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右翼势力抬头，极端主义迅速发展，反犹主义也随之升温。随着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升级，今年5月至9月欧洲各国接连发生多起反犹事件。9月16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集会上发表了对抗反犹主义的演讲，呼吁德国各界摒弃反犹思想，保护犹太人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欧洲反犹太主义与反反犹太主义竞相角力。近期，《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文章，分析欧洲反犹主义的现象和本质。
欧洲不再对犹太人友好
在法国和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发生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远远超过了2013年。欧洲不再对犹太人友好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公开言论“使那些是否能在德国抚养其子女的年轻犹太父母”感到更加焦虑。欧洲的政治气候比2000年以色列占领区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second intifad）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敌视犹太人。
欧洲穆斯林中的反犹主义上升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他们中有些人抗议发生在加沙的战争，德国城市盖尔森基兴的游行在“给犹太人放毒气”的反犹太口号中达到顶点。另外一些人攻击犹太教堂（synagogue），今年7月发生在巴黎玛黑区（Marais district）的攻击犹太教堂事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收场。然而，指责穆斯林反犹主义情绪上升是欧洲政治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避重就轻，只是将原因归咎于少数群体，而忽视了反犹主义情绪在多数欧洲民众中的上涨。根据皮尤公司的民调，穆斯林只占德国人口的6%，但25%的德国人明确表示不喜欢犹太人；在西班牙，穆斯林人口不到3%，却有近50%的人讨厌犹太人。或许穆斯林中反犹主义的比例高于基督教徒，但反犹太人的基督教徒比穆斯林人数更多。
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却被长期掩盖。更恶劣的是，一些狡诈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经常鼓动穆斯林和犹太人彼此争斗。真正的问题不是穆斯林移民能否学会容忍犹太人，而是瑞典、意大利和波兰等国的多数民众是否把穆斯林和犹太人视为本国成员。大多数欧洲人不愿意承认来自土耳其或北非国家的人是真正的德国人、比利时人或法国人，甚至连那些自认为对移民政策持开放态度的人，也倾向于要求外来移民放弃先前的认同并彻底融入当地文化。
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极力利用这些正面攻击自由和多元社会的思想，他们反对移民的立场不过是过时的“种族净化论”的翻版，最终将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老路。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多数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现代和宽容的。尽管他们反对将自己的国家当作接纳外来移民及其文化和宗教的场所，但这些国家依然十分开放且具有多元性特征。
犹太人成为道德瑕疵的提示者
包括荷兰的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内的新一代极右翼领导人深刻地吸取了这种教训，不再鼓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情绪。但是，他们为这种仇恨披上了新的外衣。他们并非呼吁人们攻击现代自由社会，而是认为穆斯林移民危及社会秩序，理由是他们反对自由言论，坚持伊斯兰宗教法或对犹太人、妇女和同性恋不够宽容。欧洲的右翼极端主义已经转变成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liberal Islamophobia）。
为了与其前辈区分，“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也接受犹太人。这一策略具有清晰的逻辑。由于过去受到迫害，犹太人成为欧洲的道德仲裁者，即主流社会宽容性的试金石。为了避免被指为种族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者学会了以某种宽容或启迪性观点作为煽动性言论的前奏，如慷慨地赞扬犹太人和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出于同样原因，勒庞和其他民粹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穆斯林参与的反犹太人暴力事件置于聚光灯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在播撒仇恨种子的同时，披上宽容的外衣。民粹主义者不断讨好犹太人的做法成效显著。凭借宣称支持宽容或开放社会等“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成功地由边缘转为主流。但是，他们的亲犹主义并非真诚。
在许多欧洲国家，犹太人长期代表评判一国道德立场瑕疵的提示者。在德国，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因为犹太人被视为那段最黑暗历史的鲜活化身。年轻一代德国人对本国历史罪行的这种无处不在的纪念性证据感到越来越厌烦，因而决定使之更少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也有些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其历史，波兰、瑞典和法国过去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使其对二战时期英雄主义的叙述更加复杂。
考虑到犹太人在欧洲的社会道德剧中扮演的奇怪角色，民族主义者可以特别安心地称犹太人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者或通敌卖国者没什么两样。通过表明犹太人也会实施暴力，他们希望减轻本国沉重的历史负担。当以色列今年夏天轰炸加沙时，欧洲民族主义者抓住机遇大肆宣传。
民粹主义者联盟的曲调再次发生变化。过去十年，这些团体的主要倾向是与犹太人结盟。但近几个月，犹太人被一脚踢开，穆斯林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和穆斯林移民为伊斯兰政府的行为谴责甚至暴力惩罚欧洲犹太人。这种趋势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左翼的特点，现在又转向了欧洲右翼势力。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在西班牙《世界报》上写道，加沙发生的事情表明欧洲犹太人为何“经常被驱逐”。当然，这种组合很可能也是暂时的。随着加沙冲突逐渐在记忆中消退，有关欧洲犹太-基督同根的说法很可能会重新回来。由于挑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极具诱惑力，且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的确比欧洲剩余的犹太人对欧洲认同的威胁更大，“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将很快重拾他们那种不真诚的亲犹太主义。
能够终止这种无休止的破坏性钟摆的唯一办法是说服欧洲人扩大对民族认同的理解。他们需要接受一个奥地利的致敬，无论他来自因斯布鲁克还是伊斯坦布尔；还要接受能够丰富本地文化的外来习俗，包括寿司、瑜伽、清真食品和光塔。欧洲人能否以这种方式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仍未可知，但这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犹太人和穆斯林也远非欧洲民众手中的玩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代理机构重塑这种未来。为此，他们需要牢记彼此的利益高度重叠：一个民族主义化的欧洲追求同质化的民族概念，将对这两类族群极不友好。
令人吃惊的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犹太人联合会经常保护穆斯林免受右翼政客的种族主义攻击。包括勒庞的“国民阵线”在内的一些政党，拒不承认反犹主义，也拒绝与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合作。同样，多数欧洲的穆斯林联合会明确谴责针对犹太人的攻击。但也有迹象表明，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可能乐于加入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游行中。穆斯林移民中的反犹主义情绪真实存在且不断上升，参与暴力袭击犹太人的穆斯林人数也在增加。同时，少数知名犹太知识分子，如法国的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和德国的亨利克·布罗德（Henryk Broder），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者”立场。
然而，具有最终选择权的是欧洲大众。面对这些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言论，构建一个开放社会不可能以排他主义为基础。假如普通欧洲人及其政治代表屈服于赞美犹太人而诋毁穆斯林的诱惑，或赞美穆斯林而排斥犹太人，他们将获得一个不够宽容和多元的社会，这是远非他们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