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登上了国际舞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各执一词：要么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修正主义崛起国，因其将导致国际体系冲突而必予遏制；要么把它刻画成一个在现行体系中活动的维持现状的崛起国，有待加深交往。如今，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鲜有疑义。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近年的“修正主义中国 vs 维持现状中国”的辩论已逐渐被某种共识所替代：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将威胁到现行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及其所依据的根本原则。
基于对200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分析，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辩说，中国已经发展成咄咄逼人的强权，它雄心勃勃地推行本国利益，满足一己私欲。这一变化背后有几个备受关注的原因。中国比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其领导人更加自信且意见一致地利用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衰落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特别是中国近期在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的做法，被看作是这种过度自信和雄心的例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和转型———包括测试技术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和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也强化了这种观点。这些学者大多预期，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将变得更加进取，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以国际野心滋长、责任感减退和更不情愿妥协为特点。与这种分析相对应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安全与同盟关系。近年来，在“重返亚洲”或“再平衡”的名义下，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北京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的这一战略视作对中国的遏制，进而进行反遏制，而这种反遏制则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世界所谓“过度自信的中国”(assertive China)的说法。于是，以中国为一方，以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安全紧张和战略互疑有所增强，也激化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然而，西方的“过度自信的中国”有许多问题。江忆恩指出，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有关学者刻意忽略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中不符合中国路线(approach)调整和中国进取性的部分———所谓以因变量之绳，墨实际案例之木。情况确实如此，但笔者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西方对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分析受制于主导学界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研究路径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那些决定着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的国内形势的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并没有变得更咄咄逼人或更雄心勃勃。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专注且忙于应对国内挑战，中国领导人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也没有为管理随着本国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的国内和国际挑战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做好准备。因此，有必要指出，在西方辩论和文献中被标识为中国愈发进取信号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与那些涉及本国领土要求或其他与本国历史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事务的冲突，两者是怎样发生联系的。笔者认为，在涉及那些与本国历史和民族主义关系不甚密切的全球性挑战和国际冲突时，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反映出更高的不确定性；某些案例甚至表现出缺乏控制、聚焦点和优先次序。
因此，从总体上说，在理解和解释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发展时，有必要把中国国内政治变迁包括进来。然而，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错综复杂。因此，关键的挑战是如何识别那些影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并具体把握它们将在何时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正如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所说的，中国的国内政治对本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已无新意。本文旨在考察特定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如何具体影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换言之，通过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来回答：在哪些国际和国内条件下，我们将看见哪一种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行为？这个问题也可以转述为“特定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将把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行为导向什么方向”，这是人们在理解并解释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变化时所要分析的重要问题之一。据此，笔者将展现，相对于主导学界的新现实主义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可以为对中国崛起进行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可以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变迁。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下的一种较新的理论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宽泛地界定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研究：它们从新现实主义出发，旨在发展一种同时包含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分析。对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研究的焦点在于把国际体系对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加以具体化。迄今为止，此类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国内因素，并不存在单一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或分析框架。下文构建的对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分析，仅是一种集中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的提议。笔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检验，而在于将它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对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背后的主要因素和因果机制进行分析讨论。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在第一部分，笔者勾勒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内现实主义研究纲领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挑战，并在简略讨论之后构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在第二部分，运用这一框架来分析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具体为：一是关注中国崛起所处的系统条件变迁如何影响北京的回旋空间(room of maneuver)；二是通过聚焦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国内限制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具体讨论这种回旋空间的变化。最后，笔者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未来发展略做分析，并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进行分析时所具有的价值。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经常用新现实主义框架来分析中国崛起。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崛起国，其相对实力的增长，按照进攻性新现实主义者(如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将滋长野心；而依据防御性新现实主义者(如沃尔兹)的说法，将激化安全困境。这些新现实主义理论皆以下述假定为基础，即国家出于对自身生存的关切，倾向于制衡(体系中的)最强国，并以内部方式(如加强武装)或外部方式(结盟)来发展相对实力。顺着新现实主义的逻辑，其他各国的权力对自存于无政府体系中之一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此，各国向来致力于防止别国取得某种主导地位。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因而对中国崛起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影响表示悲观，这往往进一步导致对“中国威胁”或“新冷战”的联翩设想。然而，新现实主义将主要的解释力赋予体系因素(无政府和极)，而未将国内因素加以考虑。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单元”，结构施于国家的相同压力不以单个国家的具体特点为转移。换言之，根据新现实主义，无论各国有着怎样的国内政治系统、历史经验、国民传统、意识形态遗产，或对外交政策和世界政治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只要被置于系统中的相似处境下，它们将迫于结构限制而采取类似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所关注的，是如何识别并解释那些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要素和长期演变，以及诸如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国际合作的前景和国家间联盟聚合的模式等国际政治后果。他们认为，新现实主义不是外交政策理论，而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然而，事实表明，即使是他们两位，在应用新现实主义时也很难不引入外交政策行为分析或额外增设的分析因素(ad hoc factors)。
新现实主义多遭批判，甚至是来自内部的批判。于是，近年来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内部加强了对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其中一些努力经常聚集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旗帜下，把国家这只“黑箱”打开，强调将新现实主义对体系因素的关注与单元层次的因素相结合，以解释各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这就是要发展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分析。尽管保持着对“体系因素界定着各国的回旋空间”这种新现实主义关注，为了进一步具体研究这些回旋空间，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重返古典现实主义，从中找到更丰富并更具包容性的现实主义理解，并汲取灵感。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赞同体系因素对国际体系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总体观点，却认为这些要素对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彼此相异。国家因而是体系因素与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之间的干预变量———由体系因素生出的结构压力必须经国家而产生影响。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广泛关注各种国内因素，也围绕着何种国内因素最为重要作了不少判断。一个可以回溯到古典现实主义者(如摩根索)的关注点反复出现，即国家领导人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两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些新古典现实主义论断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领导人需要确保公众支持，以便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动员必要的资源，并维护其自身地位和统治能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开启了一扇大门，以一种明确而系统的方式，将那些经常被视为非现实主义的因素融入现实主义框架，以便提出解释力更强的连贯的理论观点。它承认体系因素的优先性，但由于转而专注理解和解释特定的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单元层次的因素也被纳入考查。这反映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把握结构动机影响国家行为的具体机制的强调。从新现实主义到新古典现实主义，明显存在着一种理论简明和解释力之间的取舍。新现实主义言简意赅，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断则不那么简明。然而，解释力的增加，及对特设性解释或“视情况”解释的规避，弥补了这一遗憾。
笔者认为，无论就发展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研究纲领( 即发展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还是就改善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具有很大的潜力。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的起点是，尽管是一个崛起国，中国并不如新现实主义者所断言，必然会采取修正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毋宁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取决于北京在具体案例中面对的特定条件。换言之，与其假定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将在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之间或此或彼，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要考察的是：什么条件将导致何种可被界定成修正主义导向或维持现状导向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
以下，笔者将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来理解并解释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首先关注体系因素及其变化。在体系因素中，“极”(即体系中大国的数目)位居中心。新现实主义的一项重要观点是，极的数目不同将导致不同的国际体系动因(dynamics)，并进一步给各国带来总体上不同的体系机会和限制。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美国一超支配的单极体系而非两极或多极体系中崛起这一事实，将产生影响。新现实主义者视多极为最易诱发冲突的体系，因为多个大国的并存暗藏着多组(dyads)潜在冲突，也因为在多极体系中，涉及国家相对权力、联盟调整和错误知觉的错误计算的风险相对较高。与此相比，新现实主义者视两极为最持久而更不易诱发冲突的体系，因为相比于多极体系的情况，大国可以集中力量针对它的主要对手，这就降低了不确定性、错误计算和大国之间产生错误知觉的风险。然而，这蕴含着因对主要敌手密切监控而引发过度反应的风险。就单极而言，当代现实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辩论，包括能否将当前国际体系视为单极，如何界定单极，以及单极将衍生出何种动因，等等，笔者借用沃尔福斯引介的单极概念———这一体系的特点是，相对实力在全球层面的分布高度不对称，使一国明显比其余国家更强，以至于太强而不能被反制。关于衍生动因，笔者认为单极一方面赋予各国强烈动机去制衡单极国家，而另一方面又使制衡的机会成本甚高。换言之，意图挑战单极国家(即全球结构)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的潜在成本，将大大超出其潜在收益。关于最强国的制衡，我认为，就全球层面错误计算和错误知觉的风险而言，单极体系也比两极或多极体系更低，因为力量对比如此明显地有利于单极国家。然而，地区层次仍然保有产生错误知觉的风险，地区国家也有可能误判单极国家关注不同地区安全发展的程度。因此，笔者判断，在单极国家地位不受严峻挑战的单极体系下，产生错误知觉和冲突的风险有所下降；次等国家以何种方式进行自我调整也取决于单极国家的战略。单极国家承担确保国际体系稳定的责任，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使次等国家有了搭便车的可能。
于是，在分析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进展时，新古典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前国际体系中单极动因是否正在弱化，而其他动因正在增强，因而给北京提供了不同的回旋空间，下一节将首先分析这个问题。
分析完体系因素及其变迁，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转向国内因素，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与其人民的关系。如前所述，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已经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含蓄地引入了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模型。20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者主要关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来源、使用，以及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遇到的问题。这使他们聚焦于国家间权力分布、国家的特点、国家领导人及其与国内社会的联系。在讨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时，摩根索因而强调，国家领导层的质量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如何决定性地影响着各国的国家权力和国家领导人施行理性外交政策的能力。这种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含蓄地提示，国家既区别于社会，又是后者的代理人。国家领导人因而也需要取得公众支持或同意，以制定理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保障国家权力。显然，大多数古典现实主义者使用自上而下的国家概念：国家领导人界定国家利益，并根据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变迁的估测来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然而，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在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国家领导人依靠国内社会来获取物质资源和支持。底线是，一国的强大程度，仅仅等同于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与支持的能力。尽管有着这样的强调，大多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国家领导人和社会之间更具体的联系，以及社会支持的特点和程度所取决的因素，仅投入了十分有限的关注。
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阐发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的联系，并就这种联系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形成具体预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致力于发展“国家权力”概念，以界定国家领导人决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免于国内政治限制的相对能力。以塔利亚费罗(Taliaferro)的“资源汲取”国家模型为例，国家权力的程度，即国家从国内社会中汲取和动员资源的相对能力，塑造了它在面对外部脆弱性时可能施行何种内部制衡战略。在塔氏的模型中，国家权力的程度取决于各国政治-军事制度的质量，以及国家领导人利用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来动员社会支持国家的能力。
受塔氏模型的启发，笔者认为———这也是下文应用于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分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背后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对崛起国(如中国)来说，维持国内支持和合法性是国家领导人的中心考虑，因为随着国家经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其社会也在发生诸如粗放的城镇化、地域和社会变迁等重大转变。这种重大的社会转变将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而需要国家领导人关注并投入资源。这个问题同时涉及国家领导人持续地改善国家在体系中相对位置的能力，以及国家领导人维持国内政治控制的能力。通过“国家合法性”———在特定国家中，国家领导人从与社会的关系里获取支持和正当性的具体因素———这个分析术语，笔者试图捕捉那些维持国内支持与合法性的国内政治关切的影响。更具体地说，问题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内面对着何种要求和期望？国家领导人必须向国内提供什么？笔者认为，国家领导人对种种国内要求和期待的关切将影响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它也会发生变化，取决于在涉及不同的具体国际发展和冲突时，国家领导人在面对国内关切和限制及其对外交和安全政策方向的引导时采取自由行动的程度。
由此，就分析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发展而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赋予他们国内合法性的国内要求和期望，当下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进而限制了北京在制定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时的回旋空间。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这个问题。
二、单极的弱化令中国维持搭便车和“韬光养晦”战略变得困难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单极体系及其衍生因素，这已经逐渐为中国领导人所承认。单极环境使北京能集中精力和资源处理国内发展和挑战，继而增强其国际角色和在东亚的影响，而不必为国际上大国权力安排或对抗而分散精力。单极国家承担着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负担，使得中国能够在美国单极体系下搭便车。在东亚，对美国的地区安全角色和安全保证怀有信心的地区国家，也得以集中精力把握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机会。这就是所谓“韬光养晦”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基础。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针奉守下述战略：中国领导人将发展和维持与地区国家、贸易伙伴的稳定关系置于首位，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以免卷入他国内部事务或将过多资源用于处理国际体系中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无关的冲突和变化。通过这一战略，北京在单极体系中保障而且增进了本国的利益、影响和地位，绝未直接挑战单极体系或美国。这一战略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给地区邻国打预防针，让它们不必因强大的中国而感到恐惧。
对北京来说，“韬光养晦”战略运作良好。然而，近年来，这一战略也开始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为了在美国单极体系条件下保障中国自己的轻重缓急而设计的；单极的情态环境允许中国“搭便车”，而后者在自己的区域以外也没有多少经济和安全利益，因而能够在国际层面大致保持“韬光养晦”。但这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与前述与极相关的现实主义论断相类似，北京回旋空间的变化，是随着美国地位相对衰落而弱化的单极体系及其衍生动因而产生的一种特定后果。面临国际体系上机会和限制的总体变化，北京要继续搭便车，继续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变得更加困难。毋宁说，随着大国的成型，北京承受着扮演国际角色和负担相应责任的压力。此外，“韬光养晦”战略越发地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不能保障或增进中国在国际维度的利益、影响和地位。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北京都要面对关于它在国际上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的要求和预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后，中国强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地位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承认，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国际要求和预期也有所提升。特别是，中国被敦促要负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现在面对一种纠结的处境———它试图保持对国内发展和挑战的优先关注，而在保障全球经济和安全利益拓展、增进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同时，回避过多的国际义务。纵观历史，大国将发展出比其他国家更独特，往往也更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益；它们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也更强。
笔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例如，中国的海外公民越来越多，他们为了实现成功梦想，或者受雇于大型中国国企，在发展中世界里不稳定的地方工作或生活。对海外公民和海外投资进行保护，正在挑战北京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不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武力的传统主张。如何处理这一挑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了热烈辩论，这又牵涉另一个更大的辩论：中国的主权概念的演变。中国学者的辩论围绕着一个难题，即怎样在满足国际和国内两面增长的要求和预期之间，找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与行为的平衡。辩论在2011年初开始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后变得更加激烈。一些中国学者强调，叙利亚危机是中国在不那么单极的国际体系中施展大国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因为这一体系更为复杂，对中国能做什么、应做什么有着这样那样的建议。其中一项深思熟虑的建议来自北京大学的王逸舟教授，他用“创造性介入”概念来描绘中国外交的新方向和新阶段。“创造性介入”主张，北京面临着国内体系中变动的机会和不确定性，也面临着国内情势变化，因而必须在国际上采取更为灵活的介入战略。他进一步论证说，因为中国的规模及其国际角色的拓展，北京已经介入了一系列国际事务。因此，是否介入已经别无选择，北京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不能维持“搭便车”战略，而必须变得更主动和更有创造性。
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单极体系分析也强调了单极下的动态如何取决于单极国家自身的战略与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与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所谓美国在亚洲的“重返”或“再平衡”战略，也影响了北京的回旋空间。决心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的美国已经加强了对该地区和中国的关注，优先考虑增强美国的军事存在、地区安全和联盟关系。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因其国内财政困难也不得不采用一种更低成本的模式来开展全球活动，进而允许甚至鼓励其地区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更强大、更积极的角色，并进一步发展其军事能力；而后者往往直接针对中国。借此，美国可以在幕后发挥更大作用。总而言之，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或对抗，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攸关中国崛起，也影响着地区安全困境和地区制衡趋势。它会给北京继续奉行“搭便车”和“韬光养晦”战略的能力造成严峻挑战。
三、更具影响的民族主义和日益增长的拓展全球利益的国内压力
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开始，中国领导层除被要求具备意识形态合法性之外，还被要求具备绩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即中国领导层必须持续不断地实现国内稳定、经济增长和扩大繁荣，并满足不断增长的提高本国国际影响和地位的国内期望。上述期望也包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国内社会经济挑战，以及过去30年来中国致力于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所伴生的问题，如收入分化严重、腐败和环境恶化等。
要继续这种经济改革，就有必要对中国政治和官僚体系进行某些变革，这也会使中国社会获得更多“空间”，从而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灵活性和活力(例如，鼓励私人项目)。因此，在当今中国，一个更有活力也更活跃的社会呼之欲出，它更能够表达自身的不满和愤怒。在中国，党务和政治系统能否继续控制这些变化———特别是那些涉及维持党内高层团结、党内和科层机关自上而下的纪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控制的变化———已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维持其社会治理，但也面临着持续的挑战。中国领导层更关注维持其国内合法性及对政权的控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内部的这些进展对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带来了哪些局限？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局限来自日趋重要的、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公众意见。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当前的中国将起而恢复作为大国应具备的权利，并要求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地位和尊重。对中国的过去和历史教训的意识，持续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与行为；“百年屈辱”架起了一面特殊的认知棱镜，从中折射出的国际体系历史发展，尤其是其他国家给予中国的待遇，往往令这个国家危机感激增。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由于受到历史屈辱、历史自豪和对晚近中国取得的成就等情感驱动，中国存在多种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唯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中国，才能在国际上重获其所应得的大国地位和尊重，从而抵抗那些试图压制它的外部势力。中国共产党坚称，党的历史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和苦难，全面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然而，民族主义一旦变得激进，就愈发难以控制，并为激进势力进行社会动员打开了一扇门。
于是，民族主义成了中国领导层所面对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领导人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大众，向他国施压；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对于中国领导层在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中以特定方式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相应的民族主义热望和期待也在攀高。这种民族主义热望和期盼给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商和冲突中带来压力。自2012年秋季以来，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压力束缚了中国领导层处理涉及与日本在东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在分析北京处理这些领土争端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尤其强调，中国领导层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上变得对中国公众舆论更加敏感。领导人不会冒着被国内视作软弱和被动的风险，特别是在涉及中国领土主张和其他与中国民族主义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冲突中。这种困局往往被勾勒成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
因此，民族主义是最重要的国内制约。然而，另一个日益制约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大国内关切，涉及中国领导层何以确保获得国外能源和自然资源，以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内要求和期望。在这些关切的驱动下，当前的中国在那些远离其传统关注的地区(如非洲、中亚和中东)有着比以往更积极的经济和政治表现。中国的存在和利益在全球层面的扩展，使维持“韬光养晦”战略变得困难。
总而言之，眼下中国的国内发展，特别是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示出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关切和新限制。最重要的限制有两项：其一，领导层需要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展示力量和决心，以便满足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要求和期望。其二，领导层关心如何保障并拓展本国全球存在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
四、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在不同条件下的区别
在回应许多从国际体系和快速变迁的国内社会中衍生出的互相冲突的需求与期望时，中国领导层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从国际上看，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越发地被视作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从国内看，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越发被批评为“太软弱、太被动”。这就是将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推向不同方向的压力，其最终结果因具体情况而千差万别，往往矛盾重重。因此，在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变化的背后，看不出有清晰的线索或战略。
当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进行重构，以更适应转变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的角色调整。从许多方面说，中国并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国际强国的角色，且不确定该如何管控如此之多的挑战和无法避免的紧张———无论它们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皆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来。因此，与其说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总体而言更具进攻性或更有野心的中国，不如说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更反映出专注并且忙于应对国内挑战的中国领导层的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
关于中国将如何进一步发展成超级大国并影响国际体系，笔者无法断言。然而，那些影响未来中国向超级大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可以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讨论的。本文展现了一种同时强调影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对中国崛起进行现实主义分析的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分析了相关体系因素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产生于何种体系？待其成为超级大国后不得不置身于何种国际体系？ 存在着何种衍生动因？ 作为单极国家的美国对这种国际体系的进展将做何总体反应？更具体地讲，美国将如何处理中国国际角色和影响的增长？这些问题的答案对长时段内的中国崛起起着首要的制约作用，但它们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具体作用，将进一步受到特定的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如前所论，有关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中国领导层必须要向国内提供什么？何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有助于实现这种目标？答案依具体案例而异，因为对国内要求和期望的关切影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方向和程度有别———这取决于具体案例涉及或动员了哪些国内利益和力量。以上分析已经指出，在中国社会中民族主义声音和群体的动员，促成了更为强势而更难妥协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
本文通过一种有结构的分析来帮助解答下述问题：在何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我们将看见哪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在文章中，笔者已经展现并讨论了一些特定的重要条件。然而，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具体研究中国领导层因关注国内要求和期待而影响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程度和方向。本文运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只是最初的尝试，并没有提出一套清晰的方程式来讨论那些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具体影响———即在当前体系变化和国内限制下，北京制定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时所受的影响，而这不过是就具体研究应从哪些主要因素开始给出的一种提议。这反映出新古典现实主义仍处于前理论的阶段：必须纳入分析的特定类型的因素已经被识别出来并加以论证，但尚未提出一项包含精确假设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并且，如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所展现的那样，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进一步融合，有利于两者的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已经发展出解释具体国家行为的能力，它将那些常被视作非现实主义的变量明确而系统地纳入现实主义框架，从而构建更具解释力的连贯的理论观点。这种发展或能为现实主义者和中国专家展开对话和接触提供一个有益的起点，从而增进对近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变化背后主要因素和因果机制的理解与解释，同时也改善有关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现实主义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