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大国形象已深入人心，但由于缺少具有独立创新性的骨干企业，中国目前还难称制造业强国。并且，随着中国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催生出冲破原有全球产业链低端束缚的强大内生动力。同时，面对世界主要国家再工业化的热潮以及新技术形态的挑战，外部环境要求我国加速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制造业产业升级。
为突破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低端锁定的影响，在内生动力与外部挑战的促进下，我国政府管理层提出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的中国版工业4.0，而在此之中最主要的“切入点”就是智能制造。
国际垂直分工带来的低端锁定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工程技术的进步，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各个工序和环节，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步取代传统的水平分工，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中，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结合自身禀赋条件以代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然而，依靠代工模式短时间内实现的工业化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可能因初始专业化分工与对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被低端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依靠刘易斯拐点转折前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保持了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然而，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产业链条中处于从属地位。而跨国公司出于垄断竞争等动机，也不希望中国实现在制造业产业上的升级与突破，低端锁定成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更为严峻的是，发达国家的“回归制造业”战略，以及东南亚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在低端制造业的崛起，从高、低端两个维度对传统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期代工模式不仅使得国内企业陷入低端锁定困局，工资、土地成本的上升更从内部因素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挑战，若从动态比较优势角度思考国内产业，那么突破低端锁定，以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升级“切入点”就成为破局的关键。
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链重构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这一比较优势结构促进了大规模加工贸易的发展，也推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逐步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竞争的冲击，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逐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弱化。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本土资本的积累，更是减弱了外资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地位。在加工贸易形势严峻的当下，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带来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劲内生动力。
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至2012年，国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840万降至25773万，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6444元升至42396元，并且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388.8亿元。
可以说，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催生出了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依靠国内技术进步，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能够实现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并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经济增长积累的高素质人才，本土资本已经具备实力参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竞争，重构全球产业链条，打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困局。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的产业链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了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制造业与信息互联网产业的融合，成为突破低端锁定的主要切入点。
突破低端锁定，实现制造业创新智能良性发展
创新驱动与智能转型是中国版工业4.0的主要突破口，绿色智能代表着中国突破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走向未来工业的转型方向。突破低端锁定首先要深入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其次必须重视微笑曲线中品牌销售端与研发设计端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投入建设。
1.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互联网时代，突破低端锁定意味着重视挖掘内需市场，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市场导向与成本导向两种类型，后者则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推手。而本土资本暂时不具有外资成熟的国外市场，这就意味着实现低端锁定的突破必须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的挖掘，以国内市场作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首要服务对象。
同时，信息化将消费端与供给端在网络平台中不断拉近。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从长渠道向短渠道转变。突破低端锁定，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必须重视网络平台建设，从硬件设施与软件研发两个方面实现对制造业实体的支撑，立足国内市场，打造信息化的新型制造业产业。
2.品牌建设推进智能制造
突破低端锁定，产业链传统“微笑曲线”的上游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销售都应该加强重视。必须消除中国制造的“贴牌、代工”形象，缺乏自主品牌是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非真正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在21世纪，拥有品牌竞争力就拥有市场竞争优势，就在价值链分配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在本土资本积累壮大的今天，品牌建设必须要树立国际观，要有长期坚持品牌建设的恒心与决心，以绿色智能的制造业实力坚定消费者的品牌信念，以打造业界标杆的决心推进树立企业形象。因此，品牌建设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智能制造的重要途径。
3.创新驱动实现良性发展
研发创新是突破低端锁定的根本途径，只有本土资本重视在研发与创新上的投入，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新兴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成长中伴随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成本提高，长期代工尽管给中国带来了低端锁定的困局，但也通过技术溢出等渠道为中国制造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定帮助。并且，外资技术溢出不仅体现在对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的帮助上，更重要的是长期标准化生产过程中对技术人才的培养。
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上看，中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已经能够支撑中国制造业在创新研发领域的投入。并且在信息时代，消费者需求能够在第一时间反馈至供给端。这意味着，创新思想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并反映至供给端。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制造业在此平台上能够缩短传统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当然，划时代创新产品的研发制造还是必须依靠强大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支撑，以长期高风险的投入换取真正在产业上的突破与发展，国内资本还必须坚定在人才培养与研发创新中的不断投入，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