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年的共同努力，2013年7月18日，由印度孟买大学与中国天津理工大学合作筹办的印度第一家孔子学院才最终落地。其过程的艰辛，可从北京大学与尼赫鲁大学合作的难产、郑州大学与韦洛尔科技大学合作的变通窥见一二。究其原因，悲情意识、政策限制和内部党争是阻碍因素，而机遇意识、政策变革和全球趋势是促进因素。随着新一任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在亚洲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孔子学院的合作也面临变数。
十年来，孔子学院快速发展。然而，直到2013年7月18日，由印度孟买大学与中国天津理工大学合作筹办的印度第一家孔子学院才最终落地。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仅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但是长期以来，在印度几乎找不到学习汉语的地方。
如果说西方国家以“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平台，限制讨论中国政府认定有争议的话题”、“传授意识形态，意图影响各国对中国的评价”及“招聘标准不符合西方大学的要求”等理由阻碍和掣肘孔子学院运行的话，那么，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邻居，在孔子学院设置上，印度民众舆论和政府决策语境如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过程曲折：一个难产，一个更名
2005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关于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确定北京大学负责在尼赫鲁大学设立孔子学院及随后的师资和教学工作，同时约定，在正式建成后，中国教育部还将向该学院免费提供一套多媒体语音教学设备。2007年3月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代表中国教育部，在新德里向尼赫鲁大学转交了建立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5万美元。然而，由于程序上的分歧（包括教师的选择——印度想从台湾招聘教师），一直没有能够正式挂牌。
2009年4月，历经波折，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韦洛尔科技大学与中国郑州大学本想合建的孔子学院以“中国语言中心”的名字成立：不仅规模较预计的孔子学院要小很多，名字也是印度内政部为了避免政治矛盾而采取的变通之计。“中国语言中心”在发展前期也遇到了诸如中方教师工作签证很难获得等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阻力，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
2013年印度第一家孔子学院的建成，得益于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凯皮尔•斯柏（Kapil Sibal）的推动。斯柏自2009年上任以来，一直设法在印度教育界推行全面改革，希望在公立学校引入普通话教学。曾参加过天津世界经济论坛的斯柏支持在小学教授普通话，以从小培养印度学生对中国这个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的兴趣。为此，斯柏曾与中国官员进行多次商谈，就向印度教师传授教普通话课的技能、以及派中国教师来印度和扩大大学交换生等问题达成共识并最终促成孔子学院的建立。
印度政府还没有设置类似孔子学院这样的专门机构来推广印度的语言文化,但是，中国孔子学院的发展经验,也促使印度政府、尤其是媒体和学界开始考虑设立类似“甘地学院”之类的机构。同时，印度政府也计划将其在海外的文化中心数目从22个扩展到30个，包括在华盛顿、巴黎、喀布尔、加德满都、北京、东京以及海湾地区尽快设立文化中心。
影响因素：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印度人都秉持了慢慢来的做事风格。但对于孔子学院的建立而言，与印度人的做事风格关系不大，其复杂曲折的过程，是阻碍因素和推动因素不断角力的结果。
精英悲情意识
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总是对最近一次重大挫折耿耿于怀：曾经的战争造成的阴影始终悬浮在中印的心头，误解和漠视一直存在于两国之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华芥蒂在很多印度人的记忆中扎根，曾经的战争让中印两国之间缺乏战略信任，阻碍中印边境谈判的进展和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悲情意识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从印度整体的民族心态来看，多数印度人已经平复了“悲情意识” ，能够比较平和地看待英国留给他们的“遗产”。然而，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也因为资源及安全问题层面的龃龉，尤其是因为领土纠纷曾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边境冲突，印度在面对中国时的悲情意识非常强。
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是阻碍孔子学院建设的主要力量。在印度学者帕拉马•辛哈•帕里特和阿米坦都•帕里特的文章中，把孔子学院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宝莱坞电影以及印度语言进行类比，突出孔子学院的政治功能，视孔子学院为中国在印度实现更深远战略目标的工具。在印度媒体精英眼中，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是中国政府的“民间外交官”，是中国在这一地区获得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关键人力资源。而印度显然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需要迎头赶上。
进入21世纪，中印关系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记忆、现实考量与缺乏互信，中印尚做不到默契共舞、不踩到对方的脚。甚至，在印度年轻一代眼里，东邻中国正逐渐取代西邻巴基斯坦成为国家的死敌。对于两国而言，这种互信的缺乏都将成为未来崛起道路上的巨大挑战。
民众机遇意识
马克思的判断是对的：历史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无法限制现实的生动和自由。随着中国崛起、两国交流日益频繁，在印度高校中也兴起了“中文热”。其一是国际交往的需要。讲普通话的人数越来越多，通晓普通话，有助于印度了解当今世界在说些什么。其二，孩子们学习汉语是其父母对其未来职业规划做出的考虑。在2011年人口普查中，全印度超过12亿人口中，一半以上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超过65%的人在35岁以下，年龄的中位数和平均数都是25岁。印度的父母们认为，在10年到20年后，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中国会变得更强大，汉语将成为一门极为实用和重要的语言，学会汉语就等于拥有了一项重要工具。
印度是普选国家，普通民众的需求可以影响政客的抉择，不过，现实困难也是明显的。比如，在2014年，尼赫鲁大学有130多人学习中文，由于学习环境不佳，培养专业中文人才存在困难。孔子学院将增加印度学生到中国交流的机会，聘请中国教师赴尼赫鲁大学任教，可以让印度学生直接接受中国教师的授课，还将充实尼赫鲁大学的中文教材和资料。
教育政策改革
建立孔子学院进程缓慢，也与印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理念有密切关系。长久以来，印度相关法规禁止外国政府经营独立教育机构。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印度并没有制定清晰、自觉的战略，在2012年由73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印度排名倒数第二。长期以来，印度高校不屑于吸引外国学生或教员，他们认为教育本国学生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有国外师生比等指标的大学国际排名中，印度得分总是出奇地低。
进入21世纪以来，普及化、国际化与信息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印度相关部门和人士认为：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事业，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来说，拥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性伙伴至关重要。在印度，广泛使用的英语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都是印度高等教育成为全球高教核心节点的优势所在。印度正在赋予杰出高校一定的自主权，以便与国外最好的高校、机构合作。中国的孔子学院可借此东风不断壮大。
从精英到大众——莫迪的影响
在2014年超过5.5亿人投票的人民院选举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赢得绝对多数席位，莫迪出任新政府总理。很多专家估计，力图“做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不可能跟在美日后面与中国敌对，而是可能在多领域中寻求协作；不轻易触碰敏感的边境问题；循序渐进地推动双边贸易、经济、文化、政治、民间的交流。
其一，从孔子学院发展的经验看，从“喜爱中国的文化”到“影响未来的语言”，走进孔子学院的基本以年轻人为主。年轻选民是莫迪的重要执政基础。印度选民中18至19岁的年轻选民约有2300万人，初次参与选举的“首投族”是左右大选局势的重要群体。莫迪得风气之先，抓住青年选民信息获取、意见形成的习惯，很早就在社交媒体上投棋布子、塑造品牌。目前，莫迪是推特上最受追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脸谱上最受爱戴的印度领导人。事实证明，无论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政治，他都是胜者——在虚拟空间中，年轻人是主体。通过允许建立孔子学院来讨好年轻人、给他们更多的选择，莫迪不会墨守成规的。
其二，莫迪的当选对于印度来说，是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本次选举在印度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不必寻找盟友就可组建政府，印度近30年来还是第一次；莫迪以其在古吉拉特邦的政绩为资本，使得个性被置于党派前面而成为候选人的品牌——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总理以来所首见的；出身于相对低贱的靠生产植物油为生的甘奇（Ghanchi）种姓、卑微的“茶水摊穷小子”战胜了新德里的传统精英阶层“小王子”拉胡尔•甘地——印度人选择了一位承诺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人，他并非因自己的背景而被选中，这是1991年重新发起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给印度带来变化的明证；选举打破了3000多年种性制度造成的分裂——过去一个地区选民只把选票投给代表自己种姓的政党。这种转变会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