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工薪阶层似乎陷入低迷。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而且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为了给目前超过2.01亿的无业人员以及即将求职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未来十年必须产生6亿多个工作岗位（ILO，2015年）。
尽管一些国家最近失业率明显改善（如美国），但是绝大部分国家仍在努力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而且大量求职者压低工资水平，即使生产率（人均产出）有所提高时也是如此，这加剧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状态。
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长期转变—如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断减少、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劳动力不断萎缩—正在改变全球的劳动力市场。目前的问题似乎是劳动力过剩，但是在未来几年，全球劳动力将会减少。这些转变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是应该也有助于纠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平衡现象，这些不平衡现象妨碍了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收益。然而，受益的主要是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前景不太乐观，这不仅对他们来说是个坏消息，而且也不利于为减少不平等而作出的努力。
不平等可能加剧
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自2014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克迪）出版以来，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政策辩论的焦点。平心而论，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例正在上升，劳动者收入所占比例正在下
降。但是，在过去这些变化往往归咎于工会弱化和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在过去，这两者都被视为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能够使所有人受益（例如，Jaumotte和Tytell，2007年）。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观点受到质疑，因为高度动荡的经济增长时期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差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使得一些观察者认为，减少收入不平等将会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更合理地分配财富这个纯粹的道德义务增加经济学原理。当前的政策辩论关注使用税收改革来解决不平等现象，但很少考虑增加所得税或房产税对就业创造、创新和增长的潜在危害（见本期《金融与发展》，“返归基础 ：实践中的税收制度”）。更重要的是，该政策辩论并没有充分考虑导致不平等趋势的长期因素。
仔细分析劳动力市场趋势可以发现，就业领域正在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传统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向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两头分化。这一转变就是引起所观察到的不平等动态的主要原因。的确，电脑和机器人似乎终于进入了生产过程的中央舞台，减少了大量常规任务工作机会。这种转变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不久前，机器人已经接管了制造业传送带。甚至在许多服务行业岗位—如会计和保健—电脑占据的工作份额更大—例如，帮助进行税务申报或充当医生的诊断工具。对于拥有与这些“常规”工作互补的技能的人来说，电脑化带来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资的新机会（Autor，2014年）。
但是更多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完成这些常规工作的人，不得不竞争类似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或者是不得不从事低技能工作，这常常伴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降低。平均来说，这些趋势不排除未来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会提高，但截至目前，这些收益的分配似乎已经“掏空”中产阶级，增加了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工作机会。
变化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
这些技术变革引发的岗位就业转变似乎主要影响发达经济体（见图1）。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随着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制造业或小规模服务业工作，从低技能岗位到中高技能岗位这一传统转变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促使过去20年贫困率和弱势就业大幅度下降，也使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更富强的发展中经济体有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消费力，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ILO，2013年）。但即使在这些经济体中，也可以看到让劳动者脱离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技术变革的早期影响。
如图1所示，在一些中等收入地区，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再显著增加，尽管这些工作岗位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这使得一些观察者对过早限制工业化表示担忧：这些经济体正在追赶发达经济体，其全球技术动态可能会使中等收入地区比发达经济体更早面临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压力，可能会大幅阻碍这些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Rodrik，2013年）。
尽管这看上去有违直觉，但在如今这样高失业率的环境下，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来自另一个长期趋势：劳动力增长率逐渐下降。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数量已经开始萎缩，这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但也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目前，全球青年劳动力正以每年400万人左右的速度减少。而且，在许多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的国家，壮年劳动力（25—54岁）的工作（正在工作中或是在求职中）积极性也不如以前。这部分反映了收入的增加—努力摆脱极端贫困和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的劳动参与率通常很高，因为所有家庭成员不得不寻求就业机会，而条件改善后劳动参与率往往会下降。
此外，由于中产阶级在生活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中得到了发展，人们倾向于延长上学时间，从而提高了平均技能水平。原则上，这应该有助于抵消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不利影响。然而，预计全球劳动力增长将更为缓慢—21世纪20年代的年增长不到1%，而20世纪90年代的年增长率为1.7%。劳动力增长放缓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下降0.4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放缓在发达经济体将尤为严重，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熟练程度更高。
全球危机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不平等和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也在持续拖累经济增长。投资率仍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此外，企业对有关政府为解决危机后果而实施的具体政策仍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未来产品服务需求来源带来了不安全感。这抑制了投资率和创造就业率（见图2）。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表明，一些国家的当前失业率与危机前的差别高达30%，这是企业部门高度不确定性的产物。继2008年9月华尔街投资公司雷曼兄弟破产后，投资缺乏活力显著抬高了失业率的总趋势，一些国家甚至上升了4至5个百分点（ILO，2014年）。
不仅如此，就业前景疲软已经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离职率放缓—即离开原单位，在其他单位就业的员工人数。这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这些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来自新设备以及企业内外部的劳动力重组等形式。有趣的是，劳动力市场离职率（也称为跳槽率）在生产率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危机后出现的其他因素。但随着劳动力市场整体跳槽率下降，生产率增长也在放缓（ILO，2015年）。
失业率高、产出增长缓慢以及生产率收益分配不均共同进一步腐蚀劳动者占全球经济的收入份额。只有在危机期间—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工资坚挺不跌—工薪阶层才能受益于收入增长，因为在此期间收入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然而，在随后的几年，工资再次落后于生产率增长，维持危机前几十年的趋势。尽管在当前环境下很难知道怎么才能改变这一趋势，实际上上述全球劳动力供给下降将有助于推动工资增长高于生产率增长—一些国家很快就会出现这一现象。
劳动力增长放缓将有助于当前求职者更容易找到新工作。特别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未来几年失业率有望大幅下降。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不能完全体现在全球失业率上，因为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国家的失业率将会上升。但随着人们从农村工资低的非正规工作走向城市工资高的正规工作，这些失业率上升往往伴随着工作质量提高和工作环境改善。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应该会消除一些保持工资低增长的压力。
工资增长更快
继增长和投资总体缓慢扩张之后，失业率趋势上升已经提高了失业率，此时劳动力市场复苏后工资增速往往会加快。长期复苏将导致工资增长更快，即使失业率仍然高于危机前水平。在数据充足的国家，这一影响很明显，事实上失业时间长达12个月及以上的人并没有导致工资面临大幅度下降的压力。
长期失业者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即使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也未必能很快找到工作。企业不愿意雇用长期无业的求职者，因为担心这些求职者缺乏技能和积极性。因此，长期失业者在影响工资动态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危机期间增加的正是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平均失业期，因此，工资只受相对较小的短期失业群体的波动影响（Gordon，2013年）。
对高技能岗位的劳动力需求转变也将对工资产生影响。随着全球人才争夺战的继续，具有适当技能的人员不仅会获得大量工作机会，而且也能够从他们创造的生产率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一些观察者估计，德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人才的需求在2015年就会供不应求。这个需求会产生更多压力，促使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合理安排利润分享以及提高基本工资来吸引最优秀的员工（Conference Board，2014年）。这将意味着整体工资增长更快，但也许这只是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而不是普通工薪阶级。
收益很少
劳动者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动态将越来越分化。考虑到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见表），工资增长速度至少在中期范围内将超过生产率增长，但大部分收入增加仅限于小部分高技能劳动者，不超过全球劳动力的20%。因此，与过去30年的趋势记录相比，工作者收入不平等和劳动者收入份额—即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将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使政策制定者的工作进一步复杂化。
不仅生产率收益分配只使拥有适当技能的劳动者受益，而且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率仍将面临压力，特别是由于全球劳动力供给将会减速。事实上，工资增长可能加速将减少用于未来投资的利润，进一步抑制企业扩大产能的需求和意愿。这意味着当前潜在增长速度缓慢在中期内可能会继续，这将损害新兴市场经济体，阻止它们赶超发达经济体，也阻止它们进一步减少贫困。这一切表明一个潜在的劳动者天堂即将来临，失业率降低，工作条件更好，工资也会更高。但是，能够进入这个天堂的只有那些拥有适当技能的劳动者—代价是全球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及减贫进展缓慢。
参考文献：
Autor, David H., 2014, “Polanyi’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August 22.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4, From Not Enough Jobs to Not Enough Workers: What Retiring Baby Boomers and the Coming Labor Shortage Mean for Your Company (New York).
Ernst, Ekkehard, and Christian Viegelahn, forthcoming, “Hiring Uncertainty: A New Labour Market Indicato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ordon, Robert J., 2013, “The Phillips Curve Is Alive and Well:Inflation and the NAIRU during the Slow Recove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39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3,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3 (Geneva).
——, 2014,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The Risk of a Jobless Recovery (Geneva).
——, 2015,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5(Geneva).
Jaumotte, Florence, and Irina Tytell, 2007, “How Has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r Affect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Advance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07/29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ic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2013, “The Perils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Project Syndicate, October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