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在诸多城乡结合部方兴未艾，“撤村建居”已经成为当下“村落终结”、再造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但毋庸讳言的是，在由农村“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转变过程中，社区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呈现出“社区管理‘不理顺更混乱’、社区公共服务‘不整治更零乱’、社区治安‘不管理更被动’以及社区政策‘不落实更矛盾’”[1]的困境。城市社区治理形式与城乡结合部社会机理契合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症候在于未能洞悉“亦乡亦城”社区独特的文化变迁内核。城乡结合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短兵相接之地，是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双向演进之所，文化冲突的同时亦带有文化融合的机遇。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文化变迁的典型场域，“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转型在城乡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形成了哪些带有自身性格的文化特质？在社区文化理想类型的映照下，它该如何在城乡文化因子的扬弃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再生产？当下城乡结合部秩序的重建与家园归属感的重塑，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为，社区的发育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起点的逻辑次序开展，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理想图景的有益探索。
城乡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裂变。城市化作为文明长河中的重要事件，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是城乡文化的分离与对立。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可以说“整个近代城乡文化呈现出近代与传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为对立又交织共生的二元特征”[3]。然而，对于城乡文化二元特征的分析或者是过于宏观，或者是过于琐碎，并没有形成准确的文化谱系定位。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概念的笼统性，另一方面是尚没有一条文化主线贯穿城乡文化的发展过程。
1.文化概念的界定：时空、交往、制度与理念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的概念尚没有形成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往往以泰勒的文化观为基础强调文化的总体性特征，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整体，它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4]，进而将文化概括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准则、价值体系、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的总和。大一统式样的文化观忽略了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和与时俱变的策略性。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5]。在此，文化被视为人类应对外在环境变化的一种处境化经验，将人类需要作为文化生产的原动力。这样，原初静态的文化现象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交织在一起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宏观层次到微观视野的文化观念的嬗变中，人们不再满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和”无所不包的回答，力求突破思维定势，追问文化生产的力量本源。如果说，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解决图示，那么，文化的纹理就不应当是僵化的罗列，而应当有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序列生成。这里，将尝试以社会学的学科范式铺开文化之卷：生存的起点是“善假于物”，处理的是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生成的是时空文化；成为万物灵长的优势在于“人能群也”，处理的是人与群体的关系，生成的是交往文化；群体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形成“社会组织”，处理的是人与组织的关系，生成的是制度文化；在这一条文化实践的主线之上，人对诸多方面的行为选择期望保有文化自觉与自信，从而平衡自我的内心世界，生成的将是相对恒在的理念文化。这样，从物质到精神、由外而内，既有文化的分层，又有文化生产过程的演绎，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以文化人”的内圣外王取向。对于文化概念的再认识，让我们在厘清文化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城乡文化的差异分析有了可操作性的比较框架，村落与城市的时空变迁，将引发文化生成的连锁反应。
起点是时空文化的差异。村落的时空文化极具乡土性，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到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中，农民的土地情结依旧带有浓厚的情感烙印，崇尚的往往是“守四时之变，信万物有律”，顺天应物，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的稳定生活。城市的时空文化则是市民在时空的嵌入与脱嵌的流动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城市空间更新的频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有形成故乡的依恋就已经物是人非，城市社区的居民需要不断在优势时空占领的更迭中获得存在感，他们崇尚的往往是“时间就是财富，空间就是地位”，奋斗不息，进取不止，与时俱进的变动生活。
城乡时空文化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核，前者为“家”文化，后者为“居”文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人与人交往文化”的差异。梁漱溟先生认为：“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6]村落的交往文化侧重于伦理本位之上的价值性社会互动，尊崇长幼有序，邻里互助，以和为贵。与村落熟人社会的交往文化不同，由于城市社区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密集性乃至于匿名性，带有异质与流动双重特性的邻里互动往往表现出短暂性与工具性的一面，城市社区交往文化强调的是本体性隐私安全下的平等与自由。
村落初级群体间的交往文化与次级群体间的制度文化一脉相承，都具有“家文化”的烙印。从“长老秩序”的乡绅政治到“村委会治理”的精英政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倾向于用礼俗民约为规范力量来营造村落的内聚力，人与组织之间的行为选择也往往是“克己”、“知止”与“知足”，血缘、亲缘、人情、面子将人与组织的公共生活私人化。与此相比，城市社区中人与组织的关系体现出利益无涉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趋势和利益相关时按照已有的契约行事的特点。可以看出，村落中人与组织的互动形成的是“父爱主义”与“子民意识”下的人情社会，城市社区中人与组织的互动趋向的是“自治制度”与“公民意识”下的契约社会。
在处理与外部环境、初级群体以及次级群体的关系过程中，城乡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理念。村落的时空文化特质表现出自给自足、生态平衡，可以称之为“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期待的是一种乡井永续的栖居。城市的时空文化是在等级分层的基础上营造私人家园，期待的是“自由呼吸的有我之境”。乡村的交往文化以“家”为核心形成了“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网络，在传统文化的“仁爱”、“忠恕”、“不争”、“兼爱”等行为规范下指向的是“重义轻利”的交往文化。城市交往文化以“居”为重心，邻里关系的互动强调的是兴趣与利益，在“平等”、“互利”观念的倡导下走向工具理性。在不同指向的交往文化之上，乡村制度文化是精英主导下的权威认同，城市社区制度文化是“委托”与“代理”关系下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类型学视野下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比较，是为了确立城乡文化长河两端的理想类型，提炼有利于新时期社区发展的文化因子，现实的社区往往处于城乡文化之流的某个阶段，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也是如此，正处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双向演进的关键节点，面临着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挑战。审视当下的城乡关系，“城市以强势文化所固有的‘殖民’本能对弱势文化的乡村实行资源‘殖民性’的控制和占有，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乡村实际上属于附属和依附地位”[7]。乡村文化不仅是弱势文化，更被视为落后文化，传统与现代被愚昧与文明的分类所取代，对此，沈小勇认为：“传统的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引导。”[8]
面对城乡文化的对立，一些学者认为，逆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剥夺与排斥，不应是口号式的舆论倡导，更重要的是寻求可行的城乡文化融合之路。他们提出“城市包容乡村的发展理念，甚至是城市利益让渡与城市援助乡村的发展战略，以充分发挥城市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容器功能”[9]。这也包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城市文化的让渡，很难达成两者真正的融合共生，这需要以城乡文化关联的态度，探讨在平等地位上实现优势文化因子结合的可行方案。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正面临着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重建，在断裂与弥合间，这一亦城亦乡的空间能否发挥它应有的桥梁功能并顺利地实现文化转型？这需要将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生成与发展视为一种常态，对其独特的文化特质进行梳理。
昨日之乡，今日之城，在城市空间扩张的巨幕光影下，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如何回应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处理内外群体关系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撤村建居”型社区又形成了哪些带有自身个性的文化特质？
1.时空变迁：文化转型的逻辑起点
“撤村建居”社区的空间景观正处于农业景观和城市景观交错分布、封闭性结构瓦解与开放性结构形成的空间构型过程中。对于本地村民来说，失去的不仅是作为物质形态的土地，更有作为文化形态一直存在的乡土本色。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这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10]对于“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本地村民来说，他们正失去生活的图腾，不得不去选择其他的生活面向。他们的就业方式一般是非正规性就业，从事的行业多样，但多属于低收入、低技术行业，以零散工、个体户为主。他们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来往于都市与城乡结合部之间，城市的中心是他们工作的去处，城市的边缘是他们居住的归所。
在居住方面，原有的“独门院落、宽敞房屋、布局分散”渐渐被“高层密集、色彩划一、规模宏大”的楼宇所取代。政府迁移的本意“在于将农村的土地进行有序整合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同时，对农民集中居住整理出来的宅基地进行整合、开发、利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并为农村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11]。以城乡一体化与统筹发展的价值取向对抗着“万物土中生，离土活不成。田地是活宝，人人少不了。田地是黄金，有了才松心”的土地情结。村落时空文化的变迁体现的是生态的失衡与再适应。城市的娱乐行业也在对城乡结合部的蔓延中不断覆盖着乡村原有的文化印记。对于当下处于时空变迁中的村民，贺雪峰认为：“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12]
2.交往文化：压缩、流动与混住特征下的内外群体互动
“撤村建居”型社区时空文化的变迁导致的是“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轻老重幼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养老的困境”[13]。密集高层居住对原有可达、可感、可亲近型空间的压缩与分割使得本地村民家庭内部乃至于邻里交往的模式发生变化。回迁楼宇“二室一厅”的标准格局满足的也恰恰是核心家庭的生活需要，“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律改过、谦虚礼让、家族荣誉”等传统规范在“小家庭”生活范式的延展中渐渐消弭于无形。村落文化中，被视为超稳定结构的婚姻关系也在个体幸福感的追求下失去原有“家族观念”的约束，离婚成为结束“不幸生活”的相对自由的选择。“百善孝为先”的“孝慈”代际传承渐渐被轻老重幼的亲子模式所取代，空巢家庭在增多，城乡结合部的老人正蹒跚于各个子女的家庭间，发挥余热，照顾“孙男娣女”。邻里关系也由“闲来唠家常”，遇到问题时的“患难相恤，守望相助”转向“躲进小楼成一统”，过好自己日子，“莫管闲事”。
探讨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交往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的交往。作为房东的本地村民与作为租户的流动人口之间的交往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与暂时性，频繁的流动也令二者的关系仅仅是浅层次的交往。杨黎源将这种交往关系视为“复合的动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14]人际交往关系趋向理性化，这在血缘、亲缘关系日益淡化的城乡结合部空间里，在竞争关系甚于合作关系的地缘、业缘的空间里，造成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往往是“肤浅、淡薄和短暂”[15]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城乡结合部身份异质性下是生活方式的同质性，他们居住生活的选择正是消费符码体系在空间上的书写。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有维护社区生态系统的倾向，这与乡土社会邻里守望的关系网络是可以形成对接的。
3.制度文化：从精英传统到公共参与
在城乡结合部个体原子化的动向下，如何实现公共参与的上下动员，成为重构文化秩序的关键。在传统的社会学意义上，一个具有稳定性与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应当生成对个人行为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集体意识，使个人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却表现出了利益和文化心理的隔离状态”[16]，这种“隔离”在人类生态学的意义上是造成社会有机体文化紊乱的原因。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治理在“撤乡并街、撤村建居”的改造过程中，依旧带有农村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原有乡村治理中解决纠纷的制度文化是“家国同构”模式下的精英政治，但城乡结合部随着大量原住民向外流动，尤其是本地的精英在土地增值的心理预期下，往往是户籍没有迁出，而人却不在场，这就导致了本地精英户籍场与居住场的分离，居住群体的结构倒挂现象成为城乡结合部公共性衰落与共同体瓦解的表征。
而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来说，住在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差强人意的居住环境所带来的较低成本，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永久家园，他们往往也不会提出改变居住环境的要求，底层声音与行动的缺失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家园秩序重建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学者提出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的路径选择：“重新界定社区的地域范围，重构社区组织，构筑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弱势社区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从政企分离入手，积极探索村居转换的新途径。”[17]这种宏观指向与长远规划有利于明确城乡结合部的未来发展，但面对组织转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服务体系的双重覆盖以及公共参与的上下动员尚需要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文化供给方案的出台。
4.理念文化：乡土蜕变下的二元对立
在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的乡土本色正渐渐褪去，钢筋水泥的覆盖之下，本地村民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走出，面向外部的村庄发展让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蕴渐趋渐远，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对于本地村民来说正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性空间。从和谐共处的“自足常乐”到身心体验的“永无止境”，从慢韵律的乡土空间到快节奏的城市空间，“家文化”为底色的交往文化也以“小家庭”的压缩适应与规避城市现代生活的“风险”。在“半熟人社会”中强调交往的理性主义和个性自由，这也可以视为一种交往的解放。
在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时空文化、交往文化发生剧烈变迁之时，社区的制度文化一方面寻找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依旧带有浓厚的乡村治理色彩。熟人社会的瓦解，村庄精英的流失，城乡结合部转型社区需要重建“以人为本”的“制度化的社会自治领域”，然而，“撤村建居”对村落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城市文化简单“移植”与“复制”的倾向，村落文化“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18]。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转型社区应当在对乡村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的扬弃过程中，优化文化因子的配置，发挥建设社区的潜能，实现文化的整合与再生产。
社区文化的再生产促使居民在社区生活中获得整体意义与价值的幸福感的升华，推动广大居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由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新型城市社区应当是这样一种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整洁美观的审美体验，和睦友爱的人际交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回归家园的内在体验，充满希望的发展远景。”这一社区理想类型需要在时空体验、睦邻运动、本土性资源的再造基础上探索社区文化的第三种发展之路。
1.时空体验
村民从乡土文化中脱域，被裹挟进入现代化时空，既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依赖走向自由，亦是从稳定走向风险、从大地伦理走向功利与征服。他们需要灵活性来调整对时空的适应，重塑时空感受。“一个聚落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被其居民感觉、辨识和建构的程度，以及居民的精神构造与其价值观和思想之间的联系程度，即空间环境、我们的感受和精神能力，以及我们文化的建构之间的协调程度”[19]。乡土社会中人与时空的一体化体现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个体的理想状态是参天巨树般与万物并生。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城乡结合部时空的变迁需要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再次生成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时空文化。
一方面，在乡土时空文化烙印下，原初的文化资本可以同新兴农业产业进行联合，使其成为乡村农产品与城市消费的桥梁。作为城市化的过渡空间，城市中心的产业不断向城乡结合部转移，高新技术集中应用和新兴产业正在兴起，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可以充分利用城市辐射的机会，形成新的时空生存策略。另一方面，城市的消费潮流四面涌动，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空间正成为这一大潮的着力点，在现代化空间样态的推进下，众多大型的商场，多样化的消费世界汹涌来袭，“听天由命”的时空适应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创造可以自由栖息的人性化空间，“随波逐流”的接受并不是拥有和占据时尚与高级的时空，更大的可能是失去文化自信。对异化人本性时空的拒斥与改变恰恰是保持包容，提升人的资质，使空间重新成为“爱的容器”，营造一个健康适度消费空间的有力选择。
2.睦邻运动
城乡结合部以“撤村建居”的方式正在进行着时空重写，舞台转换之下，交往活动日趋理性化与陌生化，人们将异质性交往的冷漠与排斥视为“过密化社会”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后果，“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邻里交往模式正成为一种乡愁。的确，“熟人社会”中频繁的日常交往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相扶相助，“兼相爱，交相利”直至延伸到“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但是，“熟人社会”“登堂入室”的频繁“串门”也在潜移默化中拒斥隐私空间的安全感与自由，甚至生出邻里是非。强调“礼之用贵于和，礼之实存乎让”的交往方式也带有“不以对错而以伦理论是非”的倾向。
这就需要澄清“交往文化”建构的一个前提，“过密化社会”并不必然带来交往的障碍，在有选择性地吸取传统交往文化的同时，它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安全性和私密性相融合的交往文化生成。雅各布斯论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避免城市空间衰落与死亡的关键在于焕发城市人群异质性优势，以倡导社区公共空间中交往的“街道芭蕾”与人们相互守望的“街道眼”重塑社区的支持与保护网络。[20]“撤村建居”型社区有自身的优势，“半熟人社区”更体现出交往程度的延续性。这一类型社区的交往文化更可能在传统“情感”与现代“利益”的融合中，再燃社区睦邻运动，实现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多缘共存与联合。所以当下社区的要务，是以社区活动为取向，促进多样性邻里交往关系的形成，以社区交往解决问题、满足需求、提高空间安全性，使社区成为自由与平等交往的放松场所，而非单纯的居住地点。
3.本土性资源
人们丰富的活动赋予空间特别的意义，使之成为“场所”。村落以精英治理的制度文化维持场所的社会秩序，从海选中产生的村委会既带有体制资源自上而下统辖的意识形态印记，也带有“家文化”伦理本位自下而上统御的道德色彩。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村民与村委会唇齿相依，共同维护利益格局的平衡。然而，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经过拆迁过程的震荡，村民空间利益的诉求被以“工作岗位换取土地”、“拖”、“瓦解动员精英”、“寻求合法性文本解读”等诸多控制与安抚的权力技术所瓦解，村民与村委会的信任网络不断崩解，需要新的制度文化重建人与社区组织的关系，形成新共同体的秩序基础。
路易·沃斯也曾追问过这样的问题：如何在都市主义下形成一个适合人生存的新共同体？他认为：“只有通过群体组织才能使个体的利益和资源为集体目标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制造类似的血缘群体、制造公共利益单位。”[21]“撤村建居”型社区可以充分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破解社区二元管理的难题。首先，要避免“空投社区”的形式，社区的工作人员皆由本社区居住人口中产生，直至负责本社区卫生的清洁工作者，以原有精英传统激发社区参与的责任感；再者，实现由“管”向“理”的模式转变，理顺内外资源与环境条件，调理社区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使社区无障碍地实现自身的职能与目的；最后，以“服务”为核心，以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为核心，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服务理念，扩大服务项目。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再造新共同体。
4.第三种发展
吕新雨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一文中追问城乡结合部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贫民窟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地球上蔓延的今天，她认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家更应该关心小型农业和建立在村社基础上的新型有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资金与技术的力量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投放，这样才能保存传统农业的有机性、社区性，才能促进新的城乡互哺关系的发生，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22]这是一种理想。在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分隔的基础上无法形成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城乡发展，在城乡结合部时空与社会双重融合的社区更有可能诞生新乡土主义与新都市主义共存共荣的第三种发展。
第三种发展首先体现在文化模式的创新中。既有对时空的依赖，又有自身的独立，不仅仅是生存，更是一种积极的适应性发展。在现代化的社区中“个人总是倾向于从社区中寻求比他本人所能贡献的还要多的东西，他与社区的关系是，当社区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就会迁出这个社区”[23]。人与人的交往正是在对时空的嵌入与脱嵌的过程中展开，在传统邻里关系远近的权衡中，以选择性的交往模式形成安全与隐私双重兼顾的“流动的公共性”[24]。制度文化与交往文化同是在“半熟人社会”中，既关注本土性资源在治理社区过程中的契合性，又倡导社区居委会治理的有限性、服务性。“撤村建居”社区理念文化是建立在城乡文化冲突释放的基础之上，为生活于此的居民“提供了共享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规章制度……它不仅减少了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合作交易的成本，而且增加了彼此之间行为预期的确定性，因而成为社区共同体自我整合和公共生活有序化的重要手段”[25]。
结语：新文化与新故乡
村落社区以乡土本色的时空观、伦理本位的传统交往以及作为组织形态的村委会对村落的社会管理，成为村落原有空间秩序的基础，为村落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赋予了稳定性与合法性，形成了一定的互动网络，促成了村落社区日常生活的有序节奏。在城乡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是，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社会样态表现出来的是个人生存的漂浮状态与集体意识瓦解后社会原子化动向：“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26]在城乡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时空文化带有享乐主义倾向，人与人之间有效的社会互动难以为继，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难以通过组织化实现满足。“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化、生活金钱化、生产机械化的洪流中，维系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经验结构解体了，人陷入绝望、孤独和痛苦之中。”[27]城乡结合部的人们在褪色的家园中体验到的是诸多不确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8]褪色的家园是一种城市空间扩张过程的样态体现，它注定被抹去，但它客观存在于一定时空里。需要反思的是：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文化之根的生成。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在文化转型、革故鼎新之际，应当推进社区文化再生产，再造新文化传统，实现城乡结合部个人行动自主性与社会结构制约性之间的文化秩序重建。新的时空文化的生成在于抵制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以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交往文化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再生产，制度文化的生产让人们在现代组织生活中重拾社区责任感与归宿感，这也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与期望，通过社区文化的整体性构建，使得“撤村建居”型社区成为人们可以诗意栖居的新故乡。
注释：
[1]傅歆：《浙江“撤村建居”后新型社区文明的创建》，《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
[2]景天魁：《社区文化与社区发育的逻辑》，《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4]E·B·Taylor, The Origins of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58, p.1.
[5]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7]吕昭河：《二元中国解构与建构的几点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沈小勇：《传承与延展：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自觉》，《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9]刘祖云、李震：《城市包容乡村：破解城乡二元的发展观》，《学海》2013年第1期。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1]张凤云：《“农民上楼”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农民日报》2010年9月20日。
[12]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载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13]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4]杨黎源：《宁波市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关系状态评析》，《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15]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陶家俊译，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16]范晓光、金卉：《隔离与整合：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建设——以杭州上城区X社区为例》，《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17]冯晓英、魏书华、陈孟平：《由城乡分治走向统筹共治——中国城乡结合部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62-166页。
[18]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19]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20]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21]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陶家俊译，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22]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23]Janowitz, The Community Press in an Urbanset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9.
[24]田毅鹏：《流动的公共性》，《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
[25]文军、唐亚林：《变迁与创新：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求索》2001年第2期。
[26]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27]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