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在京举行。会后，本报记者就全球治理的内涵、演变、存在的问题及前景等采访了出席会议的全球治理研究专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网络研究及全球峰会项目主任阿兰·亚历山德罗夫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主编之一的亚瑟·斯坦。
亚历山德罗夫：从历史角度看，我倾向于将全球峰会视作全球治理的重要表现。我认为全球治理的雏形最早出现于19世纪早期，随后又经历了制度变迁，尤其是联合国的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等。我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出现的五国集团、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称为“非正式峰会的崛起”，这是历史性的变革。
斯坦：全球治理有三个重要要素。一是始于19世纪，尤其在20世纪取得巨大进展的国家领导人峰会和峰会上所做出的安排。二是国际机构的建立和国际协议的签署。三是非政府组织的成立。三者的历史都超过100年，但全球峰会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学者都曾为全球治理作出不同的定义，您二位如何理解全球治理呢？
斯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全球治理。第一，可以将其看成全球性的机制和安排。第二，有一些机制和安排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并不是每个国家都签署，但具有普遍规范意义，可以为全球事务设立准则的，都可视为全球治理，都有能力或有可能在全球层面上发挥作用。
亚历山德罗夫：以托马斯·韦斯（Thomas Weiss）为代表的专家和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都曾为全球治理下过定义。我很关心全球治理的产出和成果，因此主要关注全球领导人峰会。例如二十国集团会议绝不仅仅是各国领导人一年见一次面这么简单，它还涉及决策、各国部长、大臣会议、工作组会议、制定跨国标准等。又如东亚峰会，虽然是地区性峰会，不具备明显的全球峰会性质，但因为有印度、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等国的参加，我也将其视作全球峰会的一种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治理的前沿议题随时间推移是否有所变化？
亚历山德罗夫：是的，全球治理的范围随时间推移逐渐扩大。二十国集团最初是为了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后来所探讨的问题已扩展至气候融资等其他问题。除了全球气候问题，还有人建议二十国集团也应当探讨全球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不仅仅是议题，我们对同一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人们曾一度认为国际金融是不可以通过国际性机构来管控的。尽管我们有经济委员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管理国际金融。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打破了人们过去对国际金融管控的看法，意识到应该在国际经济方面多下功夫，尤其是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总而言之，全球治理处于变化中，有时在技术驱使下而发生改变，有时则因为人们的观念而发生变化。有些事情不仅限于个别国家去处理和调试，而是一个全球的、集体性问题。
斯坦：全球治理在议题和范围方面也呈现出了新变化。一方面，有的全球议题一直受到关注，如商品贸易协定问题，各国需要协商，尽量避免经济保护主义或经济战。又如健康卫生、疾病传播问题出现的时间也较早，并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新问题、新热点不断出现。有些新问题是随着国家结构、功能以及国家责任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此外，技术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议题。无线电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先后兴起拓宽了全球治理决策的范围。
贸易层面，最初人们主要关心消除关税壁垒，在关税壁垒被提上全球治理的议程之后，人们又开始关心国内管制及举措等非关税壁垒问题。新问题不断涌现，谈判桌上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从关税壁垒、其他非关税壁垒到劳动行为等，达成协议的过程也发生了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机构是否有效地实现了全球治理？
亚历山德罗夫：恐怕大部分人会说没有。大部分人认为，我们目前的全球治理还不够完备，国际机构建设的成效依然不足。也有人委婉地表示，在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应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
斯坦：这个问题要看你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你的期望值有多高。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不具备强制性。它只能尽量考虑各国的利益和动机，使各国愿意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例如，尽管各国都已经意识到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采取相关行动，但由于缺乏强制性，无法产生一个解决方案让每个国家都签署并执行，因此气候问题的全球治理成效仍不明显。很多其他的全球问题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这是全球治理的现实。
亚历山德罗夫：全球治理理应是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决策机制中来，但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也可以思考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中国和美国一起探讨减少环境污染，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达成协议，那将会是重大进步。
斯坦：是的，但签署协议的关键是达成有效协定、制定出切实的相关措施，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亚历山德罗夫：总体而言，全球治理虽面临问题，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一方面，有时领导人不想或不能做出决定。另一方面，设立标准或做出决定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涉及很多复杂的规则，还要考虑很多机构。所以可以理解会后领导人没有签署协议，这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还因为很多实际问题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
斯坦：我们试想一下，倘若没有全球治理的成功，世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全球化的程度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高。从我们乘飞机从一国前往另一国这个简单的例子中也能看出全球治理的成效。我们需要制定规则来规定飞机如何从一地飞往另一地，如何互相沟通和交流。没有了全球治理，我们今天的全球交通状况和全球化都将是空谈。尽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但全球治理所取得的进步也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些进步塑造了当今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全球治理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发言权如何？
斯坦：目前新兴国家的发言权还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大。当然，这也要看机构和机制的具体情况。以全球贸易为例，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建立在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以及减少关税的基础上，这些已经是既定的机制结构，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无法重新改写、再创造这些规则或对这些规则产生巨大影响力，只能接受和适应这些规定。另外，有的机制具有较为固定的属性，不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我认为新兴国家和市场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很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兴国家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增强话语权，提高自身影响力？
亚历山德罗夫：最根本的是要发展自身，变得更富裕、更繁荣。
斯坦：国家应该思考，是更重视增强影响力，还是要更好地享受采取一些政策后所带来的结果。全球治理的重点不在于影响力，而是世界各国为生活的某些方面制定出了规则。如果你想要获得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就采取一系列相关规则，然后会有相应的结果。一个国家有了一定的资源，财富到达一定水平后，影响力必然会增强。一国的影响力也会随着对全球事务参与度的提高而扩大。因此国家更需要思考自身以及在所处的地区想要取得何种成就，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取得想要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是否表明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影响力在扩大？相比于八国集团，其代表性是否更强？
亚历山德罗夫：是的。二十国集团是第一个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新兴国家的国际机制，其成员组成更加平衡，更能代表世界经济和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仅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在应对危机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时间里，二十国集团会议主要是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非常方便也很重要。除了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外，还有中等强国合作体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及澳大利亚。金砖国家的首脑也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可以对决策的形成和协议的生成产生影响。金砖国家的立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更为一致，也更关注发展中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国集团成员多元化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在取得进步？
斯坦：是的。各种集团互相交织，为应对一些全球问题，国际机制也更具多样性，开展全球治理的方式多种多样，每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也很多。
亚历山德罗夫：我们的确在解决更多的问题。不过你要是问我们解决问题的成效如何，这就值得商榷了。治理不是统治，在国际关系中，决策的模式和成果与统治关联不大。治理是否有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有的方面则收效甚微。在应对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二十国集团所取得的重要进步已经获得公认。人们也会将其与上世纪30年代召开的伦敦经济会议进行比较。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否决了美国代表与英法代表所达成的协议，美国最关注的还是自家门前的经济状况，但二十国集团关注的范围显然更广。
斯坦：而且伦敦经济会议的召开是在大萧条开始的四年后，而不是第一时间举行的，而二十国集团会议则是在此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刚刚开始的当年举行，从时效性上也体现出了进步。
亚历山德罗夫：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全球治理会随时间不断变化。重要的是，我们要尽量缩小全球治理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差距，使之更富有成效，更好地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各国齐心合力加以解决。有的国家或许会将全球治理理想化，有的国家会寄希望于其他国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些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一心指望他人可以承担起相关责任，让自己从中受益。这就没有任何治理可言了，也是不对的。
斯坦：没错，一个全是“自由撰稿人”的世界难以运转。如果全是“自由撰稿人”，那就意味着没有人真正地书写什么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国利益不同，也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因此有专家建议可以在一个更小的层面，如地区层面上达成一些协议，您二位如何看待这样的解决方案？
亚历山德罗夫：当全球性的机构或者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时，其他的机构就会成长起来。如果有比现有机制或机构更好、更能满足其需求的其他选择，国家自然会采取行动。
斯坦：这种情况在全球治理中很常见。例如，我们有核不扩散协议，也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意，因此在与核武器相关的另外一个领域，导弹技术方面，我们又有了控制导弹技术的机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分开的。为了解决新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扩展已有的机构，也可以选择设立新的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大国，两国关系备受瞩目。在全球治理方面，两国可以作出什么贡献？
亚历山德罗夫：中美两国合作越多，越有益于全球治理。两国应尽量寻找共同点、共同制定政策，努力解决问题。中国在治理污染等许多全球事务的处理上都应该并且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斯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在更多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想扩大影响力，必须要参与其中才可以。
亚瑟·斯坦（Arthur Stein）：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同时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布鲁金斯学会客座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事务研究员。是《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主编之一，同时也是多种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合作基础、国际制度和机制建构等。
阿兰·亚历山德罗夫（Alan Alexandroff）：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网络研究及全球峰会项目主任，同时领导全球机构改革研讨会，着眼于全球治理改革。曾主编《世界是否可以治理？实行有效多边主义的可能性》、与他人合编《崛起之国，崛起之机构：全球治理之挑战》。其研究聚焦全球治理现状以及崛起的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