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调整的角度，对现在的经济形势的特点、成因，以及未来的前景，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目前这一轮经济调整，为什么这次调整时间这么长。如果回顾一下，上一轮周期高峰顶点是2007年，那一年GDP增长率是14.2%，从那一年开始算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八年整。再算2010年四万亿刺激以后，10.6%的中期阶段性高点，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再算2012年GDP破8%，到7%上下，现在已经三年了。所以无论如何，不管你喜欢还是抱怨，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深度调整的过程。它大体可以跟80年代末、90年代末世纪之交那两次深度调整相比较。既然是一次周期性调整，必然有一些共性的特点，这个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经济繁荣和扩张阶段，过度的乐观，超速的投资会埋下一些后来失衡的种子。这个理论怎么解释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既然是周期性调整，就有共性的特点，所以这一轮调整对于认识周期的规律，我个人觉得很有意义。但是我想着重探讨的，就是这一轮调整体现的跟前两次调整的差异，或者说一些具体的特征性表现。这个特征性表现从它的产生背景、根源，以及在目前失衡调整的方式上，都有一些重要的反应。认识这样一些特点，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下经济形势发生的根源和规律，对于预测未来的前景和展望，我认为都是有意义的。
第一个特点，每次调整之前都有一轮特别的高涨，但是新世纪以来，具体说2002、2003年以来这一轮高涨的特点，跟早先是不一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性表现就是人民币汇率从早年的两次扩张持续贬值，转为实际汇率升值。这个升值就带来了质的变化。这就使得中国经济追赶在新世纪初年出现超预期的提速，这个超预期提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纪初我们整个GDP，用美元衡量大概不到2000美元，所以我们在2005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就说我们到2020年中国用汇率美元衡量的GDP会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数字2009年就突破了，也就是跟我们领导人当时讲的体制内的权威共识提早了11年。去年的数据，我们人均GDP已经7000多美元，我们总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超速的追赶，这个追赶会派生出后面的很多特点。
第二个特点，追赶是超速的，也就是说失衡是在取得巨大成就背景下发生的,与之相联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失衡发生的原因也跟过去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从开放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外部失衡成为整体宏观失衡一个突出表现，特别表现为由于中国竞争力提升、双顺差、外汇储备超量增长，导致货币被动扩张，成为这一轮宏观失衡最重要的货币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带来的烦恼，因为有一个顺差的失衡，而不是过去一旦经济高涨的时候就出现逆差，这说明经济基本面、整体竞争力、开放的竞争力有了阶段性提升。但是，由于种种体制改革的滞后、宏观价格下汇率、利率没有管好，所以出现了外部失衡构成了宏观失衡的关键环节。
第三个特点，在中国上一轮高涨过程中，中国成了所谓世界工厂，面向全球市场，跟全球经济融合度空前加深，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大的贡献国。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危机前，在世纪初的七八年，全球经济部分由于中国的失衡导致了超长的快速扩张。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竞争力的相对提升，持续以20%、30%的速度扩张。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使得我们的企业在面向未来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有了一些历史性的偏差。这样就导致了现在在调整中面临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原来很多过度的投资配置，是以我们对未来全球市场持续增长作为基础的，因为那个时候出口增长率确实非常高。可是现在看来发达国家扩张不下去了，美国扩张不下去了，现在就使得我们调整的困难程度比早年更加严峻。
第四个特点，在过去一轮扩张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资产货币化的程度和范围空前加深。随着房地产付款体制市场化改革，房地产作为一种大众投资领域，资产价格飙升，甚至出现一些局部泡沫因素的重要调整和微调。小众投资品，像艺术品、字画、古玩、收藏品，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增长。这样一种资产的货币化以及一定程度的泡沫化因素，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这也是过去早年的调整所罕见的。
第五个特点，200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调整了，因为那个时候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化，已经迫使我们政策调整。但是由于外部危机，考虑到当时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变化，高层实施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四万亿刺激确实带来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讨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它客观上也导致本来是需要调整的问题，结果变得更加严重。简单的说房地产价格在四万亿政策出台的10月、11月，到后来的17个月，官方数据上涨47%，也加大了调整的困难。
第六个特点，这一轮调整扩张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旧体制下存在的一些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问题，也跟经济扩张成比例地放大。这也导致了现在在政治生态上要整顿四风，要有八项规定、反腐倡廉这样一些工作。这对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是必要的，客观上也使得高端消费有一个下行压力。因为权力腐败带来的收入，无论在消费上还是在投资上都对应了资源的配置结构，现在要改变这种政治生态，为以前的配置结构做一个重新调整，也使此次调整困难加剧。
最后，亮点在于，由于社保改善，经济稳增长基本上还在较合理的水平，使得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就业形势尽管出现一些局部困难，但是总的来讲还大体稳定。
总体来讲，这些方面构成这次调整的一些特点。经济周期规律是客观的，但是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和别的周期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周期。观察目前的形式，从周期调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就是说明为什么这一轮调整相对比较长。我2011年到南方调查钢贸企业危机，当时钢贸企业很多高管说这一轮调整就像阴天，又冷又阴的天下着毛毛雨，不是很剧烈，但是很难受。这样一个难受已经持续到今天了，我想跟上面提到的背景有关，因为需要面向全球范围的投资的错配进行调整，因为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些重工业已经到了临界点，由于叠加了一个四万亿，由于叠加了权力寻租带来的一些资源配置的扭曲，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调整的时间会有一点长。
但是我认为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整，2011年以后被动局部调整和十八大以后的全面调整，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也是最后关键的调整期，如果各方面政策不出现太大的变化，我认为今明年有可能走出宏观经济周期调整这样一个最困难的时期，看到经济回稳或者是新的经济增长的局面。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对未来做一些展望。调整之后的景气阶段，会出现什么变化呢？现在说起来有点为时过早，我觉得可能发生四个方面变化：
第一个方面，随着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逐步加强，包括十九大以后我们改革的轨迹会持续延伸，中国经济体制会发生一个全面深刻的转轨，有望初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架构。十六大就讲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回过头想，十多年过程一直在推进，但是很多关键领域的突破实际上还不尽人意。但是展望未来，在十三五时期我们体制改革有待突破，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势头了。竞争充分程度会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益目标会进一步增长。
第二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来讲，我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周期和时点。我们现在是市场调节处在下行的阶段，在蓄势待发往上走，美国总的来讲是在周期的高点，可能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反而小于往下走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有望在下一轮周期，即便现在中国经济追赶也在持续，就是到十三五末期，第一个100年的周期，经济增长的速度、人民币的速度、包括实际汇率升值，完全可以达到人均超过1万美元，达到一个低水平的高收入行列。也有可能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接近或者超过美国。那个时候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中的相对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会进一步的提升。
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整个重工业可能已经在外延的扩张上、高速的推进上到了一个顶点。很多重工业部门的高管，在分析自己行业，煤炭、钢铁、铁路货运量时，实际上对这些行业发展拐点的到来做了一些具体探讨。结合中国整体情况，我觉得中国重工业的高速发展阶段可能已经接近顶点。中国城市化外延快速推进的高潮阶段可能也要慢慢在未来五年接近尾声，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中高增长，需要进一步向质量、向效益、向内涵、向集约的方向发力。
第四方面，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前已经稳定地居于全球经济增长增量贡献最大的国家，我把它叫做领跑国家。未来中国经济领跑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和深度会逐步加深。不光是中国在存量国际治理机构中地位增加，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会主导一些国际治理结构增量的改变，我们用增量通过存量的改革。这就意味着中国保持加强领跑者地位的同时，可能会跟其他国家一起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潮流。
要实现上述四个方面转型和新趋势，我觉得在政策上的基本共识，就是要坚持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改革路线，同时还要把结构调整、失衡调整摆在目前的优先阶段。在这个前提下，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稳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这样一来，我相信在未来的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这一轮宏观调整的最低的下行的压力，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内生的制度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双重调整，宏观失衡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