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这既指出了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又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更要借鉴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理政的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纵观历史与当代，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资本。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套制度安排，从政策、法律、税收、资金、信息、市场、人才、运营、传播各个层面，切实提高智库的制度保障、人才资源和传播能力，中国智库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崛起的动力之源。
一、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政府决策咨询系统主要是由各级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组成，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从数量来看，中国智库数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影响力上相差甚远。最近几年，在智库建设的热潮之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出现泛化、泡沫化、过度商业化倾向。2009年至今，中国智库经历了高速发展的5年，从表面上看，中国智库建设欣欣向荣，在数量上大幅上升。但一部分智库的运行机制和研究团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
思想产品的情况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拓展，长此以往，中国智库影响力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一切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智库的着力点，亟须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中国的现代智库研究与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应该说已经充分了解了全球智库的形态和表象，但目前仍然停留在智库形式建设阶段。中国亟须进行全球智库内容研究与建设。只有在了解全球智库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分析，才能为解决国家内政外交困境提供战略信息源和对策建议。这些正是国家智力资本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第三，从整体发展规划来看，没有形成官方、大学、民间三种类型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限制了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从欧美智库的成功经验来看，官方、大学、民间智库共同构建一个自由竞争、功能互补的思想市场。中国智库的整体发展未必要复制欧美的模式，但目前在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不同智库类型之间的优势与劣势已经初步显现，亟须在整体规划上有所调整，从而发挥不同类型智库的优势。
第四，在制度建设层面，没有形成系统的决策咨询政策，涉及智库业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还有许多相关政策缺位，没有形成系统的决策咨询政策，涉及决策智库业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关于决策咨询机构的性质属性、行为方式、行为保障、工作评估等的政策和措施不健全，缺乏总体设计和协调，整体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我国专家咨询制度，在结构上既没有考虑对咨询专家“中立性”的诉求和对专家“知识滥用”的抑制，也没有关注专家知识对决策结果的有效影响机制。
第五，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速度、广度以及国际影响力，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需要，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需进一步提升。主要问题表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智库数量较少，智库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较弱。“智库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和平发展。
第六，新媒体影响力与欧美国家智库差距很大。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熟练运用。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
第七，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我国智库发展水平和在决策咨询中发挥的作用，远未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望。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对有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少、水平低，智库研究呈现内容碎片化。
二、全面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
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不能依据纯粹的定性分析，也不能仅仅依靠定量的数据，任何单一的视角和理论都不能明确指引中国智库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我们需要追寻历史的踪迹，结合全球智库发展的经验智慧，以现代理论为支点，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模式。中国智库的发展有赖于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套制度安排，从政策、法律、税收、资金、信息、市场、人才、运营各个层面，为中国智库建设构建全方位的制度资本、人才资本和传播资本，从而提升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智力资本。
首先，要构建全方位的制度资本
尽快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我国决策的正常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作为参考。日本先后制定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与此相比，我国对智库的法律支持仍然非常薄弱。应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相关法律，把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法定环节，并贯穿于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明确政府的哪些决策必须经过专家的咨询和论证，明确专家咨询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从而从立法的高度确认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律地位，做到专家咨询工作有法可依；建立对智库思想产品的购买机制，通过制度保障政府对智库思想产品的需求；建立项目招标制度，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智库思想产品。
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公共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智库的生存和发展有决定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十分重视给予智库信息上的扶持。当前，我国政府对智库的信息支持仍然比较薄弱。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建议完善信息支持政策，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加强财政支持政策，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思想的价值，激发创新活力。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比如，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是本国智库1/3业务的雇主。中国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非常少，很多时候，政府对智库政策专家的决策咨询带有一种荣誉性质，缺乏对智力劳动和思想价值的充分认识和市场尊重。有时候，微薄的象征性研究资金，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及学者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建议政府一方面要从宏观上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建立专家咨询的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提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激发创新活力。
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对符合条件的捐赠机构和智库实施一定的税务减免政策。智库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仅仅是政府的财政支持，难以满足智库的快速发展需求。为了使智库资金保持尽量多元和充足，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普遍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缴纳的税额中扣除。中国政府要完善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制定和放宽智库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捐赠机构和智库实施一定的税务减免政策。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
在政府主导下，提供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多元智库类型协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两方面对智库思想市场进行培养与规制。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官方智库要充分发挥渠道和信息优势，大学智库要发挥人才优势，民间智库则可以在公共外交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有选择地扶持一批民间智库进行智库公共外交，一方面可以推动智库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民间智库成为政府与国内民众和国际民间组织沟通的重要通道，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升国际形象。
在智库运营中，借鉴欧美国家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同时坚持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欧美国家智库运营普遍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研究为核心，行政为辅助，全方位为研究人才提供进行思想创新的制度保障。在智库独立性问题上，美国智库更多强调智库独立于政府、政党，欧洲智库则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在借鉴欧美经验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一方面，应在智库运营和思想创新上给予更多独立性的空间；另一方面，保持中国智库与政府、政党的紧密关系，坚持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
其次，提升中国智库的人才资本
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人才是第一要素。智库的人才由领导人才和研究人才两方面构成。领导人才需具备政治智慧和政策把握能力、智库管理和运营能力，并且具有全球意识和传播意识。智库研究人才主要是指政策专家。一支高素质的政策专家队伍是智库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第一，智库的政策专家不同于普通学者，须具备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学术权威；第二，要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快速的政策反应力；第三，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第四，政策专家需要负有道德责任，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知识经济时代，这样的人才是世界各国争取的对象。中国政府在智库人才的选拔上，一定要“不拘一格”，不应该固守传统的人事选拔机制和条条框框。以开放的思维选拔和启用年轻人才，为智库人才创造适宜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推动中国的“旋转门”，提供人才保障，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对于智库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参与要有制度保障。古代科举制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通道和制度保障。现代智库的发展，可以重新开启中国古代科举制所带动的知识与政治之间、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流动和旋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在1905年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古代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所谓现代“旋转门”的开启，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当代需求。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既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了一条制度化通道。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社会稳定也将起到积极的稳固作用。
再次，打造多维度的传播资本
智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能力。中国智库要充分借鉴西方智库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智库的传播资本网络构建可分为“向上”与“向下”，“对内”与“对外”四个维度。“向上”指的是智库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力，“向下”指的是智库要影响社会、教育公众，要与各大媒体建立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世界，尤其是要重视互联网和各种新兴媒体力量。“对内”是指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对外”则是强调国际影响力，为了拓展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智库要与世界各国智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大外交战略建立一条重要通道，通过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影响国外智库，从而影响国外舆论和政策。
加强智库新媒体传播与公共外交能力。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需要在整体上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具备全球视野，把智库的网站打造成传播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另外，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运用公共关系技巧，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
坚持以研究为主，影响力传播为辅，避免走向过度商业化。对媒体曝光度的追求使得智库学者们花费过多精力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智库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地预测与分析。近年来，这种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在欧美智库中愈演愈烈，已经成为欧美智库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而言，目前我们处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探索阶段，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打好基础，做好研究，只有真正做到思想创新，才能进一步发展到影响力拓展，并且要平衡好思想创新与影响力拓展之间的关系，避免走向过度商业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