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世界松了口气。由世界最大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G-20——但目前仍未在世界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在匹兹堡召开会议，制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知道G-7无法独力管理全球经济，因此，在这次他领衔的峰会上，他让G-20成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这是美国领导力的顶点。
明年，另一个世界超级经济强国将成为G-20的主席国并举办G-20年度峰会。尽管人们预计中国的领导不具备2009年这样的戏剧性，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留下自己的印记。如果在去年举办亚太经济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峰会时他抓住机会推进了亚太贸易协定，那么他显然不会放弃确保G-20日程服务中国利益的机会。
当然，在土耳其主持G-20的时期就要开始的时候，习近平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优先事项。但一些潜在关注领域已经浮现。
目前的G-20日程要素与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十分契合，特别是基础设施问题。去年，G-20成员国同意实施旨在促进基础设施项目和（关键性地）中小企业投资、增加资金支持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中小企业将在中国的新增长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它们贡献了中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5%，因此这一计划十分契合中国。土耳其已经确定要让中小企业成为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载体，因此今年的峰会可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但其他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机会也在闪光。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亚洲的连通性达到与北美和西欧旗鼓相当的水平——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2009年时估算，到2020年，这一工程将耗资8万亿美元。作为目前实现亚洲开发银行支出目标的唯一一个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可以利用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说服邻国增加该地区的投资。
G-20还有可能让中国得以推进关键地缘政治目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奥巴马也许是构想G-20领导地位的领导人；但美国显然极不情愿允许新兴力量影响力进入多边机构。新兴大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分量让它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事实上，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2010年达成一致的IMF改革方案，如若改革实施，则中国等国家将拥有更大的决策影响力。美国的这一做法保护了西欧——西欧国家是现状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中国利用其G-20领导地位大力推进变革，则不但可以增加其自身获得IMF更大话语权的机会；也可以给其他新兴国家带来好处——它们也对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十分不满。
中国还有可能收获另一个长期由美国和欧洲主宰的领域的领导地位：全球金融体系。中国常常批评美元的支配地位导致全球金融陷入不必要的波动，它可以利用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要求增加通常被认为是唯一的国际货币——IMF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将人民币加入确定SDR价值的货币组合符合中国的利益。是的，2011年IMF拒绝了这一方案，因为人民币尚不符合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标准。
但IMF也暗示可以灵活调整，它让步说，因为SDR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储备资产，因此其基础货币只需要在“充分流动和深化的市场”中可以获得就行。此外，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当局逐渐放松了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这让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结算货币。目前，至少有60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组合，因此明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推进其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的长期目标的理想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可以追求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动态。G-7经济体——毫不奇怪，它们在过去20年中决定着国际标准——在指名道姓指责新兴经济体没有遵守国际范式方面从来不会犹豫。
尽管中国的国内监管机制仍饱受各种约束，但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G-20峰会改变口风，强调美国和欧洲没有完成它们的监管日程。如果中国成功迫使它们这样做，将带来巨大的好处——不仅限于其国际声望。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拥有世界最大规模外汇储备的国家——更不用提其保守的国内金融体系了——中国已暴露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动荡之下。
明年，中国也许无法实现所有目标。但如果它能打出好牌，就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国际影响力，同时增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应该成为未来几个月中国领导人的重点考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