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就预测中国会在当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在华投资，并将成为中国的“资本净输出元年”，现在看来，这个结论下得还是稍微偏早。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028.9亿美元，同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195.6亿美元，前者比后者低13.94%，虽然并未实现超越，但是二者的差距创下历史最低点。201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1-6月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60亿美元，同比增长29.2%，同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684.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二者绝对数量上的差距依旧较为明显，这是因为在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的数量和水平也在迅速增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要明显高于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速，所以“资本净输出元年”的到来应该不会很久。
这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结构性变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提出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受限于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在过去30多年间，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上，事实证明，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这种过度强调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的导向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一些行业的过度投资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导致的储备成本巨大、产业结构升级长时间被搁置等，这些问题逐步积累，矛盾严重激化，已经开始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对外出口和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依靠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为主。我国政府适时推出了进口促进战略和对外投资战略，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进口和对外投资，尤其是在对外投资方面，国家简化企业对外投资审批程序，扩大对外合作，从而给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还实施了“一带一路”战略，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些都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释放了积极信号，促进了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对外投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也就是它的影响途径或机制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是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规范和引导的前提，也是政府实行对外投资战略的理论依据。本文就探讨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依据其影响机制讨论政府的引导措施。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对外投资取得快速发展。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逐年增长，并且其增长率高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我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逐渐趋近于外商直接投资，并且有望在不久的未来实现超越，从而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除此之外，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在投资行业、投资国家或地区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性质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一）产业结构优化，但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行业分布来看，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覆盖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5大类，所涉及行业类别广泛，其中租赁与商务服务业372.5亿美元，采矿业193.3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172.7亿美元，这三个行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占全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的71.8%，由此可见，我国对外投资在行业分布上较为集中，但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步提升，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二）地区分布广泛，以近邻为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分布广泛，遍及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2013年数据显示，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0.1%、13.3%、5.5%、4.5%、3.4%和3.2%，其中在亚洲投资中对香港的投资占到83.1%。另外，在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20名的国家中，与中国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就有七个，而这还不包括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所以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地区分布上表现出分布广泛、以近邻为主的特征。
（三）企业类型多样，以大型国企为代表
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体经营、集体企业等，基本涵盖了各种企业类型，其中私营企业家数量在2013年首次超过国有企业，位居第二。虽然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但是受限于其本身的资本规模，他们在总量上与国有企业还是有一定差距。截至2013年末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排名中，在前20位中有19家都是国企，仅有华为公司一家是私营企业，差距十分明显。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这些企业往往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
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首先会影响到企业自身，对企业的生产、管理、经营、利润等产生影响，然后通过企业传导到宏观经济，对一国的投资、就业、经济增长等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宏观经济效应。我国近些年对外投资大幅扩张，即将迎来资本净输出时代，这关系到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选择与制定，并且对于经济效应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让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将对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解为技术效应、投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然后综合考虑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技术效应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具有两个方向的技术效应，一是从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方向的技术传递，被称为技术溢出效应，另一个是从东道国经由跨国公司最终传递到投资者母国，这被称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统上，人们对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关注，因为从投资者选择对外投资的动因来说，大多数基于某种优势，比如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等，而这些优势在东道国将会产生外部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技术外溢，东道国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交流、学习、购买、共同研发等手段来获取这种比自己高端的技术，从而逐渐地扩散，促进东道国在这一领域整体技术的提高。这种溢出效应在国际投资的初始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最初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这种技术优势更为突出，但是现在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加大，学者们日益关注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大多数是在寻找区位优势，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或者内部化优势，所以这些企业并不是为东道国带去了更为先进的技术，而是从东道国获取了更为先进的技术，获取的方式包括对国外公司的跨国并购、从国外购买专利使用权、与国外公司或研究机构共同研发、聘请国外的先进技术人员等，然后通过子公司把这些技术传递至母公司，从而带来投资者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分析我国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效应，主要是考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是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对外投资企业中，也有“要素寻求型”的特征，也就是大多数对外投资的企业并没有技术上的明显优势，这从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像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这些大多数只是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或原料，但他们可能从国外获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像华为、中兴等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也能获得技术提升，因为它们可以与外国机构合作研发与共享。所以，综合来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投资效应
投资效应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这种效应也是两个方面的，包括挤出国内投资和促进国内投资两个方面。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起作用：第一是直接的资本减少，也就是国内资本的实际转移，这些资本本来可以用于投资国内产业，但是现在转移到了国外，固然会造成国内投资的减少；第二是资本成本上升，由于更多的资本投资到国外，导致国内资本稀缺性增高，利率上升，从而贷款减少，国内投资减少；第三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减少国际市场对母国出口品的需求，致使国内经济的需求面相对下降，经济景气度下降，这给国内投资者造成不良的信号传递作用，从而减少了国内投资。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促进效应也通过三个途径起作用：第一是以内部化形式进行的对外投资将会加大对国内环节的需求，因为国内外的环节是配套连接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国外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国内需求增加，使投资者增加国内投资；第二是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促进国内新产品的投资，跨国公司将在国外学习或研发得到的新技术、管理经验等传递至母国，从而形成新的投资点；第三是国内资本的输出为外国资本的输入创造条件与机会，一方面是国内资本的输出会增加本国的开放度，增进国际交流与相互理解，促使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在国际市场寻求最优化配置，也为国际资本进入本国提供更多空间。因此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效应是挤出效应与促进效应的综合体现。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首先，在对外投资中，过剩性产业和内部化形式较多，这会减弱对国内资本的挤出作用。其次，我国在2004年和2013年分别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为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结构性改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风险，央行相继多次出台降准降息的政策，这些都有效地防止了由于资金不足导致的投资成本上升，也给投资者以良好的预期。再次，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例如华为已在全球设立16家研发中心，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3442件，在全球企业中排名第一，截至2014年底，累计获得专利达38825件，这些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也会增加国内投资。最后，我国在推动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在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所以，综合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挤出效应，从而在总体上促进国内投资。
（三）就业效应
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来实现，当国内投资增多，会建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明显的情况下，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国内投资与国内就业是正相关的。如果对外投资导致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逆向溢出效应足够强，强到足以抵消国内投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总体来看，对外投资就会减少国内就业。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过剩产能行业的对外投资，这将会释放更多优质资源，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从而增加就业。我们也需要知道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多大程度上是劳动节约型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常表现为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具有更多优势，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逆向技术溢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充裕的资本，但是其劳动力价格往往相对较高，从而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即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所以逆向溢出到我国的技术还是以劳动节约型为主。雷钦礼（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自1995年以来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资本使用和劳动节约型，同时段远鹏、钟世川（2015）的研究显，示我国资本投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技术进步偏向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因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要绝对低于资本积累的影响，据此可以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就业减少会小于投资促进效应所带来的就业增加，所以总体来说，对外投资对就业也是正向促进的作用。
（四）经济增长效应
对外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指对外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直接地表现为对母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如果考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我们可以用生产函数法来考虑我国的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产出是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函数，而且是关于他们的增函数，所以当三种投入要素同时增加时，总产出也必定会增加，而由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对外投资对国内的技术、投资、就业都具有正向的效应，从而对总产出也就有正向的效应。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如果考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GNP），那么这种促进作用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地域为界进行统计的，实行属地原则，而国民生产总值是以国籍为特征进行统计的，实行属人原则。如果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那么其中中国籍员工的工资和按所有权划分属于中国籍居民的收益等都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但是这些并不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相当于对外投资的经济贡献这一块，GDP比GNP计算的要少，以GNP为标准，对外投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会更大。
投资携货币同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伴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密切，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的数量也逐渐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2014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2.47，同比增长45.4%，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对我国既有好处，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其好处主要体现在可以获得铸币收入、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减小外汇储备压力、更方便利用国内国际资源和市场、国际地位提高等；不利的方面主要是货币政策更加难以把握、受国际市场冲击将会增加、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但是总体来看，其好处还是占据主要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就是我国的对外投资。首先，很多国家为了吸引中国企业在其国家投资，会主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数量、方便性和安全性，比如2013年11月加拿大地方财政部门向全球发售了25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2014年10月英国成为西方首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国家，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为人民币的使用提供官方性的保障；其次，我国积极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为了方便贸易与投资，各方共同努力，纷纷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我国首个境外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为促进在中亚地区的投融资业务的发展，中国积极主导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些都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从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最后，为方便人民币在境外的大规模流通，弥补中国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的损失，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建立了多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比如香港、新加坡、伦敦等，随着中国在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投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所以，我国的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对外投资对企业而言，可以拓展企业的市场范围，更充分地发挥产品生命周期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获取更多利润。对于宏观经济来说，现阶段的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快投资、增加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所以，无论从微观企业还是宏观经济的视角，我国现阶段的对外投资都是有利的，我们应积极迎接资本输出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资本输出是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效益的同时，也给我国的跨国企业和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风险和收益往往是相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敏锐地识别风险和瞄准机遇就显得尤为关键，我国政府也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为资本输出提供更为畅通的渠道和更为优质的环境，以促进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序、快速地发展。
为更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正向效应，政府部门要适当加强引导。具体来说，第一，鼓励能够带来逆向技术溢出的对外投资，比如对欧洲具有较高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与海外共建研发中心等；第二，积极引导产能过剩性行业的对外投资，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同时促进纵向对外投资，提升国内投资需求；第三，鼓励资本与人力同行，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以同步输出劳动力，促进就业；第四，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积极主张人民币在国际计价、支付、结算、融资等领域的作用，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要分清各自的职能，扮演好角色。政府主要是为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包括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金融体系、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为对外投资进行适当引导等；而企业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要积极在国际市场寻求机会，遵守本国和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并注意规避风险，让对外投资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只有企业和政府相互配合，明确各自职责，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外投资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