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比较、借鉴，吸收和运用来自他人的成果，是优化政治体系运行的有效手段，是政治体系走向现代化的捷径。认识国情，探索治国理政规律，都离不开比较。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如何科学地、正确地进行横向比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是本文拟讨论的着眼点。事实上，如何比较、借鉴，我们在实践中总是拿捏得不好，要么简单拒绝，要么全盘照搬的现象屡屡发生。这里面，既有方法论因素，更有理念、观念因素。这些年又出现全盘否定的偏向，说明如何以科学理性态度进行比较、借鉴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亟需反思。
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充实和完善自己，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这是最大的后发优势之一。对他人创造的成果和经验简单拒绝或全盘照搬，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亨廷顿用“拒绝主义”这个概念来表示对外来事物的强烈主观排斥倾向。我们不妨沿着亨廷顿的思路生成一个与“拒绝主义”相对的“照搬主义”概念来描述以下一类现象：虽然并非绝对照搬、完全抛开本国实际，但却有比较浓厚的教条化和忽视国情的倾向。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都妨碍我们对经验教训的吸收，甚至往往使我们错过难得的发展机遇。近现代以来，我国历史上至少有两次拒绝主义和两次照搬主义的教训，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次拒绝主义教训出现在乾隆时代。这次拒绝，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要不要向其他文明学习的问题，而只是要不要面对其他文明，即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就存在一种“中心”情结和“天下一统”的天命：中国是世界秩序的中心，整个世界围绕它运转，受它统辖。费正清用“朝贡体系论”来解释明清两代的对外关系理念。对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实施统治，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国史学家周良霄描述了“中华帝国专制主义”的如下五个特征：大一统、高度集权奴隶式的父权统治、严格控制人民、反对工商业，以及全面的文化暴政。亨廷顿后来有概括：“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
所以，当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来见乾隆商谈开放贸易的时候，乾隆是把英国完全当作朝贡国来看待的。既然要靠单一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那么，在王朝统治者看来，和西方人的交往，最担心的绝不是什么生意上吃亏，而是他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乾隆不但对英国人的要求明确拒绝，而且对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严加“防”“堵”。通过这次交往，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改变了，更多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强盛，而是封闭、衰败和没落。马戛尔尼在返回英国途中总结这次出使对中国的印象：“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个精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都完了。”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幸被言中。
另一次拒绝主义教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相反，在走向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党有过极其灵活的探索，思路非常开阔。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全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阐述了“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他强调，在抗日战争时期内，主要经过国共合作，中国不仅可以建立起它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在共和国内“全部实行三民主义”。当时毛泽东的认识非常到位：“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
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表示，我们 “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毛泽东强调，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欧美式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欧美的民主显然是接纳的。在他看来，和国民党共建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在和美国观察员谢伟思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他还表示：“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毛泽东甚至谈到，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遗憾的是，随着第三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居间调停转向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逐渐关闭了。1949年上半年，在外交政策方面，毛泽东先后用三句话表明了正在筹建的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所谓“一边倒”，就是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随着这一立场的明确，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条件和可能性也都随之消失。回过头来看，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受当时国际环境、国际格局的影响，自有其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把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小门。到后来与苏联交恶之后，这扇小门也封闭了。
和两次拒绝主义教训具有同样影响的，还有两次照搬主义教训。一次照搬主义教训是清末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模仿。清王朝的覆灭，进一步把政治转型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这一时期的政治转型探索过程，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多党制的向往，特别是对两党制的向往。梁启超极力主张中国的政党制度应效法英、美的两党制。康有为也是两党制的拥趸者。孙中山也对两党制的功用进行了论证。然而历史证明，“两党制”只是一厢情愿。实际结果是政党纷争，打得不可开交。说到底，还是因为政党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系列条件（不仅仅是皇帝退位）具备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出来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次照搬主义实验，最初轰轰烈烈，最终则以袁世凯恢复帝制而告失败。
第二次照搬主义教训，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接纳。既然苏联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模板，那么，照搬苏联模式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事实上，苏共也不允许选择别的模式。到1962年，中苏已经决裂之后，毛泽东在一段讲话中谈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对苏联模式是照搬的。“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为了学习苏联模式，中共进行了全党全国范围的动员。涉及苏联模式方方面面的理论被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和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当时甚至还出现了“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意思是即使学技术，也只学苏联不学其他。不难发现，上述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经历都发生在我国政治发展朝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和后来我国社会发展出现拐点、遇到曲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仅此一点，就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
二、从政治运行规律性上思考比较借鉴问题
比较、借鉴应当从政治的实际运行开始。在这方面，政治体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这里所说的比较和借鉴，无非是通过对其他政治体系及其运行的分析，总结其经验，发现规律性，避开风险和缺陷，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以优化本政治体系的运行。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不同，这里所说的比较、借鉴属于应用研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放在推进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上。
政治体系总是要不断向民众提供好的政治产品，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得以维持和发展。一个政治体系的好的产品，往往会引起其他政治体系的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当然，对于好的政治产品，不可能简单拿来就能解决问题。之所以有政治产品产出，是因为有一套能生产该产品的政治体系。而这个政治体系又源自对环境提供的各种政治诉求的回应。比较、借鉴既非简单的结果“拿来主义”，也非仅仅照猫画虎地搬用或生硬地拒绝政治体系的某种特定形式，而是对包括政治诉求输入、政治体系形成、政治体系运行和政治产品产出等所有这些环节进行全过程考察和比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换句话说，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借鉴，就是通过对环境输入、政治体系和政治产品即政治输出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发现政治体系运行的规律性。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各种政治诉求的回应。政治体系从无到有，起点是人们的诉求。这些诉求，首先反映的是作为生物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正因为此，人的本性，或曰人性，是所有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起点。当然，对于人的本性的复杂性应该全面认识。无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社会人假设，都是研究者从某个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即建立理论模型的需要，不能把这些假设等同于实际中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同一个人，担当的角色恰恰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也首先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的分析上。马克思承认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部分。不幸的是，“人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在苏联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迷失，逐渐离开了原意，乃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后来甚至进一步极端化了，似乎一谈人性就是“抽象人性”，就是抹煞人的阶级性，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人性，相反，他后来的一系列观点，包括人的阶级性问题，都是在分析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既然政治也是建立在人性的起点上，那么由人性出发而产生的政治活动、政治产品就一定有许多可相互借鉴之处。
在这个基本观点上的误识，使我们对许多问题产生了迷误。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权力的认识。利用公权力可以做凭借个人权利做不到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人性的弱点就使公权力有了被滥用的可能。也正鉴于此，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必须对公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把国家权力看成是必要的“祸害”，另一方面明确地把工人阶级政权的掌权者限定在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以及领取跟其他工人同样工资的条件上，以防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很遗憾，我们过去不太承认权力的这种共性，总觉得权力会不会腐败要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似乎掌握在先进阶级、先进政党手里的权力就不会腐败。由此产生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按照这套理论建立的政治体系总是屡屡出现权力滥用乃至腐败泛滥的现象。究其原因，无非因为缺乏对权力的足够约束，或者即使有约束，也往往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这是忽视共同人性造成的后果。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人性相通，由人们构建的政治体系却各不相同。原因在于，人的诉求是多元的。在不同的环境下，各种诉求排列不一。不同的偏好，产生不一样的政治体系。事实上，没有一种政治体系能够同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实践中建立的不同政体往往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所以，人们往往希望在保留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具备别的政体的优点。这又是人的诉求的普遍性所致。这样一来，更使得为了回应人们的诉求而建立的政治体系相互之间有了可比性。
不同的政治体系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情况下创造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色彩。对于一个对自尊心高度敏感的民族而言，别人的“色彩”往往可能是拒绝接受别人创造的成果的重要理由。然而，尽管这些成果必然会打上原创主体的烙印，本质而言，它们仍然是对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诉求的回应，因而是任何政治体系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一些国家和民族相比另外一些国家和民族更早正视了这些问题，更早做出了应对而已。因为“色彩”而拒绝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显然是不明智的。
不过，在比较借鉴中完全忽视“色彩”问题，又确实可能为照搬主义偏向所误导。处在政治体系输入端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类型的要求。这些要求稍经整合，就可以直接输入到政治体系中。二是已经积淀成文化的要求。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随着经验的积累，特定疆域内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比较稳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共同信仰，即文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在不同文明积淀的背景下，人们的诉求往往不是直接输入政治体系，而是首先和特定的文化相结合，再作为整体，输入政治体系。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输入，政治体系会有不一样的回应，也往往会生产出不一样的政治产品。前一种产品基于人们的物质需求，体现更多的共同价值，因而体现到政治体系上也大同小异，甚至在比较中可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但相比前者，形成为文化的输入则是一种整体性输入，会使人们对外来事物的选择大相径庭。如果它和原政治体系中已经包含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不同文化之间固然也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照抄，不但往往流于形式，造成食而不化，甚至会出现强烈的“排异”反应，导致治理失败和动乱。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试着对如何比较、借鉴的问题做一个概括。所谓不要简单拒绝和不要盲目照搬，都不是说可以主观任意地对别人的政治产品进行分解、取舍。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性，才是它的确切含义。避免拒绝主义，就是不但对其他政治体系的成果认真比较、大胆借鉴，而且对明显带着原创者色彩的成果保持开放心态，深入研究，理性对待；防止照搬主义，就要在分清什么是出自人类天性创造出来的、可以共享的经验，什么是在特定文化下才有的成果的前提下，把他国的政治文明成果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在一起。
当我们把文化当作“整体性输入”来看待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诉求一旦成了整体性的，便有了特定的场景和自己的内在逻辑，很难拿来借鉴，否则有照搬主义之嫌。但是政治环境里，除了文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同样可能具有整体性，却同时又是可以借鉴的。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整体性输入。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的前提，也应该是我们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市场经济不是指一种具体做法，也不仅是指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市场这种场景，而是有着自身逻辑的一套制度。市场经济也必然对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
第一，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宪法法律，保障人及其利益的独立性、自主性。第二，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自然会延伸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使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成为基本价值。第三，既然政府的存在本质上是维护和发展人们利益的需要，人们必然要求参与到政府过程中去。这种政治参与，既包括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也包括对政府构建过程的参与。第四，属于多数人的权力，只有委托给少数人才能有效运行，这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如选举。第五，为了防止公权力侵犯个人权利，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分权、制衡、监督等由此产生。民主政治就是人们回应市场经济要求而形成的最大共识，民主制度就是反映市场经济这些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安排。接受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接受民主政治，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种种要求。已经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也不例外。这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基本价值的原因所在。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性制度来看待。按照邓小平的观点，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束缚人的积极性，使得我们国家发展不起来。因此邓小平把改革的起点放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要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必须承认人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所以，邓小平是从常识出发来设置改革议题的。当然，如前所述，有利益就有交换，有交换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带出承认不承认市场经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的思想和理念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过程。最初，我们采纳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来代替“市场经济”，强调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应地还陆续出现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等提法。直到党的十四大，才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党章和党的正式文件。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是邓小平对市场概念的解读。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回答他们的一些提问。吉布尼当然秉持的是西方主流观念，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套制度，并且把它和资本主义划等号。所以他很谨慎地问邓小平：“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断然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后来他更加明确地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关于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的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就实践意义而言，把市场作为手段是一种很有智慧的判断。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社会，市场经济都总是被人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往往和“走什么道路”被混为一谈，似乎只要主张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计划经济，拒绝市场经济。陷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泥潭中，改革开放事业就很难向前推进。邓小平把市场摆在手段的位置，强调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一下子就冲破了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羁绊。
就理论意义而言，虽然把市场经济定位在“手段”上，却没有因此堵死对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理解和探索的空间。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层关系。譬如，我们刚才讲到，邓小平改革的出发点是“调动积极性”。他同时又讲到，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就是一个比“手段”要深刻得多的问题了。到20世纪90年代，对于调动积极性、搞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他看得更加透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眼里也正在从一种具体手段逐步变成一个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复杂系统。其实，邓小平的伟大，不在于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市场经济的伟力，也不在于他预先就能设定目标，而在于当市场经济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全面要求和全面推动展现出来的时候，他能因应时代要求，顺应时代潮流，不因循守旧，及时推进改革。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方法论财富和思想遗产。尽管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深刻了许多，甚至对市场经济在作为一种制度运行时内部诸因素之间如何有机互动、如何形成合力有透彻的了解，但对它作为政治环境和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因素输入政治体系时怎样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与政治体系互动，则认识不深，有时有意回避。结果是，在比较、借鉴中对它的取舍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对其中愿意接受的，很快就接受下来；对不愿意接受的，则往往以“不合国情”为由拒之门外。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作为制度整体性输入现代民主政治这个特点认识不清的缘故。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整体性输入，市场经济给政治体系带来的不可能全是好处。消极的方面也会相伴而来。它既会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动力，促进政治体系的完善和优化，也会给政治体系制造麻烦，带来挑战和风险。这些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它会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就拒绝市场经济，也不能想当然地把市场经济一劈两半，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留下好的，扔掉坏的。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对它带来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探索，把握其规律性，充分利用其优点，努力把缺陷和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实现政治体系的最优化。解构性地对待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甚至可能把经济政治发展带离健康的方向。
例如，一方面强调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却不顾干预的有限性而过度介入，甚至以为这就是我们应当保持的独特优势。这很可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而且很可能使政府从市场管理者蜕变成市场主体之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摧毁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又如，一方面调动人的积极性，把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归还给人们；另一方面对过去体制中限制人们政治参与的各种规则予以保留。这很可能使体制内有序参与的途径不畅乃至发生堵塞，实际上起了使诉求溢出体制之外另寻途径的作用，结果反倒会大大削弱体制的权威。再如，一方面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却总想用行政手段来约束这种多元化，行政权力从上到下一统到底。这很可能扭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妨碍社会的正常发育，使社会板结、缺乏弹性，整个体制失去活力。
四、比较借鉴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
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比较、借鉴已经成为各国改革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和几百年前比，还是和几十年前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已经更加科学，更加务实，更加理性。但是，上述分析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科学地进行比较、借鉴，最重要的依然是防止拒绝主义和照搬主义的偏向。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或理念的问题。无论是拒绝主义偏向，还是照搬主义偏向，都首先是观念的偏差。从今天的现实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仍然需要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且任务艰巨。
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种需要转变的理念仍然影响着我们。一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微观而言是道德的基础，宏观而言是爱国的基础，不容否定。但民族情结一旦变成民族主义，就有了排他性，多半是负面的、危险的。和民族主义有关的拒绝主义倾向不但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百害而无一利，还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我们的研究，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二是意识形态禁锢。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做指导，历来是我们党的一个巨大优势。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接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受苏共影响很深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苏联人加工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是容易封闭、僵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打破这种封闭、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切实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后来改革的不断深化，也是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束缚来实现的。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是一个痼疾，解放思想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任务。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在比较、借鉴问题上，我们仍能时常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三是既得利益的藩篱。一个政治体系运行不科学，原因之一往往是权力配置不科学。从这个角度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不合理不科学的权力格局。针对此进行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从无限权力走向有限权力、从权力不受约束走向受到越来越多约束的过程，形象的说法叫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不难发现，解决这个问题，要比最初配置权力时难度大得多。道理在于，权力和利益相联系。不合理的权力配置，会形成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会沉淀下来，固化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既得利益格局。长期沉淀下来的既得利益本身会化作政治诉求，影响改革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才被看作是一场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进行的自我革命。既得利益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比较、借鉴中自然也会体现出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没有深奥理论、在许多国家屡试不爽的改革举措，却久久不能拿来为我们所用。不是因为与我国国情不合，而是因为它们会损害既得利益。在这里，既得利益的权衡实际上成了该不该学习借鉴的取舍标准，足见其影响之深。所以，比较、借鉴也需要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真正站在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思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