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赴欧洲不同国家收购前，需完成法律和商业方面的精心筹划以及尽职调查。为什么一定这样做？不这样做，代价有哪些？
欧洲各国商业文化、经商便利度、市场实践差别在哪儿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并非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文化。总体来说，欧洲各国是全球最宜经商的地区之一，但各国间仍存在差异。
第一，进入欧盟市场前，欧盟各国的文化差异须予以重视。
欧盟各国的商业标准和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差异，企业制定投资、整合计划和预测未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
1.英国、北欧国家、爱尔兰，商业环境开放，政府工作高效；
2.东欧国家，作为“新”欧盟成员，努力经济自由化，整体上对外国投资者持开放态度；
3.地中海地区欧盟成员国，官僚之风盛行，雇工成本相对较高。
虽然这些常常被夸大，但仍应引起重视。欧盟既不是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一政府。虽然在贸易方面欧盟可被视为单一市场，但在对内投资方面，欧盟各国依旧保持本土化。
虽然欧盟层面规定了某些国家标准和惯例，但是购买营业资产和进行经营活动，依旧受欧盟各国国内法律和商业惯例管辖。
第二，高度重视经商便利程度调查，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规划和建设许可指标。
上述各国家/区域的“名声”仅供参考，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外部分析做出。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经商便利程度调查报告》（World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对178个国家的评估结果显示，欧洲国家中，经商便利性最优的为丹麦，位居第5；马耳他垫底，排名102。
在经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上，例如法律环境和企业保护，大多数欧洲国家排在第一梯队，对投资者非常有利。而对于行政繁杂度方面的排名，差别较大，有些欧洲国家在规划与建设许可这一指标上，排名非常靠后。
第三，注意欧洲各国实践差异，特别是英语使用率，大不相同。
比如，很多中国商业人士懂一些英语，期望能在欧洲的商业谈判和工作中派上用场。然而，事实上，欧盟不同地区的英语使用率大不相同。各类人才培养和寻找的提前规划，尤为必要。
过去两年，某些最具争议的跨境交易就发生在欧盟国家间，为什么法律那么健全的国家，还发生这些最具有争议的事件，这非常值得中国企业深思。
欧洲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因“国”而异。对不同行业，甚至是不同企业的态度，都有差异。
这种差异取决于每一笔资产和收购的商业或政治敏感性的背景和程度。
一方面，过去五年的欧债危机，让一些欧洲国家产生巨额国债负担、狭窄的民营企业信贷空间，以及严重受损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这给一些来自外部的投资造成了障碍。
比如南欧国家，激烈抨击中国企业对其国内低成本制造业的冲击。中国要想加深在欧洲的经济活动，就必须消除此类核心政治障碍。
另一方面，欧债危机也让一批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沉默的欧洲小国，开始积极地与中国达成双边投资关系。
不仅因为小额投资就能对这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也因为其缺乏成熟品牌，从而使中国企业收购资产时，不会被太多敏感因素干扰。
在欧洲某些传统自由市场中，中国收购者面临的政治挑战存在微妙的差异。
欧洲最具竞争力的制造商和出口商的心态是什么？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上升势头，他们视为直接的竞争威胁，同时，又因为预见到无法相应地占据中国制造业市场，深感受挫。
同样深感受挫的还有一批向来开明的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总体上是支持中国投资的，但也越来越担忧无法在中国市场上获得相应份额。在这些国家内，中国企业收购引起情感共鸣的品牌，或在其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进行收购，尤其是收购会对就业产生影响时，必须特别谨慎地处理。
总体而言，官方和商业界对中国投资逐渐认同，但大众对本土资产转移到中国投资者手中，仍存在深深疑虑。
收购者有必要提前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从会议室、高层政治利益相关者那里得到的回应和反馈，可能与工会、媒体和公众的态度有所冲突。
与美国一样，欧洲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五年中恶化，主要由于中国企业的投资给欧洲就业和贸易前景带来影响，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担忧。然而，与美国不同，欧洲不认为中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有威胁。
德国、法国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尤其强烈。但是，负面评价与德法政府对中国投资贸易的欢迎之间没有明显关联。
官方对中国收购行为的欢迎和媒体不接纳、民众政治不认同的迥异态度，凸显了差异的不容小觑。中国国企的投资活动大大加深了民众对中国投资的负面评价。
虽然涉及中国国企和政府支持基金的企业并购交易，仅占交易总数的54%，但是交易额却占到80%，而大额交易也当然更为公众知悉。
中国投资也因此被不典型地抹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色彩。这就是欧洲国家对中国投资存有疑虑的原因之一。
虽然中国国企高层领导正向职业化、企业化发展，但是在欧洲市场看来，中国国企的战略却非纯商业目的，并且，欧洲决策者认为大型中国企业公私不明。典型案例就是欧盟委员会对华为的长期怀疑和追问。
投资欧洲的优势
尽管欧洲对中国企业投资有这么多的负面认识，过去五年，中国投资者对欧投资兴趣增长迅速。尽管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的在欧收购所占份额仍然较小，但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
第一批中国在欧的投资者，主要与市场定位相关：开拓在欧盟统一市场内进行销售、市场营销以及分销的能力。
第二批及后续的投资，则越来越多以获得技术或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获得高价值的品牌资产为目的——通常是为了强化国内投资组合。
第三批投资者，在能产生可靠收益的稳定行业里，许多中国投资者也寻求持有一些成熟资产的股权。
欧洲在几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
第一，诸多具有高价值商业模式的欧洲中小型公司，其中，不少公司都看好与中国公司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
第二，欧洲公司在技术商业化方面经验丰富，并拥有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成熟的管理技能；
第三，欧洲有许多成熟产业，其中有一些属于受管制的部门，例如公用事业部门，其市场需求可预测性强，产出较为稳定。
另外，尽管目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欧盟内部市场依然强劲，出口业务亦有不俗表现。
可以预计，未来几十年中，欧洲经济的许多行业，可能出现某些行业的增长幅度超过低迷的整体经济增长率，包括医疗行业、某些娱乐行业、绿色及生物科技行业、基础设施行业等。
同时，欧盟的法律及商务环境开放，即使存在政治和监管风险，多数交易依然能够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并有明晰的法律救济途径。
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也为经验丰富的中国投资者投资贬值资产提供机会，尤其是在商业以及住宅房地产领域。
最后，在欧洲许多市场中，与当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该市场上的资产进行收购，可能非常符合中国走出去战略规划的目标。
作者和机构简介
1、Stephen Adams，作为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Mendelson）勋爵的顾问，在2004年至2008年间，深入参与了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并从事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经济谈判。曾任高盛国际执行办公室副总裁，就欧洲公众政策、贸易政策、欧洲政治和监管趋势，为企业提供意见。在欧洲公共政策领域，尤其是国际经济和商业政策和多边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经验。
2、GregorIrwi，Global Counsel首席经济学家，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专家。过去的十年中，在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部担任要职，最近其在外交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具有多国多领域的工作经验，尤其侧重金砖四国、欧元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此前曾活跃于学术界，于牛津的两所大学担任经济研究员，并于MarakonAssociates咨询公司担任战略顾问。
Global Counsel是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公司主要向企业提供有关欧洲的监管和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建议。客户包括能源、电信、媒体和制造业领先的跨国企业，也支持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GlobalCounsel为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提供建议，帮助他们了解商务目的国的监管和商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