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安倍进行了首次内阁改组。由于本届内阁在无一名阁僚被更换的情况下持续执政617天，创下二战后内阁“原班人马”执政最长时间纪录，而且创下阁员零失言、零下台的历史纪录，因此被称为“超稳定内阁”。
可本届内阁之所以“超稳定”，主要因为自成立之初就存在“内阁核心”，后更被裹上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合法合规外衣。防卫、外交、情报、反恐四方面政策方针，均由安保会议敲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特定秘密保护法等影响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其他阁僚几乎没有置喙余地。
改组内阁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日本不成文规定，五次当选众议员、三次当选参议员，即有入阁“资格”，日本够资格议员约60人，内阁座椅却不到20把，只能大家轮流坐。但对以后的政策方针，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不过，虽则交椅轮流坐，但谁走谁留，仍值得考究。《日本经济新闻》9月4日报道称，安倍首次内阁改组在外交领域的最大课题，是加速致力于修复对华关系。但还不止于此。本次内阁改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员岸田文雄的“留”与小野寺五典的“走”，实际上释放了平衡对华、对美关系的信号。
亲华者留，反华者走
先谈岸田文雄为何留任。9月3日，岸田文雄表示，“愿意与中国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今后通过对话与交流，希望能够实现高层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表态与岸田此前的做派相符，并非故作姿态。
安倍任命岸田出任外相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岸田在担任冲绳北方担当大臣期间与冲绳构筑起了互信关系，与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交情颇深，安倍期待他能就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与冲绳方面展开协调，以巩固和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岸田的家族不是在亲华政权中任职，就是从事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商贸活动。上世纪80年代，岸田文雄的父亲岸田文武曾在著名的亲华首相中曾根内阁担任总务政务次官和文部政务次官。岸田文雄本人则获得与中国高层有着良好关系的前自民党干事长古贺诚的支持。2012年，岸田继古贺诚出任宏池会长，成为“岸田派”领袖。安倍希望借以平衡日本对美和对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就有自民党官员指出，“起用岸田是对中国发出的讯息”。客观地说，岸田文雄出任外相后并无过激言论。去年1月6日，岸田文雄公开呼吁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沟通，解决钓鱼岛问题，美国媒体甚至以《与安倍唱反调，日本新外相成“中国内应”》发表评论。
再谈小野寺五典为何走人。与岸田不同，小野寺在对华问题上屡放厥词。去年3月16日，小野寺五典甚至颠倒黑白地公然诬称：“回顾东亚过去历史，每逢中国国内乱相丛生之际，在其混乱中，与其国境相邻的地区就会发生纷争。”另外，在2012年12月13日中国海警Y-12运输机和海监船展开钓鱼岛立体维权后，小野寺五典含蓄地表示，将发射曳光弹警告，引起舆论哗然，事后只得否认。在2013年2月5日，小野寺又污称中国“张家港”号导弹驱逐舰以火控雷达瞄准日本“夕立”号护卫舰，并称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不得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引起中方强烈不满。
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报道称，“安保大臣及防卫大臣由曾经担任防卫副大臣、但却听话的江渡聪德接任”。难道小野寺五典此前不“听话”？非也。事实上，新任防卫大臣江渡聪德曾任小泉内阁时代众议院安保委员会委员长，同安倍关系密切，支持安倍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他将兼任安保法制担当大臣，负责日本安保改革等一系列法案在国会审议通过的任务。也就是，新任防卫大臣将承担强化日美同盟的任务。强化日美同盟，是安倍“地球仪外交”的重点。
以意识形态判断，对华关系没有太大意义
经过内阁改组，包括安倍本人在内，新内阁19名成员中，15名是成立于1997年的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成员。该组织与“神道政治联盟”等其他主要右翼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起着“孵化器”和“吹风机”的作用。因此，其右翼色彩依然浓厚。
但笔者认为，按照意识形态对其成员进行左右分类，至少就对华关系而言，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安倍是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客，其“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的核心，是强化对外防务和经贸关系以实现“复兴强大的日本”的目标。无论是安倍再次执政后首访越南等东盟国家，还是最近莫迪访日与安倍进行的会谈，防务和经贸均为“合作”重点。
就防务合作而言，安倍内阁已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修改，一是为了释放日本军工生产能量，二是贯彻“独立强军”路线。按照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在《如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一书中的论述，美国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并入麦道公司的波音公司，英国有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和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合并而成的BAE系统，其军工占比均达80%～90%，但日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的军工占比，则分别只有8.9%、7.3%、9.8%。另一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战飞机F-35则主要依赖进口。
今年7月，安倍访澳，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出口“苍龙”级潜艇技术的协议。同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批准向美国企业出口导弹零部件、与英国共同研究战机导弹技术。
另外，日本就向印度出口US-2水陆两栖飞机与印度进一步洽谈。日本政府还打算9月底在东京与东盟举行研讨会，讨论日本向东盟成员国出口防卫装备。鉴于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纠纷，而日本政府声称，“如果东盟国家能增强防卫能力，日本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因此这一动向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关注和警觉。
就经贸合作而非，新任经济产业相小渊优子也表示，她希望改善与中韩的关系。可以认为，这番表态也颇有“诚意”。因为，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后，统计显示，消费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政府就能多获得近2.5万亿日元的税收。这对债务已超GDP总量200%，超过意大利的128%和美国的103.6%，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只能靠“寅吃卯粮”度日的日本政府而言，无疑非常重要。这也是安倍政权不顾民众反对，执意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并试图进一步提高到10%的根本原因。
但是，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测算，消费税率若提高到10%，平均每户日本家庭将年增16.5万日元税负。另一方面，桥本内阁时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至5%后，日本经济增速由1.6%骤降为-2%，政府债务额也一路攀升。因此，增税举措曾被视为“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彭博社的调研显示，如果日本实施第一步增税计划，日本经济有30%的概率陷入衰退。
更重要的是，日本普通民众对消费税的抗拒心理根深蒂固，往届政府屡屡为此付出惨重代价。1989年4月，竹下登内阁决定开征3%消费税，同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1997年4月桥本龙太郎内阁把消费税提高至5%，翌年自民党也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安倍不能无视民意，根据日本央行的调查，近70%的日本家庭计划在消费税上调后缩减开支，这必将影响日本经济增长。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安倍一方面努力创造有利于妇女就业的工作环境，新设了女性活跃担当相，由前参院环境委员长有村治子担纲，并积极推行所谓“女性经济学”拉动内需;另一方面着力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扩大外需。
再度执政后，安倍迄今已访问了47个国家，经贸合作是不变的议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近日发布的2014版《世界贸易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对华投资额减少32.5%，降至91亿美元;对东盟国家投资额则不断猛增。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额高于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但2013年却扩大至对华投资的2.6倍。必须看到，包括对东盟国家在内，中日对外经贸合作存在高度重合即竞争关系，这一趋向值得中国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围绕钓鱼岛和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依然各执己见。虽然为迎接11月将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中日关系较之以往已现缓和。但是，如一名日本政府人士所言，“即使首脑会谈得以实现，能够取得的成果恐怕也将仅止于‘举行过会谈’而已。”
今天看来，即便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趋向缓解，主要围绕防务和经贸的战略博弈仍会继续，不会因为安倍改组内阁及阁僚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有任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