统并没有出现，我们仿佛可以在那惨烈悲凉的叙事中，感觉到独裁者躲在暗处发出的嘴角上滴着鲜血的冷笑。
阿斯图里亚斯于1967年因“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与印第安传统之中，因而显得动人心魄”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年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欧洲是出于无奈，却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并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获得主流承认的门路。在与法国艺术家的交往中，他领略到超现实主义的魅力，开始探索文学表现的新形式——为什么不能把欧洲最先锋的艺术理念与美洲最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呢？拉美文学不正可以借助超现实主义回到被西方文明长久遮蔽的土著潜意识之中吗？
在《总统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为探索文学表现的新形式所作的努力。有时候读着那些画面感极强的段落，诸如“他的手仿佛变成了一股喷涌的水柱，无数根手指组成的水柱……成千上万只手指甲纷纷落到地面”，“那些穿红裤子的人把自己的脑袋摘下，抛到空中，落下来时却没有去接”……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弗丽达·卡洛或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古老神话的挪用、心理独白、梦境的描写，无不是拉丁美洲现代文学的开创之举。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试验被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等新一代的作家继续下去，从而成就了拉美新小说“爆炸”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