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将于10月26日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巴西人的选票不但将决定下一任总统；也许还将决定巴西中央银行的未来，从而也将决定巴西宏观经济的轨迹。
现任总统罗塞夫支持巴西央行当前的制度框架，但反对货币政策受政治干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授予巴西央行更大自主权的主张。但两名候选人都没有提出减少政治干预程度、同时又确保更大的可问责性和促进金融稳定的改革方案。如果巴西想要保持强劲稳定的经济增长，其中央银行就必须进行大修。
在巴西政坛，货币政策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过程中，历任政府试图驯服恶性通胀（1993年曾达到2,477%）。1994年实施的“里亚尔计划”成功地在第二年将年度价格涨幅抑制在“可接受”的22%。凭借该计划成功的东风，其提出者、前经济部长卡多佐连续两次当选总统（1994年和1998年），彰显出选民对价格稳定的重视。
如今，发达国家央行担心通缩，而巴西政客再次被迫就普遍的增长放缓和高通胀回归做出反应。不幸的是，总统候选人的对巴西央行的计划不足以满足需要。历史上，罗塞夫的劳工党（Worker’s Party）一直拒绝给予巴西央行正式的独立地位，而她在选战中一直打着鲜明的民粹主义旗号，认为把巴西央行的独立会导致过多的控制权落入私人银行家之手。
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候选人席尔瓦（Marina Silva）要求巴西央行正式独立——该主张随后被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候选人内维斯（Aécio Neves）采纳，他将在第二轮选举中与罗塞夫一决高下。但内维斯想要的是事实而非正式的操作自主权。与卡多佐一样，内维斯承诺采取通胀目标、建立基本盈余和维持浮动汇率。尽管这些政策或有助于价格稳定，但他的方案忽略了巴西央行问题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法律自主权和保证公民问责权的制度改革。
法律授权巴西央行独立将有助于货币信心，这是非正式独立不能带来的。法律结构对通胀预期有直接影响，因为法律可以提供公共品（如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制度性保护。精心设计、合理实施的制度改革还能增加巴西央行的总体社会可问责性，同时抵御过度政治干预和大银行的游说。
巴西央行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巴西央行是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技术官僚机构，成立于军事独裁时期，几乎没有政治和社会问责的法律约束。因此，制度改革必须超越巴西央行不充分的价格稳定目标——该目标基于不能反映普通巴西消费者体验的狭义通胀指数制定。比如，2013年的报告通胀率是5.9%（目标为4.5%）；但占大部分家庭预算大头的食品价格上涨了8.4%，穷人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罗塞夫政府通过压制国家服务价格人为压低报告通胀率。
价格稳定应该伴随其他目标，特别是金融稳定，也可以包括就业。2011年，罗塞夫成功抵抗了国会引入这些目标的尝试，当然，应该小心设计这些目标以避免过去的错误。但是，如果做得对的话，扩大评估巴西央行政策的标准的范围可以加强问责性，从而强化授予决策者法律独立地位的合法性。
在促进金融稳定性方面也存在制度改革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凸显出巴西央行制度设计过时的弊端。巴西央行得不到足够的法律支持采取稳定金融体系所需要的行动。这让时任总统卢拉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和国有银行援助倒闭金融机构。卢拉声称这一权宜之计让巴西获得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如他所声称，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并且成效并不持久。
私人债务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另一个更大的忧虑。其他中央银行认识到采取新工具保证金融稳定的需要；巴西央行也必须如此。制度上明确巴西央行的金融稳定权力以及它所能使用的工具有助于巴西避免未来危机——或至少更有效地抵御危机。
巴西总统选举似乎带来了两个无法令人满意的选项：继续现状，巴西央行在罗塞夫任上受到政治影响；或者巴西央行在内维斯任上根据过时的制度框架获得非正式独立地位。只有席尔瓦最初的方案要求采取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而她对内维斯的支持是否能在后者获胜后改变他的观点还远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