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许多互联网公司真正支持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互联网的监管。也许这些公司真的相信FCC的说辞，相信其只会稍加监管。也许他们认为支持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巴结政府。也许他们认为能够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对抗竞争对手。
FCC的网络中立是硅谷积极欢迎的。企业深谙互联网之道，但却不了解政府的处事方式，因而认为网络中立是件好事。华盛顿不费吹灰之力便战胜和征服了硅谷。
当然，美国政府在互联网战争也可能遭受挫折。法官可能表明，FCC已经越界。《电信法案第二章》（以下简称Titile II）并不是法律。如果硬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法律也会向其发出警告。
但近年来，许多法官已经厌倦了Titile II下的电信案件。案件涉及的工程概念模糊不清。一个好的法官会努力阅读费解的技术材料，也会引用“谢弗林尊重”(Chevron deference)，然后开始处理下一个案件。运用Title II的可能性为50%。
在“克制”方面，FCC更加站不住脚。这一概念被FCC吹捧为不强加Title II的所有惩罚条例。这意味着FCC有权监管互联网，但要有所克制。
FCC“克制”的法律理论可能行不通。其从未指定任何服务为“电信服务”，同时表示，由于监管，绝大多数的规定无需使用。事实上，FCC从来没有表示，无论竞争多么激烈，绝大多数的规定对于任何服务并不适用。毫无疑问，支持团体和竞争对手将会进入法庭，挑战FCC所谓“克制”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FCC会可能会输。
换句话说，那些希望法院保护美国消费者和硅谷，使其不受FCC过度监管的人可能会大失所望。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最糟糕的：Title II条例的克制很少或根本没有。
当然，即使FCC在克制方面取胜，这对于美国消费者有多少安慰。今天FCC能挥动魔杖容忍规定，以后就会再次挥动魔杖。开始关注的人士会密切注意哪些公司表现良好，哪些不值得继续容忍。
在网络中立下，FCC监管互联网的力量就算不受法官限制，也将是非轻即重。朋友会得到帮助，敌人会受到惩罚，但应谨慎使用权力的是华盛顿，而不是硅谷。
在旧网络环境下，企业用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想法跟对手竞争。而在新的网络环境下，企业希望用华盛顿的官僚作风去阻碍竞争对手。
在旧网络环境下，企业通过创新的技术和市场理念取胜。在新的网络环境下，企业通过创新的法律和监管理念取得成功。
FCC承诺，不会使用过多的监管。政府的谎话麻醉了投资分析大众。Title II被委婉地称为网络中立性，给予FCC调节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几乎每一个商业决定的权力。
一些天真的分析师认为，Title II的惟一弊处是价格管制。价格管制是FCC惩罚网络行业的最后一环。服务扩大和减少的限制；使用客户信息的限制；隐私限制；残障人士访问限制；每年支付给各州和联邦数十亿美元的税费；威胁行动；以及无数未知的其他意外等待着表现良好的互联网公司。价格管制只是没有被其他规定打败的公司的监狱。
对于那些表现较差的互联网公司，令人大跌眼镜的惩罚数不胜数。捐错政党；做出的声明不受欢迎；胆敢挑战互联网监管机构。企业犯下这些错误，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在互联网战争中，硅谷战败。政府才是赢家。
消费者受到附带伤害。华盛顿的所有党派都声称代表消费者。当然，消费者过去在互联网上有真正的朋友：由于不受监管的竞争，企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很快，他们就被更具竞争力的公司取代了，后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在互联网上竞争时，消费者掌握主权。
在有监管的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损失了，这是因为企业通过取悦政府，而不是通过争夺客源获得成功。因此，损失的是消费者。
今天，硅谷是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灯塔和灵感来源，而且是寻求改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普通人的灯塔，他们希望摆脱政府过于强大的镇压力量。现在硅谷已被政府打败，那么希望的灯塔会变成什么呢?
作者介绍：
Harold Furchtgott-Roth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and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the Internet. He also founded Furchtgott-Roth Economic Enterprises， an economic consulting firm， in 2003. He is the author or coauthor of four books and frequently comment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mmunications sector of the economy. From 1997 through 2001， Mr. Furchtgott-Roth served as a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Before his appointment to the FCC， he was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mmerce and a principal staff member o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Earlier in his career， he was a senior economist with Economists Incorporated and a research analyst with 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He received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Stanford and an S.B. in economics from MIT.
注：
本文摘编自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网站报告“In Net Neutrality， the Only Winner is Washington”，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若未注明为瞭望智库研究员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