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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第一个问题,从去年年终开始的增速回落是否已经见底?宏观经济的回落是否已经见底?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了若干年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进展,还是根本没有进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观点非常对立,观点非常不同。

第三个话题可能更重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是林毅夫老师说的未来10年是8%呢?还是有人说的6%,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这个话题也很重要,任何讨论中国经济的运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有人不回答,但是在潜在分析中也做了假设了。

第四个问题,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旧增长点比如房地产、出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我讲到的这前四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只有把这四个问题回答清楚以后,我们对第五个问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政府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对第五个问题回答,完全取决于对前四个问题的分析。

为了能把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想用跟一般放电影和演戏剧相反的方法,我先来透露剧情,先讲结论,再展开一点点讲,然后回过头总结。

我基本观点有4条。第一个观点,经济结构调整向好,拐点已经出现。2007-2009年之间,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有很多证据支撑这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潜在的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至少未来10年在7%以上,这是我的结论,不要认为这是武断的推论,下面我有很多证据。

第三个观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

第四个观点是推论。根据以上三个观点,我的推论是,在短期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要催生新的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把新的发动机装上去。这是我的四个观点。

现在比较主流、比较占上风的观点是三条,第一条是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还会下降;第二条是结构调整进展不大,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靠投资拉动;第三条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因此,增速的下降应该乐见其降。持这个观点的,比如我非常尊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老师,他有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多数派的观点。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判断

首先,我谈一下对结构调整的判断。咱们从数据出发看问题。这张图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徐祥(音译)过去几年下了很多工夫做出来的。这张图反映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到底是多少?居民消费和GDP的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最下面的一条绿色的线,这条线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到2013年是36.2%。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上升了,今年已经达到44.5%了,接近45%。我们为什么跟统计局的数据有差距?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在测算居民消费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低估,越来越不准了。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的时候,用的是家境调查,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手里面大概有7万户的家庭,每年从7万户里面抽出两三万户进行入户调查。这个入户调查为什么不准呢?因为入户调查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被调查的家庭需要和统计局紧密配合,密切配合,事无巨细,把每天的收入和支出从几毛钱的消费到几十块钱的消费都报出来。而中高收入家庭收支情况复杂,时间宝贵,不太愿意和他们合作。在辽宁省搞入户调查时,随机抽样样本,抽到了副处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这些副处级干部说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向你们公布。于是统计局就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加入家境调查,这么一搞就明显存在问题了。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它进行调整。我们用零售的数据,中间的横线是零售的数据,大家注意零售和消费不是一码事,因为零售里面多了集团采购。比如到年底,因为财政拨款快到期了,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用品,赶紧花掉。如果到市场采购的话,会进入零售统计,但是这个统计不应该作为居民消费,是办公用品,这是零售高估居民消费,但是与此同时,零售也错过了居民消费的重要部分。现在很多家庭父母花钱搞家教补课,但补课家教并不在零售统计里面,劳务培训教育服务不在零售里面,所以零售数字也低估了一部分居民消费。还有一条,零售数字算的是规模以上比较成建制、有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小型零售商店就不算了。因此零售这个数字也需要调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集团采购去掉,把教育服务等等服务型的消费重新调整,最后我们算出蓝线,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了。这件事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私下承认,但是说不要引用,他们不想造成系统性的偏差。

各位就要追问了,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了?消费上升另一个反映侧面,是我们的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下降。因为国内消费一上升,出口量就会相应的放缓,进口量就会上升。因此,出口减进口除以GDP,我们的贸易顺差与GDP比重逐年下降,最高的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8.8%。2007年我们的GDP里面,每生产一块钱GDP,8.8元是外国人消费的,这几年一直下降,一直降到2.5%左右。上面那个图消费是2007年拐点,贸易顺差的缩小也是2007年,时间点完全一致。

这张图里面有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2010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去参加20国集团的峰会。在峰会上,各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贸易顺差国要想法设法降低贸易顺差的比重,贸易逆差国家也要降低,当时提的是顺差占GDP4%的目标。我们的领导人和随行的部长们包括央行[微博]行长、财经部长经过一番讨论,觉得恐怕达不到,就没敢签字。事后看来,这几年我们的贸易顺差都在4%,3%以下。

第二个故事,2014年的贸易顺差略有上升,大概接近3%了,大概是3800亿左右,这个比重略有上升。原因很简单,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以我们进口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 3800亿美元,我们去年是10万亿美元的GDP,正好是3.8。咱们就算一笔账就清楚了,我们国家去年原油整个消耗量是5亿吨,其中3亿吨约60%是进口,3亿吨原油乘以7,就是21,大数是20亿桶原油。去年每桶油的价格降了20美元,再乘以20亿桶,400亿美元。去年贸易顺差,如果原油价格不降,我们贸易顺差就是3400,我们还没有算铁矿石,铁矿石铜的价格降了一半,所以去年这个数字上去了。美国财政部是负责汇率的,每年都在计算我们的贸易顺差。原材料价格下降,原油价格下降,对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历年都是贸易逆差,去年终于搞了一个贸易顺差很高兴,感谢原油价格下降。

日本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贸易顺差。自从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以后,日本人不搞核电了,转向大量进口原油,大量进口天然气发电,所以日本过去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去年日本也出现了顺差,就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原材料价格下降,对很多国家是重大利好。

为什么贸易顺差下降,为什么消费比重上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算宏观经济的比重。2006年我们发了文章,当时的结论这个比重上升。下面这根线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上面那个线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逐步逐步往下走,到2010年,基本上是零点。从2010年开始迅速下降,2007年降到了42%,中国经济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对这个问题很多老师做过研究,包括经济系主任白老师也做过研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他从工业经济角度来看。到2007年一直下降,到2007年以后反弹往上走,现在仍然往上走,这是统计局的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劳动收入,但是趋势是没错的。我们2006年就发了文章,我们预测劳动收入下降在未来若干年会逆转。为什么当初我们有这个结论呢?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有大量的劳动力力在农村要进城,这个人数过去是很多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进城的这些农民工或者农民,没有很多讨价还价能力。只要城里面的工作岗位,能给农民工的收入再加上一点路费,再加上一点离开家人,离开孩子的感情补偿就够了,他就愿意进城打工了,这个市场就均衡了。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以后,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个工人所产生的附加值(就是GDP),资本在积累。每个农民工身上背着的跟他一起干活的机器在上升,去年是手动的,今年是半自动化的;去年是电动工具,今年是风动的。所以每个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是由于人太多了,工资一直上不去,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差价,我们过去叫剩余价值,现在叫利润在上涨。利润归到资本所有者,谁是资本所有者?可以是民营企业家,也可以是国有企业,反正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工,这就是当时下降的一个原因。

我们推算,到一定时候,农民工不愿意干活了,不愿意进城了,除非加工资,那时候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就开始上涨了。这是我们结论,也是我们的模型。2006年,我们还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历史数据,发现了U型规律。我们预测未来若干年,两三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2006年发的文章,数据是2004、2005年的,结果到2007年的时候就上升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跟消费是一致的呢?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靠劳动,所以劳动收入一上涨,消费就往上走。这件事跟网购完全一致。衣服是第一大网购对象,因为实体店的衣服太贵,网购价格就很便宜,所以京东和淘宝争的是衣服市场。普通百姓买不起高价产品,主要是在网上买衣服,所以推动了网购,这是大众消费。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了,那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愿意出来打工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件事,现在仍然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有人认为没有。蔡昉专门研究这个,他也是50人论坛成员,他的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做了一个图,这也是徐祥的工作,你看这个黑线是转移劳动力与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现在接近35%了。这个数字不能证明农村就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村需要保有多少劳动力,我们不知道农业生产最终需要多少劳动力,咱们不知道,但是趋势是很清楚的,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红线代表整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在缩小,进城打工的和留在农村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千真万确的数字。我给你一个证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红线从2008年开始出现,红线是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包括进城打工的收入,蓝线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开始两个同步了。一般来讲,在2008年之前(2004年是例外),农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这两个同步增长,到2010年逆转过来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很抽象,这个数字跟我们很近。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包括金融系、会计系所谓就业前景比较好的毕业生,毕业工作的起薪现在比不过在清华大学校园做建筑工作的工人收入。他们是包吃包住税后收入至少五千,熟练工人一万,相当于你找一份月薪在一万五以上的工作。当然工作条件不一样,我们的毕业生恐怕不太愿意去建筑工地,要去的话也不能在学校里干活,那多不好意思,但是这是事实。蓝领工人的收入,至少是起薪,将超过白领工人,这将会长期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明显。1993年我去台湾,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高工资、高收入的蓝领工作岗位空缺,必须找菲律宾的移民补充。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学而优则仕,都不愿意去干粗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巴不得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人,农村人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是3.3倍了,现在开始有解了。这个图再延伸一下,还有一个结论,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如果用基尼系数算的话,基尼系数变小。因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农村和城市。就像我们这间教室的同学收入差不多,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教室之外的同学们收入比咱们低,如果教室里人的收入水平低过他们,整个的收入水平就拉平了。国家统计局前年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中国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网上骂声一片。数据不可能造假,只是他们想到的是城市情况,城里内部收入差距可能拉大,也可能农村内部拉大。但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距应该在缩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消费在提高,出口比重在下降,城乡差距在缩小,跟这个图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图。出口拉动经济的动力在逐年下降,2012年、2013年都是负的。同时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也在下降,投资的贡献从2009年的88%,下降到2013年的54%,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消费在贡献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现象。居民消费按比例在上升,劳动收入在上升,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然后出口贸易顺差在下降,这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那么作为重要推论,我认为这一系列的调整,正向往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而不是政府政策带来的。在徐祥的文章里面,我们还做了计算,国家搞了一个农村医保全覆盖,假设政府给农民提供了医保,农民把这方面的钱都转向消费了,它能解释的消费增长都是个位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我的意思是说,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发力了。正如世界银行[微博]前副行长,哈佛大学教授,结构经济学的鼻祖钱大理(音译)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出现调整,到了这个阶段,并不是政府政策发力。所以要保护,要呵护这么一个趋势。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到底在哪里?刘世锦主任强调,未来10年要降到6%以下。他的观点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他有一个说法,要做多驾马车同步降温,消费要降温,生产要降温,投资要降温,出口要降温,我表达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多只靴子要落地,这是他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讲的。他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是产能并没有落地,靴子还没有落地,还在削减,还没有下来,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蔡昉的观点,劳动力的增速在下降,劳动力不增长了,经济增长肯定会下降。认为到2015年全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就开始下降了,因为人口逐步出现老龄化了。

第二个观点,社科院余永定老师,也是50人论坛的成员。他说劳动生产率增速在下降。IMF[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副总裁朱民(音译)也反复讲这个观点,他说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余永定老师讲,GDP无非是劳动人口总数乘以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人数乘以每个工人的产出,这两个都在降,增长也要降。这是很符合逻辑,逻辑内部是很严谨的。

第三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刘世锦主任反复讲的,说经过仔细的研究,全世界有13个国家在过去四、五十年之内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他们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当人均GDP超过1万1千美元之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1万1大概就是智利的水平。智利是拉美里面比较好的国家。这个国家管理的很棒,比欧洲还要欧洲。

话说回来,根据以上这三个理由,我想讲讲我的观点。首先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现在及未来五六年)的因素是什么?是在生产这一侧,还是在需求这一侧?换句话讲,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跟不上,还是因为没有需求?显然是没有需求。今天的中国市场,基本上每一个产业都是产能过剩。重化工不说了,消费品手机、汽车,基本上都是产能过剩的,所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解释为生产能力增长慢了,实际上这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下降的元素。你要解决的是消费,买房子要限购,买汽车要摇号,不是生产能力跟不上,而是总需求侧出问题了。中短期谈劳动力这个因素为时过早了。

第二条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素质确实很高。你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就会特别有感触,我讲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了。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我非常好奇,在一家印度餐馆吃饭,发现里面还有东北人。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来修路的,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修一个德里城外相当于北京的四环路。我问修多久了?他说修一年多还没有修完。我问你们的工人是从哪来的?他说主要是来自国内。这我就不理解了,印度工人便宜,工资比中国工人低五六倍,甚至低十倍,为什么把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他说你不知道,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没劲儿,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而我们的工人一口气干6小时,周末还干,干完了存了钱就回老家了。我们的工人效率高。

印度的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印度的文盲跟中国的文盲定义不一样。中国的文盲,我不知道标准是100字,还是150字了,有一个标准,你认识200字,或者250字就不是文盲了。印度的文盲是什么?如果你签字的时候,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就叫文盲。如果按印度标准,我们阿Q就不是文盲了,阿Q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个圈,画的很圆。中国劳动力素质很高,而且这几年还在提高,我们一年7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学工程,而且我们工科院校毕业的毕业生相当于西方国家工程硕士的毕业生。我们是正经学数学考进来的,西方学工程的本科生都是后两年学五六门就算工程的了。芝加哥大学是好学校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只要能学4年经济学的课,就是经济学毕业。我们不止4门课,如果我们经济系学生学4门课,经济系学生就闹翻天了。这个老师说要学计量,那个老师说要学资本论,有的要学宏观经济,有的要学微观经济,公共财政必须也要学,各科老师一吵,起码要上七八门课。

我们的专业训练很好,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工科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不行。我到德国去访问,碰到好多清华校友,他们是清华本科毕业再到德国学工程。我说德国人工科厉害,你们在清华的工科训练和读研[微博]究生阶段与在德国学工程的本科德国学生比怎么样?他说不要提了,他们基础训练比我们差远了。比如说看一个公式,看一个积分怎么弄出来没反应,我们一下就有反应了。但是德国人从小周末就跟爸爸学修汽车动手能力强,总的来说我们素质不差。所以我反驳,我说不能简单看劳动力,因为现在我们的制约因素不是供给,而是需求。而且就算是供给方,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是很快的。

劳动生产率这个观点怎么反驳?我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讲技术问题。劳动生产率这个数字很好玩儿,它是顺周期的,当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涨的非常快,而今天中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这个时候,这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这是宏观经济基本道理,你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一定是慢的,它是顺周期的。就好像一个人,生了病了,胃口就变小了,你不能说因为胃口变小了,就生病了,这个道理是不对的,你去算劳动生产率。

1986年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学的博士生基础课叫做宏观经济学,是曼昆讲的,第一次听他讲宏观经济学。王一江、胡祖六、樊纲还有我,四个人一起上课。当时我们说曼昆老师上课太简单了,没有公式,什么都没有,我们听了以后觉得不过瘾。他有一节课专门讲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是顺周期,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我们每节课下来讨论,我跟樊纲说曼昆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讨论顺周期、逆周期有什么意思吗?不懂,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争论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带来了经济周期,还是经济本来就有周期。就像凯恩斯讲的,经济周期出现以后,才有了经济顺周期。当时老师引导我们讨论这些事,我们还不理解。所以我坚持认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顺周期的,为什么顺周期,我讲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工厂生产电脑,经济好的时候,电脑产量上去了,销量很高,这个时候工厂不可能雇工人,因为活多人手少。工人们加班加点,工作效率提高发奖金,这时候按人头算,每个工人生产电脑量上升。相反,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电脑销量下降,我们会解雇工人吗?也许会,但是肯定不敢大规模解雇,因为这是大事。但是产品销量下降往往超过工人被解雇的速度,所以生产效率一定是顺周期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两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未来的劳改生产率就下降,从此就是这个趋势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顺周期。

下面我讲一下关于人均GDP的观点。我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的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换句话来讲,我们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大国的领跑者,人均GDP5万美元。据我所知,全世界凡是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人均GDP超过美国。德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80-90%,日本人均GDP曾经达到90%多,澳大利亚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超过美国,但是很快就跌落回去了。这些发达国家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行的发展,总有百分比的差距。

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技术都是我们不断学习的对象。美国人搞facebook,我们搞微信;美国人搞twitter,我们搞微博;美国搞雅虎,我们就搞搜狐、新浪。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包括零售像淘宝应该超过美国了,但是我们制造业,其他的行业还在赶超。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谈人均GDP是多少,而是要谈差距。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人均1万1千美元不是拐点,等我们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才是拐点。我们认为,要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必须考虑这么几个因素。

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考虑因素

第一,必须考虑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今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美国是5万,我们是1万左右,我们是美国的19%。我们要看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当人均GDP是美国19%的时候,他们具体是什么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目前的人均1万1,1万2来算。

第二,要考虑人口与制度的禀赋。国与国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和人口素质,决定自身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长期属于顺差,财政基本上有盈余,没有赤字(所谓有也是假赤字)。社会储蓄率比较高,注重教育,人口素质比较高,同时经济开放度非常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

这个图最上面那个线,是日本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是100%的话,日本在1992年、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85%左右,现在跌到了70%。最上面的蓝线是日本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多少。中间那两根线是中国台湾省和韩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均GDP已经非常接近,而且达到了美国的70%,他们的增长速度放缓了。韩国这两年增长速度和美国差不多,只有2-3%,这个不奇怪,人家跟美国差距很小了,这应该是很高了。台湾也一样。我们是这条红线,今天不到20%,这里面没有什么理论,就是基本的事实。

当东亚经济体分别达到美国GDP19%的水平时,他们的增长速度是怎样的?日本1956年左右达到了美国19%,在5年之内增长速度是8.6%,5-10年之间增长速度是9.4%,10-20年,在第2个10年以后,增长速度才降到6.9%。到了20-30年降到了4.3%。韩国达到美国人均GDP19%的点是零点,零点往后推5年,韩国是10.8%,5-10年8.6%,10-20年6.3%,然后是4.0%。台湾地区8.9%,10.7%,8.2%,6.2%。我们和他们可以相比的就是第一条线,在达到美国人均GDP19%水平之后的下一个5年,这三个都明显超过7%。这个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潜在增长速度不至于那么差。

下面这个图我们做了两个途径,上面的红线,按照东亚模式增长,以美国GDP100%为假设,在未来35年,中国的增长路径是什么样的。下面的蓝线是假设中国很不幸,落入到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式,我们将怎么发展。我们把拉丁美洲国家达到美国人均GDP19%以后的增长路径拿过来做比较,2050年我们应该达到美国的40%,可能还会下去一点到35%,可能落入拉丁美洲的陷阱。按照最悲观的情形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的40%甚至跌到35%,但是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4乘3.5,我们的经济总规模将是美国的1.4倍,这是最悲观的情况。假如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按东亚模式发展,到2050年,中国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4乘7.5,我们GDP就是美国的3倍,这个情景是很吓人的。

有意思的是,从2015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这两个路径没有区别,即使按照最悲观的拉丁美洲模式,我们也能够按照7%、8%的速度增长。分水岭可能出现在2026年,也就是下一届领导上来才会出现这个结果。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要对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如果大家认同我的观点,也许就要问,为什么现在的增长速度下滑?我们的解释是,这个增速下滑不是潜力在下滑,而是周期性因素影响,或者出现顶风,或者出现逆风,或者路面情况不好,属于周期性、短期因素。我认为有三个短期因素出了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过去几年房地产过热,房地产商提前把房子卖了,现在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5平米,89.9%的家庭至少有一套住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是15%,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降到10.5%,拖了后腿。尽管今年有救市政策,但是前几年房子卖多了,这几年要消化,我相信今年还会拖后腿。

跟房地产逆相关的是理财股票。现在投资理财增值保值的兴奋点已经不是买房子了,而是转向了理财和股市。理财产品4%以上的回报,如果你手里有三、四百万人民币,你可以买信托,7%的回报。我看房地产到明年6月份以前也很难翻身,我说的是整体的形势。

第二个因素国际形势。这点我同意林毅夫老师的分析,除了美国、英国之外,现在全球经济都在下滑,因此也拖累了中国经济。这几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少有的低于整个GDP的增长速度,什么原因呢?大家都不清楚。我推测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开始反思全球化,美国搞再工业化,搞制造业,美国减少能源进口,转向搞自给自足,因此很多国际贸易就转成内部贸易了,这对中国很不利,所以国际形势不好。

第三个因素也不能忽视。现在缺少正面激励,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也不愿意发力,生怕发错力,怕出现腐败和违规,这是事实。现在负面的抓腐败的激励有了,这个非常好,但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力的正面激励缺位。据我了解,目前国务院很着急,希望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大型投资项目赶快启动兑现,但是地方政府却接不下来,他们不知道怎么配套。从前地方政府很会搞配套,搞来一笔钱,今天配套搞水利,明天配套建铁路,东挪西挪,反正都是这笔钱。但是现在谁也不敢了,因为这么干是违规的,要出问题。现在我们鼓励地方政府发债,但是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发债,问题很严重。

中国经济有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是周期性的下降。我们可以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观察中国经济未来5、6年或者10年,到底哪些方面是新增长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三个新增长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有机会参加总理座谈会,我专门讲这个事。我说中国老百姓(50.45, 0.00, 0.00%),至少城里的老百姓缺的是公共设施。比如北京市民家里电视机尺寸平均比英国伦敦家庭的要大,住房面积恐怕也不比伦敦差,家里的整洁程度肯定比美国、英国都要好,进门要脱鞋,装修很漂亮。但是差的就是出门环境很糟,空气污染,堵车,刮风下雨,路上就有大麻烦。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稍微有一点地震,房子就垮了,学校也垮了。2013年,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是88,美国是93。但是每百人的宽带拥有量,中国只有13,美日欧是33,这个是数量级的差距。宽带是公共产品,手机是私人产品。

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根据这个数字,我做了一个测算,假设花20年时间把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西欧,未来5年,我们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1.5%;如果我们要赶上北美,每年拉动GDP3.1%;如果赶上日、韩,每年可以拉动3.9%。这个数字目前的确是一个缺口。

第二个增长点,产能更新。两会前,2月28日,我们都知道柴静的片子火了一把,柴静不是搞研究的,从炼钢到炒菜都算空气污染,那怎么行。我认为应该用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宏观的因素是复杂的,1+1不等于2,从宏观看问题和微观看是不一样的。APEC会议期间,北京周边的工厂先停产半个月,开会期间,北京才实行了单双号限制,这时候出现了“APEC蓝天”。这个宏观实验告诉我们,治理空气污染,还是抓周边炼钢、炼铁等重化工业管用。今年春节期间,尽管北京几乎成了空城,开车的人很少,到处畅通无阻,30日和大年初一还是出现了严重雾霾。为什么呢?就是周边的工厂没有停产,据说要加班加点把APEC期间停产的损失赚回来,这就是宏观的例子。

泰国的曼谷堵车比北京还厉害,他们的车和排放标准都比咱们低,但是人家到处是蓝天白云,主要是泰国没有搞重工业,都是装配业。 我问他们说,你们只给别人装配汽车和摩托车,不搞自己的品牌,不搞自主创新,能行吗?泰国人说,给人家搞装配有啥不好的,干嘛非要搞什么自主创新?不管怎么讲,这三个宏观的例子告诉我们,北京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周边的重化工业带来的。在北京周边有3亿吨的钢铁生产,怎么办?应该给他们政策,搞置换,把破钢铁厂炸掉,引导投资用德国克虏伯的技术,去建世界上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而且比曹妃甸还要好,水是零排放,自我循环,各种空气指标比城里搞的还好,降尘量是城里正常降尘量的一半。如果我们一年转一亿吨的生产能力,按曹妃甸的投资规模至少要8千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这个相当于今年高铁的开工量。咱们现在是10亿吨的生产能力,至少搞5年,把一半转移出来。但是这个事不要政府干,政府不能直接投资,政府只干一件事,就是狠抓狠罚那些污染企业,让它没有办法生产。同时给河北省政策,让他们在河北沿海深水港建钢铁厂,同时政府稍微给一点政策,把郭台铭引过去,政府不用花钱,这是新增长点。

我再讲一个例子,发电的事。作为负面典型,有一个产业被骂的很凶,就是光伏产业。政府前两年支持光伏产业,现在光伏生产能力过剩,无锡尚德都破产了。但是有一条大家没有看到,今天的光伏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是一条产业链了。我反复求证,问了很多人,在内蒙古,现在有很多地方,沙漠上已经建成了大面积的光伏发电厂,而且可以上网。上网之后,上网电价足够高,以至于这种投资年回报率达到8%。现在的瓶颈是内蒙古人不愿意把地给你,沙漠一旦能发电就值钱了,就要坐地要价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产业成熟了,光伏的电比风能的电还好,白天用电量高时它发电,晚上没有阳光了,人们都睡觉了它也不发电了,跟我们作息是一致的。

在博鳌开会,我问比尔盖茨怎么看未来的能源?他说能源没问题,能源很便宜,比如风能,到处都有,但是它并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是可靠的能源,而可靠的能源价格是贵的。光能就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能源,需要大力发展,这又是一个新增长点。

第三消费。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消费开始往上走了。根据我们的分析,再过四五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够达到50%左右,这就很好了,那时候消费就成为我们的增长动力了。

我觉得,很多搞经济学的同行偏于悲观,他们不太愿意讲新增长点。我反复讲这个事,可能不光有经济学理念的不同,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不是学工程出身的,不关注工程的事,他们看的是总是不行的产业。我更愿意看的朝气蓬勃往上走的产业,愿意看到新技术能取代旧技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看到发展的一面,一定要看到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定向前看,向远处看。经济增长就是旧产业不断被淘汰,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

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怎么造?

这三个产业怎么营造?政府应该干什么?我认为要干三件事。第一件事,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这是当务之急。当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的确确是一个增长点,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我们搞的是各个地方政府自己成立一个投资公司,由政府拿地给他抵押去银行借钱。银行借的都是三、五年短期的钱,有的时候甚至更短,而且利息很高。我们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3倍,可是我们的贷款利率也非常高,动则在6%以上,而美国有3%,4%就了不起了。我们的银行大都是中短期贷款,用中短期贷款给那些二、三十年长期项目,等于就是自杀,非常荒唐,这就是融资成本高的基本原因。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要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比开发银行更彻底,比国开行更彻底。这个基金首先由政府拿一笔钱做担保,拿这个担保向市场发长期债。一旦有政府担保,利率就很低了,债务利率能下来。开发行4%,5%的利率。然后到各个地方搞客观评估,不让地方政府自己说了算。哪个项目好,就给哪个项目投,项目不行就不投。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开,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我很高兴看到总理工作报告里写了投资融资体制要改革,而且今年财政部也做了一个机制,把地方平台欠银行的钱部分转为公开债务,延长周期。

第二是正向激励。对地方官员不能只抓反腐,抓反腐很重要,除了这个以外,还要讲正面激励,谁干的好就要奖励。到了年底,凡是做的好的,地级书记给县级书记发奖金,不要越级发,给客观评价。政府不能没有激励,也不能光靠提拔干部来激励。有研究组织行为学的人讲,光靠提拔是不行的,就好像一个人表现不错,你动员他入党,他问为什么要入党,你告诉他入党将来可能当总书记,这个理由肯定不成立,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太遥远了。我们还是需要正向激励,要加大正向激励的力度。

第三,环保升级。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要给环保部一点自己的基金,环保部认为是靠谱的项目,他们可以自己来补贴。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钱包。如果环保部只是抓违规的话,就变成了人人恨的高级城管了,如果把环境保护部转变为环境保护与发展部,把环保跟发展放在一起就厉害了。否则环保永远搞不好,永远不受欢迎。

下面我总结一下,第一,经济结构已经向好,对这一点我的看法坚定不移,主要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应精心呵护。第二,长期增长潜力仍然较高,不要被当前的短期下降模糊了视线。第三,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明显周期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房地产因素,也有一些必要的短期的干部素质调整、党的建设的因素。第四,短期内重点领域必须加快改革,催生新增长点,用新增长点应对当前的周期性下滑的因素,让动力能够尽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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